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
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是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地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
“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啪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１９３２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地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第四章 秘密前往苏联
陈云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他的踪影。
有人说，陈云失踪了。
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中共中央派陈云前往上海，是因为中共上海局遭到严重破坏。
博古、张闻天、陈云在１９３３年１月从上海到江西苏区之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局。但是，由于卢福坦不久被捕、叛变，康生则于１９３３年６月赴苏联，而李竹声后来又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６日晚在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不久叛变。中共上海局只得改由盛忠亮任书记。
此后，中共上海局又几次遭到破坏，到了１９３５年夏，几乎停止了工作。
陈云肩负的另一重大使命，则是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派陈云去完全信得过。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由于中共上海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由于这一联系中断，所以中国共产党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而这一会议又事关重大，改换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了党的路线。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属共产国际领导，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急于派人与共产国际联系。
在陈云之前被派往上海的，还有潘汉年。
一路风险，陈云于１９３５年６月底到达上海。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陈云和潘汉年已到上海，并在上海处于随时被叛徒指认的危险之中，因此决定让他们立即离开上海赴苏联。
１９３５年９月下旬，陈云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
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是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
在大会上发言。
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秘使前往中国，寻觅中共中央。
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三年。在莫斯科时他叫“李复之”，受命去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到了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然而，在他赴苏之前，国民党曾以高额赏金缉捕此人，而悬赏布告上却写着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实，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他是林彪的同乡、堂兄——湖北黄冈人，林彪本名林育蓉。
他的母亲姓张，因此取名张浩。
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可是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特使回国之际，曾起过重大作用。
第五章 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陈云回到延安不久，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便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９－１４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于陈云来说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
另外，会议还决定，陈云接替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就在这时，陈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支持毛泽东呢，还是支持王明？
王明在回到延安之后，俨然以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颐指气使，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陈云虽然跟王明在莫斯科共事了一年多，他并不支持王明。
陈云在回到延安之后，是相当谨慎的。尽管陈云在莫斯科多次见到过斯大林，跟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也很熟悉，但是他绝无王明那种“钦差大臣”的派头。
当时，从四面八方，大批的青年，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这些人一到延安，头一件事就是组织审查。所以，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担负着非常繁重却又异常重要的任务。
陈云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
这一讲演，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陈云对于组织工作的见解。
陈云用十二个字、四句话来概括干部政策。他说：“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的讲话，反映出他能够很辩证地看待当时组织工作中出现的复杂问题。
１９４４年，已经当了７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奉命向彭真移交工作。
彭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在刘少奇的房间里，陈云当着刘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中共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有多少张“党表”（亦即“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内中包括入党志愿书），多少小册子……陈云移交一清二楚。
陈云有过多次工作调动。这一回调动工作，对于他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调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当了七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成为组织工作的专家，可是，这一回却完全“改行”，去做经济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调动了陈云的工作？那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处于空前的困难之中。毛泽东注意到陈云在领导陕北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颇有成绩，于是，便调他主管财经。
不料，这一次工作调动，却使陈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定位”。陈云细细钻研经济工作，竟然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以至博得“党的理财能手”名誉。
陈云找到了两本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细细钻研起来。陈云说，他对经济工作不太懂，找这些书来读，为的是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
陈云上任不久，便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３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在当时的《解放日报》发表，可以说是陈云对财经问题发表的最早的理论文章。
陈云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
第六章 邮市上买的三封信
收信人“ＹＵＤＡＷＣＨＹＵＡＮ”，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１９９２年在北京去世。这三封信，显然在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３０年代的邮票，引起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倘若没有那几张３０年代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
当然，在弄明白这三封是谁写的信之后，人们才明白，信才是无价之宝！
于若木的信，写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８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了我１４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陈云的信，写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１日夜。
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
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
在信中，陈云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陈云写道：抗战的情况大概您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综起来说，敌国的困难日见增加，前线上的证明，日本兵中新兵的成份大大增加，军事技术（兵士个人的军事素养）比前差多了，战斗的情绪比前更低些了，但是由于民族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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