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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刚才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尽管你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它的根源，关于坚船利炮打进来的问题。这个在学术史上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说中国究竟是不是内部生发性的现代性，还是外部强制性的现代性。这个到现在，研究现代化的人都没有解决好，当然王教授也解决不好。但是我更加偏向于中国内部是可以生成某些现代性因素，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完全不具有这样的东西，只靠打骂就可以做成的。起码我看到若干家长打骂孩子弹钢琴，只要他有一天可以造反的时候，他是厌恶钢琴，这决不可能的。中国在明代时候，内部有部分的资本主义因子出现。所以我是偏向这项。
另外，你还提到关于量化标准。“发现东方”严格地说，量化标准比较难，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起码我曾经提出一个在翻译书方面，如果终于有一天，西方翻译中国的东西不仅仅是孔、孟、老庄，对当代中国的，对鲁湘的，对很多著名学者的思想，他们很愿意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量化的标准。
第三个问题就是谈到关于钢琴和二胡。我听了您最后一句话，让我很震惊，就是您学了钢琴，你还会学二胡吗？我现在教的很多学二胡的学生，都学了钢琴，而且不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日本人。我的感觉，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二胡和钢琴不可偏废，我是一个文化多元对话者。我觉得我们这有限的一生非常短，在座的朋友，80年以后您在什么地方呢？我估计80年以后您不在，我也不在了，但是您知道我们还会再重新出现吗？我不太相信，佛教徒可能相信。那既然不能重新出现，我们“过宝山空手而回”，人类那么美好的东西我们都没有触及到，我们在干嘛呢？钢琴和二胡都是我所爱的，是熊掌和鱼我可以兼得。所以我在开心的时候弹钢琴，在忧伤的时候拉二胡，为什么不可以呢。
王鲁湘：下面进入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关键程序，考您的智慧和您的语言表达能力。一句话把您今天的讲演总结出来，只许用一句话。可以考虑一下。
王岳川：发现东方是一种悲情性的说法，这种悲情就在于需要每个东方人充分的“文化自觉”，同时希望西方学者能够在全球化当中，“学会欣赏”差异性的文化。
王鲁湘：好。感谢王岳川教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讲演，也感谢在座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完）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