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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体裁问题。《罗摩衍那》被称做史诗，而且是“原始的诗”，我必须译成诗体，这一点上面已经谈过了。这个决心我从未动摇过。但是，既然是诗，就必然应该有诗意，这是我们共同而合理的期望。可在实际上，《罗摩衍那》却在很多地方不是这个样子。整个故事描绘纯真爱情的悲欢离合，曲折细致，应该说是很有诗意的。书中的一些章节，比如描绘自然景色，叙述离情别绪，以及恋人间的临风相忆，对月长叹，诗意是极其浓烈的，艺术手法也达到很高水平。但是大多数篇章却是平铺直叙，了无变化，有的甚至叠床架屋，重复可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一些人名、国名、树名、花名、兵器名、器具名，堆砌在一起，韵律是合的，都是输洛迦体，一个音节也不少，不能否认是“诗”，但是真正的诗难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吗？我既然要忠实于原文，便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一堆古里古怪、诘屈聱牙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忠实地译成汉文。有时候还要搜索枯肠，想找到一个合适的韵脚。严复说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是“一脚（韵脚也）之找，失神落魄”。其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我知道得很清楚，哪一个读者也不会有这样的耐心，真正去细读这样的“诗”。我用力最勤，包括脑力与体力都在内的地方，却正是读者连看也不看的地方。看到这里，他们会跳越过去的。呜呼，哀哉！真是毫无办法。
《罗摩衍那》（3）（图）
1999年，伊朗授季先生名誉博士学位。
这样的诗，不仅印度有，我们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从前幼儿必读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书，不也合辙押韵像是诗吗？可是谁真正把它当作诗呢？《罗摩衍那》自然同这类的书还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等量齐观。但其中也确有一些这样的“诗”，这是不能否定的。印度古代许多科学家著作也采用诗体，目的大概是取其能上口背诵，像是口诀一类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中印是完全相同的。
关于体裁，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一点。翻译原则，我在上面已经讲过，我赞成鲁迅那几点对诗的要求。从第一篇开始，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觉得别扭。我觉得，我使用的那种每行字数大体上差不多的诗体，还不够理想，还不如干脆译成七言绝句，少数五言绝句式的顺口溜，这样也许更接近中国的民歌。译到第六篇下半部时，我就毅然改了。整个第七篇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现在全书已经译完，我是不是就很满意了呢？不，不是这样。我也还是越来越觉得别扭。这种顺口溜也不能保证产生诗意，而且那些人名、地名、花名、树名，照样诘屈聱牙，还不能排得整齐。我有时腻味到想毅然停笔，不再翻译下去。但害怕功亏一篑，我还是硬着头皮译完全书。我虽然不是专业翻译家，但对翻译也确实有相当长的历史。中学时候，我就翻译过吉卜林的小说。大学时译过英国散文和美国小说。解放后翻译德国短篇小说、古典梵文和巴利文、以及吐火罗文的文学作品，还曾译过俄文论文。我虽然从来没有自满过，但从来没有腻味和别扭之感。现在已年逾古稀，却忽然怀疑动摇起来，这实在可以说是一件憾事。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只有直白地说了出来。但是，我毕竟还可以自慰：不管怎样，我总算是把书译完，没有让它成为断了尾巴的蜻蜓，这一点我的老朋友们恐怕会同意吧。
最后，我再谈一谈译名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起初认为比较简单：只需搞出一个译音表，然后，人名、地名、花名、树名，兵器名、器具名，都自己对号入座，岂不十分轻松愉快？然而实际上却行不通。有一些名字中国古代已有现成的译名，行之既久，约定成俗；若再改动，反而不便。这些译名必须保留。它们一保留，则我那幻想中的译音表还有什么意义？连在这一部书中想统一译音都有困难，何况其他书籍？结果我只好放弃原来的如意算盘，自创译名。最初还小心谨慎，后来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索性任意为之。好在我心里很清楚，决没有人会根据我的译名去探讨中国音韵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就让它这样去吧！
我在上面讲了这么多问题和困难，难道我就时时刻刻都同这些问题和困难拼搏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十年漫长的日子可真是极难熬过来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过去十年中，我是既有痛苦，又有快乐；既有险阻，又有顺利；既有内心的波动，又有外来的鼓励。何况，我翻译这一部巨著，并不是单打一。几十年来的环境，使我养成一个同时搞几种科研和翻译工作的习惯。让我单打一，或者单打一二，或者给我一间清静的屋子关起门来翻译或写作，我会感到非常别扭，什么东西也写不出。在翻译《罗摩衍那》时，也是这样。除
了这件事以外，我还有许多别的工作，特别是在后期，更是这样，并且还有许多开不完的会加入进来。这一些繁杂的工作，实际上起了很好的调剂作用。干一件工作疲倦了，就换一件，这就等于休息。打一个比方说，换一件工作，就好像是把脑筋这一把刀子重磨一次，一磨就锋利。再换回来，等于又磨了一次，仍然是一磨就锋利。《罗摩衍那》我就是用这种翻来复去地磨过的刀子翻译完毕的。
此外，《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尽管长得惊人，但主题思想却很简单，一言以蔽之，不外是：正义战胜邪恶，磨难产生幸福。在“史无前例”的大混乱中，我的心情上面已谈了一些。我最初确实拥护这场“革命”，甚至在被打倒被关起来以后，也没有改变，我对它毫无正确的认识。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也就是在翻译的后期，我逐渐认识到，这一场“革命”也是一件邪恶的东西，同《罗摩衍那》中十头魔王所作所为同属一个范畴。二者在最后都被挫败了。《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是一个理想人物。他经受了无数的挫折与磨难，最后终于胜利，终于享受到与爱妻团圆的幸福。本书这个主题思想，表面看来，同我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却颇有相通之处。罗摩的胜利不时带给我一些安慰，给我这枯燥工作增添了生气，给我内心也灌上了活力。我也享受到了幸福。
德国十九世纪抒情诗人吕克特曾写过几句关于《罗摩衍那》的诗：
这样富于幻想的丑怪，这样不拘形式的激昂而滔滔若悬河般的辞令，
像《罗摩衍那》显示给你的，荷马无疑曾教给你藐视它；可是这样高尚的心术
和这样深沉的情感，《伊里亚特》却不能显示给你。
吕克特这个意见非常有趣。他可能是把古希腊荷马史诗同印度古代史诗对比的第一个欧洲诗人。他大概也厌恶我上面说到的《罗摩衍那》那种拖沓繁复的文体。可是他提出了两点荷马史诗所缺少的东西：一点是“高尚的心术”，一点是“深沉的情感”，却对我很有启发。正是这两点有时候也感动了我。让我在另外一个方面享受到了幸福。
总而言之，时间经过了十年，我听过三千多次晨鸡的鸣声，把眼睛熬红过无数次，经过了多次心情的波动，终于把这书译完了。我一方面满意，满意这件艰巨工作的完成。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不满意自己工作的成果。古人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苏东坡有句著名的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我的译文也如春水，我这一只春水中的鸭，是非常明白水的冷暖的，我觉得，我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翻译外国史诗的中国诗体。从我的能力来说，目前也就只能这样子了。知我罪我，自有解人。后来居上，古今通例。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来者。我也并不是说，我做这件工作，一无是处。不管怎样，我毕竟把这一部名著译出来了。这会帮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印度文化，这也会大大地增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如果我这想法不错的话，我不更应该感到幸福吗？
……
我觉得，我翻译《罗摩衍那》的这十年，在中国是非常关键的十年。对我们国家的前途来说，是这样。对知识分子来说，也是这样。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我所感受的一切，是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意义的。从茫然、木然、精神空虚，到毅然，决然、精神焕发，这一个过程，对大多数老知识分子来说，好像是一条必由之路。我好像是一面镜子，其中可以反映出解放后老知识分子的内心变化，反映出今天我们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与英明。现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任务，已经摆在我们眼前。党和人民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已经家喻户晓。把我这一面镜子摆出来，也许是不无意义吧！我虽然把自己比作一面镜子，但是，我知道，这并不是一面非常光亮美妙的镜子，其中照见的东西有美，也有丑；有善，也有恶。再来一个“但是”，即使不是一面光亮美妙的镜子，它毕竟是一面镜子。在这一面镜子里，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其他老知识分子的影子。照它一下，对于提高我们的干劲，促进我们的进步，也许不无作用吧！顾炎武有两句诗：
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
我哪敢自比为苍龙？比做老树，也许还是可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我想，其他老知识分子大概也会这样想吧！就在这个意义上，我写了这一篇《全书译后记》。
我写我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入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儿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