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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张咏录音整理，并经余秋雨教授审阅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我的中学老师们（1）
我的中学老师们
从小学到大学，我有好几所母校，中学就有三所，正巧今年都遇校庆，我轮着走了一遭，感慨很多。
这些年，经常有记者问起我早年求学的经历，到台湾演讲时更有不少文化界朋友对我的知识结构的形式过程产生好奇，我自己也会站在今天的高度以评判者的眼光对我们这代人受教育的全部可能性进行审视和分析，而答案往往是暧昧混沌的。无论是想到课程设置还是教育时间，都会忍不住地摇头叹息，最后，终于把思绪停驻在许多老师的面影上。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在很难完成教育的环境和气氛中比较像样地完成了教育，原因只能在老师身上找。
我是1957年刚刚十一岁时到上海读初中的，那所中学的校园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但当时学校里的第一景观是飘飘拂拂的大字报，我们看不懂，只在纸帘间窜来窜去，捉迷藏。记得第一节课是音乐课，老师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便张口领唱，他的声音那么漂亮又那么沉闷，我们已知道，他刚刚被评上右派。
没过多久，课程很难正常进行了。大理石喷水池已停止喷水，边上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了一个炼钢炉，高年级学生养猪炼钢，我们的任务则是到街上拾捡破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当时全民都在炼钢，我家住的里弄铁门和各家各户阳台上的铁架已全部砸下来充作原料，我们这些孩子再到哪里去找铁呢？谁拾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就如获至宝了。捡拾了几个月所得寥寥，而喷水池旁炼出来的钢更是一团丑陋不堪的黑疙瘩，于是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转移方向，让学生进附近的工厂劳动，说是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能老坐在课堂里读书。老师们出发了，到一家家工厂去商量，希望他们能接纳我们劳动。这么多十岁刚出头的孩子涌到车间去，既无劳动能力又极不安全，工厂理所当然是不欢迎的，老师们只能红着脸一次次恳求，一直恳求得那些厂长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师而感动起来，才迟迟疑疑地同意我们去劳动几个月。毕竟不行，工厂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师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这么一家家工厂轮着转，初中三年，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劳动之外也上课，老师们知道时间无多，总是像抢夺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上课时间抢在手里，精琢细磨。那些老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就在劳动的夹缝中，赶忙三年，我们的作文写作能力已可达到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数学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来就可与同学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画出一道著名的几何学难题，吵吵嚷嚷地证明起来。
读高中我换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女子中学，刚招男学生，校长复姓端木，听说是著名右派储安平先生的太太，英国剑桥出身。我们进校时她当然已不能做校长，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她忙忙碌碌的身影。直到前些年才在报刊上知道，储安平先生被评上右派后失踪，去向至今是个谜。这么说来，我们当时看到的那个身影，隐藏着多少难以言表的悲怆啊，但我们完全不知道，连一丝安慰的目光都没有给老师。老师，那些年每次给我们讲完课，您都在想方设法寻觅你亲爱的夫君吧？每天深夜，面对我们作业本的，经常会是一双蒙眬泪眼吧？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我的中学老师们（2）
接替端木老师担任校长的也是一位女士，一身土布衣衫，抗日战争时在上海郊区参加过游击队，给我们作报告时全是很难听懂的农村口音，但她很少作报告，要作也就是几句，说自己没有文化，要我们好好读书。她走在校园里脸上没有表情，显得拘谨和胆小，但一见到学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满脸笑容。这位校长的好处是从来不干涉课堂内容，而老师们则趁机离开正式课文加入大量“课余辅导教材”。正式课文里，语文以社论为主，英文以口号为主，而通过“课余辅导教材”，我们悄悄地学过了全本《论语》，背诵了屈原的《离骚》，甚至把那本当时不知怎么进来的EssentialEnglish一至四册学完了。英语老师孙珏先生以异样的热情坚守伦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国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们也大体知道了美国口音是怎么回事。
今年几次校庆，我每次都是带着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重新踏进离开三十多年的校门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回忆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给老师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老师们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复述一遍都觉得不舒服，可以笑谈的只有一件：我们的数学老师曹惠生先生以关心政治而著名，在我们读书那会儿他已经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连拿粉笔的手势都像音乐家拿指挥棒一样漂亮，惹得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女同学们老会傻傻地看着他发怔。“文革”一来，他就没有一点是处了，一连批了几年，最后终于又要他上讲台，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目的是为了把数学课教下去。于是在第一堂函数课里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概念引了进来：“我们上海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江苏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为四小撮阶级敌人……”他以为这样讲课总算是关心政治的了，没想到一下课就遭批判：“上级从来只说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你却闹出了四小撮，分明在为阶级敌人张目！”这位数学老师从数学逻辑上怎么也解释不通，为什么处处一小撮加在一起还只算一小撮？这次我一进校门口就遇到了曹老师，才问候两句便想证实上面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曹老师正式道：“传错了。我当时不是说四小撮而是说五小撮，我一共举了五个省市。”
曹老师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但居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想根本原因是当年天天盯着看，学生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还非常纯净，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会失去底本。当然这是对主课老师而言的，而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边、站在楼梯拐弯处，企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企盼，便快步赶过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如电击火溅，有时居然真的在半秒钟里回忆起来大声呼出，于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微微颤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让老人失望。这时我想，做一个学生，什么错误都能犯，却万不能在毕业多年后面对一位年迈的老师时叫不出他的姓氏。
有一位老教师在操场角上注视我好一会儿了，赶紧迎上去，“李——”我正想亲热地叫他一声“李老师”却又立即收口，因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绰号：李卜克内西。学生们都会调皮地给老师起一些绰号，大多是从老师的讲课内容中引发出来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生物学老师叫做“草履虫”，真是大不敬。这位老师是教世界历史的，讲到李卜克内西时发音特别顺溜悦耳，于是就有了这个绰号，他究竟姓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学生就听到传言，说这位老师原是旧社会的一个著名法官，《八法全书》的编著之一，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这样一个大人物怎么落到中学教历史来了？我常常在课堂上好奇地注视着他的目光。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我的中学老师们（3）
他的目光，平静而忧郁，飘渺而苍凉。当时我已经对哲学发生兴趣，有很多问题弄不懂，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至今记得那天拉住他请教时他那多重的惊讶，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将我拉到树丛边，快速地向我推荐了一本外国哲学书，而且告诉我在哪个图书馆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记得，而且说，他每次看到我的名字时总想转告我，那本哲学书有几处错误。“我不姓李，叫杜羡孔，老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
老人们的情况，最应该多问又最不便多问。没见到几位当年最熟悉的老师，暗自忐忑，却只敢在热烈的场面留半个心眼悄悄搜寻着。多搜寻到一个，多一份惊喜。我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已于去年逝世，今天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地赶到校庆会场来找我，她是穆尼老师的女儿。她说，穆尼老师临终前几次留话，要把他的藏书全部移赠给我。我和同学们一听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近似图书馆的庞大蕴藏。穆尼老师终身贫寒，全是为了购置这些书；他的家庭几十年来一直局促在难于转身的狭隘空间里，全是为了堆放这些书。他藏书的唯一功用，是使某间教室里的语文课，内涵更加深厚；而当他无法再用这些书籍备课的时候，也就不犹豫地决定把它们全都交给某个他认为成绩较好的学生。我当然不可能真的去接受这份无价的馈赠，何况我现在连自己的藏书也已经完全无法对付，但面对穆尼老师的女儿我还是不能不心情沉重：毕业那么多年，我去拜访老师也就一两次罢了，而老师的遗书却突然使这架人情的天平严重失衡。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大多已无法弥补。
蓦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面走来教化学的姜青老师，我化学成绩不好，三十年后还保留着对她的畏惧。姜老师清瘦典雅，依然戴着那副眼镜，笑得那么高贵。“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说，“几年前，你还在做院长（编者按：作者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我在一家饮食店里遇到你们学院的一帮学生，他们大声喧哗，不按次序，把先来的顾客挤在一边，而在他们的喧哗中又老是夹杂着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过去要他们遵守秩序，并且告诉他们，做你们院长的学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们院长的老师，有资格教育你们——你看，我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我连忙问，结果如何，姜老师说：“这帮孩子不错，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说成骗子骂我一顿，没有，他们立即安静了，乖乖地排到了我们后面。”我安慰地笑了，想像着姜老师柔声柔气间的威仪，三十年前在化学课上就领受过的。
但是姜老师，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从学生我不小心出了一点小名，竟然有好几个从未给我上过一节课的人热衷于充任我的师长，编造我的行迹，而且越说越离奇。我的名字，那个过去在课堂老被你批评或表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