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现在在香港客居，写到这里，眼睛也湿润了。
和汉族同志一起饮酒没有这么热闹。酒的作用在于诱发语言。把酒谈心，饮酒交心，以酒暖心，以心暖心，这就是最珍贵的了。
还有划拳，借机伸拳撸袖，乱喊乱叫一番，划拳的游戏中含有灌别人酒、看别人醉态洋相的取笑动机，不足为训，但在那个时候也情有可原。否则您看什么呢？除了政治野心家的“秀”，什么“秀”也没有了。可惜我划拳的姿势和我跳交际舞的姿势处于同一水准，丑煞人也。讲究的划拳要收拢食指，我却常常把食指伸到对手的鼻子尖上。说也怪，我其实是很注重勿以食指指人的交际礼貌的，只是划拳时控制不住食指。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光阴须得酒销磨”、“明朝酒醒知何处”（后二句出自苏轼）……我们的酒神很少淋漓酣畅的亢奋与浪漫，多是“举杯浇愁愁更愁”的烦闷，不得意即徒然地浪费生命的痛苦。我们的酒是常常与某种颓废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颓废也罢，有酒可浇，有诗可写，有情可抒，这仍然是一种文人的趣味、文人的方式，多获得一种趣味的方式，总是使日子好过一些，也使我们的诗词里多一点既压抑又豁达自解的风流。酒的贡献仍然不能说是消极的。
至于电影《红高粱》里的所谓对于“酒神”的赞歌，虽然不失为很好看的故事与画面，却是不可以当真的。制作一种有效果——特别是视觉效果的风俗画，是该片导演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与中国人的酒文化未必相干。
近年来在国外旅行有过多次喝“洋酒”的机会，也不妨对中外的酒类作一些比较。许多洋酒在色泽与芳香上优于国酒。而国酒的醇厚别有一种深度。在我第一次喝干雪梨（些利、chery、dry）酒的时候我颇兴奋于它与我们的绍兴花雕的接近。后来与内行们讨论过绍兴黄的出口前景（虽然我不做出口贸易），我不能不叹息于绍兴黄的略嫌浑浊的外观。既然黄河都可以治理得清爽一些，绍兴黄又有什么难清的呢？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葡萄酒要搞得那么甜。通化葡萄的质量是很上乘的，就是含糖量太高了。他们能不能也生产一种干红（黑）葡萄酒呢？
我对南中国一带就着菜喝“人头马”“XO”的习惯觉得别扭。看来我其实是一个很易保守的人。我总认为洋酒有洋的喝法。饭前、饭间、饭后应该有区分。怎么拿杯子，怎么旋转杯子，也都是“茶道”一般的“酒道”。喝酒而无道，未知其可也。
而我的喝酒，正在向着有道而少酒无酒的方向发展。医生已经明确建议我减少饮酒。我又一贯是最听医生的话、最听少年儿童报纸上刊载的卫生规则一类的话的人。就在我著文谈酒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到饮之的愿望。我不那么爱喝酒了。文化大革命的日子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又是一种什么境界呢？饮亦可，不沾唇亦可。饮亦一醉，不饮亦一醉。醉亦醒，不醉亦醒。醒亦可猴，可孔雀，可虎，可猪，可石头。醉亦可。可饮而不嗜。可嗜而不饮。可空谈饮酒，滔滔三日，绕梁不绝，而不见一滴。也可以从此戒酒，就像我自1978年4月再也没有吸过一支烟一样。
1993年4月写，时居香港岭南学院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文明的存在和失落
余秋雨卷
世纪思考：文明的存在和失落
——“千年巡拜”演讲会总报告凤凰卫视为迎接千禧年来临，特别摄制《千禧之旅——从奥林匹克到万里长城》节目，并邀请余秋雨教授全程参与。1999年9月28日，余教授随着摄制队从香港飞往希腊雅典，在那里会合四驱车车队出发，途经埃及、以色列、约旦等文明故地，最后到达终点站万里长城的八达岭。“演讲会”于2000年2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我们千禧之旅的出发地也是归结地的香港，来给大家谈一下我们千禧之旅的概况和我参与的活动。
就我的写作过程来说，在千禧之旅中，我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状态，是在一种我完全不知道的旅行历程中，每天走，每天在车子上的时间是十五到十七个小时，每天还必须写一篇，一篇也不能拉，不能生病，不能脑子晕了，不能想睡觉……这种写作状态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这是一群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旅行，我说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指的是大陆、香港、台湾都参与了。整个旅行是由组织者——凤凰卫视，带动着这么一群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去拜访那些曾经和中华文明同时存在于世界历史上，但现在却已经衰落的文明故地。去看一遍的理由比较复杂，我可以作这么个比喻，一个马拉松运动员已经跑了几十公里，跑到最后不小心进入了一个百米短跑赛场，这时很多新的运动员加入，和这个已经跑了几十公里的马拉松运动员比赛，赛场的运作规则完全根据短跑项目的运作规则。中国在近一两百年里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们经常和欧美作对比，和澳大利亚作对比，这个对比是需要的，在对比中显示出我们中华文明的各种毛病。但是在显示毛病的时候我们还感到有一点不公平——因为我们已经跑了很久很久，而你们才开始。我们跑的情况如何，只能以当时和我们一起跑的对手来作证明。但是那些对手却不知踪影了。
◎带着难言的委屈探寻文明故地
这种难言的委屈让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合适的年代有一群他们的后代，去寻找一下曾经和祖先一起跑过的那些文明的遗迹。我们可以去想一想，那些文明曾经失落在哪一个山头，它们失踪的理由何在，这个失踪的理由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是不是也存在过，那么中华文明是怎样回避的？我们为什么没有断绝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人这么走一圈，走一个地方还不足以概括我们中华文明的存在状态，一定要把所有的文明整体上扫描一遍后，才能了解到我们中华文明作了怎样的文化选择，因而避开了那么多的麻烦。这样对中华文明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仅仅了解我们自己，也可以了解祖先的老邻居们，由此了解世界的文明史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文明发展过的地方，曾经特别繁荣过的地方，现在却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方。这个规律何在？这个规律里一定埋藏着一个让我们很难过的答案，就是文明一旦衰落，可能比不曾有过文明还要糟糕。那么这个文明所造成的后果，为什么会这样？这一连串问题，让我们进入了思考，所以我们就出发了。
出发后我们遇到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情景，那是我们预先没有想到的。第一，我们过去走的路线，往往是坐飞机去某个首都，那都是一些重要的现代城市。按照我的说法，就是一个现代文化的神经网络。但问题是，现代文化的神经网络和古代文化的神经网络是两个网络，有的地方有交错、有重叠，但整体上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选择一个特殊的交通工具。当然不能坐飞机去，那样的话，我们进入的是一个现代的经络系统，它不能说明古代文明的逻辑构架。比如我们到伊朗去，如果坐飞机去，首先到德黑兰，第二步到大城市伊斯法罕。我们知道伊斯兰文明的重镇是这两个，但是，我们要寻找古波斯文明，重点就不在这两个地方。波斯文明在它们的南面。那一带，需要开吉普车，在非常艰难的道路上，去寻找那些废墟，寻找那些连它们的导游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寻找那些它们的新闻官努力要阻止你们去看去走的地方。我们终于发现，我们过去所了解的现代文明其实只是一些“点”，而在这个点之外的很多面呢，现代文明其实没有笼罩它们。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国际政治中看到像模像样的国家，相当的一部分，政府的实际控制的范围很小，这和我们过去所了解的欧洲、美国，包括这里的中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从西亚到中亚到南亚这么一路过来，有很多国家政府控制的范围不大。这样我们就要经过大量的反政府武装势力控制的地区，经过大量的贩毒集团控制的地区，要经过大量的当地的庄园主或地主武装控制的地区，进入土匪控制的地区。我们的车队很多时候是在那些地区走。好几次，中国大使馆的人劝我们：“那绝对不能去。”还有一些媒体的朋友说：“我们到这儿十几年了，从来不敢到那些地方。”他们拿出资料给我们看，说：“两个月内，六批外国人被绑架，你们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七批？”我记得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恐怖的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都不相信。一个记者拿出新闻稿子给我们看，“你看五天前，你们马上要去的地方就发生了贩毒集团和三十九个警察战斗了两个小时的战报，三十五个警察死了，四个活了下来。”当时我们虽然有两名警察保护，但是三十五个警察都死了，那有什么用处？这的确非常恐怖。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工作包含了生命历险
◎文化工作包含了生命历险
我刚才说的这两种不便，一个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经络系统的不同，使我们不得不离开现代的交通程序，进入只能凭借车轮滚动的状态；第二个不便是，很多国家的政府实际控制能力和范围都非常小，为进入古代文明的经络，我们不得不进入很多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段。所以这样的一次千禧之旅的文化考察，实际上是一次文化历险。
中国的学者，如果说和西方学者有什么重大差异的话，就是在生存方式上，西方学者愿意把那么多力量放在田野考察上，拿着相机、笔记本，在外面行走；而我们中国学者，比较习惯于足不出户，在书斋里用功。这个区别就比较大了。我们在千禧之旅的行走过程中，就想到，我们古人“行万里路”的告诫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个时候的行万里路比我们现在的行万里路艰难得多。
所以作为一个教师，我希望年轻的学生，如果你“不幸”选择了文化工作的话，那么就要下决心，因为这里面包含着生命的历险，而不是仅仅找一个图书馆里的安静工作。图书馆工作型的学者永远是需要的，但是在任何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一定是有很多人走在路上的。如果抬起头来仰望唐代文化，可以发现当时是最多文人在路上走的时代。当时有那么多边塞诗人，包括我们经常讲到的李白、杜甫和玄奘和尚，都走在路上，而书斋里的文人并不太多。我们这次考察，对于要去的地方事先并不陌生，从小就从书本上反复读到，但一到实地总是大吃一惊，可见亲身抵达文化现场获得全息信号是多么重要，几乎可以颠覆文本。
关于文化内容上的思考，就更复杂了。我们这次一路走过来，几乎经过了文明的所有发源地，但是除了希腊让我们还比较满意外，后面愈来愈不满意，是整体的不满意，而且是每况愈下。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讨论这么一个问题，讲到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