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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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方-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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砻挥辛恕5谌�60本“中国当代文化生态”丛书,这个极其重要。我要想纠正西方一种观点,就是认为19世纪以前的中国的文化是伟大的,19世纪以后的中国的文化是西学的。我们所有的东西,你要唱卡拉OK,对不起是日本的;你要做行为艺术是欧美的,你要做任何一种东西才发现都是人家做过的做剩的,但是我们玩得还挺开心。中国的是什么?很多人说,既然是全球化就没有什么中国的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问题是谁在化?化给谁?最后你是否被化?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那全球化的鼓吹就是居心叵测。

    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翻译这260本书,比如说建筑生态、诗歌生态、散文生态、电影生态,它向西方告诉当代中国已经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有自己的民族的创痛,有自己的精神的痛处,同时也有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其实,在我看来,“文化输出”在某些时候可能是一种策略,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它是一种人类文化传承的方式,甚至就是传承方式本身的一种本体存在。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还是由西方人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相当的奇怪。因为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再也不是冷兵器时代,再也不是热兵器时代,今天是热核兵器时代。设想一下,今天的美国具有摧毁前苏联的核武器,可以摧毁350次,今天的俄罗斯,就是前苏联的,所存在的核武器可以摧毁美国135次,全球的核武器可以摧毁人类100次以上,在今天战争当中没有赢家,既然没有赢家该怎么办呢?坐下来谈,谈什么呢?谈西化吗?谈一种单一的文化吗?谈文化的单边主义吗?不对,应该谈文化的多边主义,文化的多元主义。我们全球的人,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美好的资源,美好的文化都做一番清理,都开始“发现”一下自己。

    中国首先要让整个世界知道,让整个世界了解它的文化。我们输出过文化,但是那是京剧(武打),那是川剧变脸,那是我们的景泰蓝,那是我们的瓷器等等。您注意到没有,这些几乎都是物质层面的文化,难怪西方人才会认为中国只有园林,只有折扇,只有一些他们所说的物质方面的文化。其实我们有艺术文化,我们今天的京昆艺术,今天的古琴正在申报或者已经申报成功世界遗产,我们今天的书法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东南亚。但是您知道吗,前些年中国有一次重要的书法展总评委是位德国人,中国人出让自己的权力到了如此程度,最后这位德国人说,我不认识汉字,我更不懂书法,书法是你们的国粹,应该由你们来评价。中国“西化”已经西到相当的不错了。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革命第二天”我们应该怎样来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我看来,霍金有一种说法,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说,人类活不过不这千年。今年是2004年。为什么呢,地球升温,还有整个环境的污染,还有心灵的失落等等等等,将导致人类非常得悲哀,所以人类今后的惟一办法就是向外星球移民。今天很多学生还在考托、考G向美国移民已经落后了。

    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寿命远远没有结束,人类难道不可以反思一下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坐下来各国清理自己的文化,把文化对话,文化互动,文化多元构成,变成人类大家庭的必然。再也不可能让西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东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北方人和南方人说了算。谁说了算?大家说了算。谢谢大家。

    王鲁湘:谢谢王岳川教授精彩的演讲。我这里一边听,一边也产生了几个问题。实际上王岳川教授刚才很精炼的演讲,在“发现东方”这样一个大的题目底下,实际上在告诉我们,首先为什么要发现Why;发现什么What;然后是谁来发现Who;然后怎样发现How,由于时间的关系他并没有展开。现在我想从三个W一个H中间,我想问王教授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特别强调“谁来发现”这个主题问题。

    王岳川:这个问题是中国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痛,曾经被传教士“发现”过,甚至发现得非常全面,但是到了费正清、欧文这一代学者以后,对中国的那种妖魔化、历史形态化,甚至带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就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回到事物本身,那就是从文化方面的“发现”。我认为发现的主体不应该再是在西方艰难地学到汉语的洋人,而是我们中国自己。也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那是不是就是教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隋唐的那些教授呢?也不完全,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资源可以整合进来,但是相当一部分,这个“发现”需要双语精英和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也就是说具有世界眼光来重新返身来看自己的文化。

    王鲁湘:那么您特别强调这个发现的主体,尤其根据你刚才的讲述,实际上希望个主体就是中国人自己,是这样一种具有双语能力的中国的一些学人,是不是你有这样一种担忧,就是在过去不是中国人,不是这个文化主体本身在进行一种文化的传说的时候,由另外的一个他者来发现,来介绍情况之下,是不是产生了某种误读,而这种误读,是不是对这样一种文化的传说本身会产生了一些伤害?

    王岳川:是的。这样的误读是非常多的,我曾经看了大量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出现的一些文化误读的例子。基本上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了,说中国人梳着长长的辫子,衣衫不整,语言叽叽喳喳永远不清楚,他们做的那种思想的解读也是比较糟糕的,包括像黑格尔这样的学者,对孔子的看法都认为他不是个哲学家,因为他是形而下的,是关注的日常生活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还包括今天的很多西方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解读,基本上都采取一种单边的,带有滤色镜的角度来看的。那么我觉得这种看法可以成为看法之一种,但不能成为绝对的看法。更不能成为一种正确的看法。

    王鲁湘:说到文化的交流,我们听到最多两个概念就是所谓强势文化、弱势文化,或者高位文化、低位文化。就是说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间,一定是高位文化往低位文化进行传播,一定是强势文化往弱势文化进行倾势。现在总体来说,我们还没有摆脱在你说的东方文化也好,或者我们更具体一点,叫东方文化中间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化中间的儒教文化,更具体一点,面对西方的这种基督教文化的时候,它所处的目前还是低位的和弱势地位,那么在这一种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之前,你的这种输出,有可能性吗?

    王岳川:我是比较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怎么说呢,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去过云南的丽江,那么多老外跑到云南丽江去看什么呢?难道看比纽约更豪华的大厦吗?去看比巴黎更美好的夜生活吗?去看比东京更加好吃的日本的料理吗?不是。他们去发现一种人类丢失的精神。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就看见一个老太太从早晨在那晒太阳,他就不理解,他说我们每天的时间非常忙碌,你那么闲悠悠地生活,有意义吗?为什么不可以快点起来呢?老太太没什么文化,就说,小伙子别着急呀,前面就是坟墓啊,慢慢走啊!这说明什么呢?一种是生存的法则,一种是生存的智慧,它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学会了很多生活的技巧和法则,丢掉了生存的智慧。也许东方不能够为这个世界的竞争、抉择提供更多的生产力和机件,也许东方不能够为整个世界弱肉强食提供一种基本的伦理价值,但是东方尤其是包括日本、韩国以“汉字文化圈”的东方在20世纪的崛起,可以对人类提出新的思考,就是说汉字文化圈的崛起是必然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的经济,我们的GDP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经济、科技进一步发达,我想提的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已经非常强盛的时候,而我们的文化还剩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说所有的文化都是“拿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输出”是一手硬、一手软。从这个角度看。我为什么叫做带有更悲情的、更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呢?它包括两点:第一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要铁面无私地批判我们过去腐朽没落的东西,不能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李”,绝对不可以。同时,也要提倡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文化透视能力。就是说要像青年人听见老太太话一样突然大悟,当头棒喝,打破西方的那种单一的、线性的文明观。

    在我看来人类发展有两条线,我称为叫做十字架,一条叫做横轴:过去、现在、未来。换成是我们今天的概念叫做前现代和现代、后现代。因此“追新”“逐后”变成今天每个现代化人的努力和方向,所以拼命地努力努力,这叫做超越,包括赶超英美,都是这种思路。但是要注意到人类还有一个纵轴,纵轴的最下端叫做“功利境界”,中间的境界叫做“艺术境界”,最高的境界叫做“天地境界”。如果一个人终其一生只知道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后现代,那这个人可能是走遍了天涯海角,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幸福,什么叫感动,和什么叫心醉。相反,得到一种超越功利境界的艺术境界,超越艺术境界的天地境界,我们就知道今天的美女作家没有超过李清照、也没有超过屈原。艺术不是说新的就是好,而是“好就是好”。

    王鲁湘:下面请现场的观众向王教授发难,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观 众:您好,我的问题是我国的文化输出是否需要制度化,你觉得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建设?谢谢。

    王岳川:这位同学提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起来五四蔡元培校长,但是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他是教务总长,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如果没有蔡元培把胡适,当时的一大批,包括鲁迅、陈独秀这样的一些思想,能够把它整合起来,贯穿到教育制度当中去,可以说五四精神的传播将大打折扣。今天,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让我头疼的问题。制度性其实换成另外一个问题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这个输出的态度,在我看来最终可能会成为官方的,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但是在目前为止,它只可能是民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使得他思考,总是从一种边缘的、人类的,甚至带有一种悲情的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们只能说,起码我自己这么想,我所能做到的,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来看,我尽可能把这种思想变成我的学生们的思想,或者大家辩驳的思想。不是说把他们的思想变成我思想的跑马地,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可以进行对话的思想。但是至于最后是不是会变成制度性的思考,我想这有待于邓小平所说的聪明人的出现。

    观众:王老师您好,听您的讲座感觉很有意思。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第一个,就是我知道西方对中国文化输出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大概在明朝的时候,像徐光启我们知道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但是好像中国人对西方,西方虽然传教传了这么多年,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发现西方。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才把中国打醒了,让中国发现西方。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王教授您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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