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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请看布迪厄（Bourdieu）的看法：
对暴力的温和的、隐含的使用是使用暴力所采取的形式……无论在何时公开使用暴力，但残忍粗暴的使用暴力总不可能……暴力的温和使用是由经济资本向象征资本的重新转变，这种转变是无尽头的，也是代价高昂的（Bourdieu，1977，p192…195）。
在利用这一观点和其他的人的观点基础上，斯科特（Scott）得出结论说，“在直接的物质强制不可能的情况下，在纯粹间接的支配资本主义市场还不具备足以独自保障他们的剥削利益的效能的地方，就必定要使经济权力含蓄化”（Scott，1985，p307）。这样，物质暴力的使用（公开的、粗暴的使用）就被看成是一种比政治权力的实施（温和的、隐晦的使用）更为有效的控制模式。
这种解释模式的问题在于，它们对与两种方法相关的成本计算是不完全的（而且它们都忽略了这两种方法可能产生的好处）。特别的是，因为权力的实施需要作出持续的努力去合法化，而且“经济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变没有尽期”，因此，人们认为权力的温和实施付出的成本也会更高。是的，这里确实含有成本因素，但是它也能带来服从甚至对政府予以积极支持等等的好处。同时，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物质暴力的使用也必须承担——从中断生产的角度来看——更高的经济成本和其他成本。而且粗暴的使用暴力的好处可能是非常少的。比如说，暴力不能产生服从，也不可能产生积极有效的支持。
尽管建立在多少有些不同的计算的基础上，蒂利（Tilly）等人认为，国家及其挑战者作为权力斗争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它们都采用暴力，这一著名观点与此非常相似。他们把这种斗争看成是政治过程的基本要素，并得出结论说“镇压开始了”。更为特别的是，
政府的任务是要使它们与对手相比的地位最大化，并在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维持这一压倒性的权力优势的结构。政府公职人员因此应有一套有别于挑战者的成本收益的计算方法。他们有机会使用集中的镇压力量。尽管有着与此相对的自由神话，暴力镇压机器开始发挥作用运行了。它的作用的发挥是短暂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作用的发挥甚至更好：就我们所知的，认为长期为暴政所困扰的一个国家的居民，最终会因失望而奋起，并为砸碎枷锁而做出任何事情，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真实的。实际上，那些被压制的居民没有动员起来，他们只是以当局认可的途径来从事集体行动，并寻求以非集体性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目标。在对集体行动给予的惩罚——对行动者进行伤害或拘捕——将降低集体行动的频率和强度的意义上，镇压机器才会发挥作用。这样，一般来说，政府暴力途径的选择比政府挑战者的暴力选择效果要好得多（Tilly，Tilly，andTilly，1975，p285）。
但是蒂利的这种观点模糊了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同样是蒂利他们，继续声称，挑战者对政府的集体性的抗议行动在很多情况下同样能发挥作用。他们主张说，当挑战者的目标有限和具体时，他们就很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并不普遍，即使挑战者的目标更为宽泛些。此外，蒂利他们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并不是只在最近一百五十年的欧洲历史中才能发现的唯一现象。然而，以这种形式来表述这一观点，说明他们试图采取骑强态度，在这一情况下，主张暴力发挥作用这一观点的意义就变得不明确了。是的，镇压给挑战者带来了代价，但这是否能说明这种手段总的来说就会行之有效？蒂利等人还认为在压制和集体性的暴力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直线的关系，其中后者最为明显地是一种高层次的压制，但不是极端形式。这种观点与早期的研究相吻合（例如Gurr，1968），但是，这并不表明压制的有效性，尤其从长远看来更为如此。
蒂利他们的结论存在的第二个一般性的问题是，他们把政府描绘成一个统一的行动者：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被看成是一个防止底层挑战者的挑战行为的行动者。但是对政府的最常见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底层。相反，把政府看成是一个包括军队的利益联盟倒更为可行，而且所有的联盟都是脆弱的。国家公职人员采取的暴力行动很少只直接指向底层的挑战者，还包括对联盟内部的一些人采取的暴力行动。有鉴于此，暴力的使用可以分割为为公民利益和为军队利益采用的暴力行动，而且即使在军队利益内部也可以强化其中的派系。政府联盟的脆弱性直接增加了这种分裂的透明度、清晰度。正如大多数军事政变所明确表现出来的一样，对政府联盟内部的暴力威胁和暴力使用毁灭了这个联盟，并因而导致内在的动荡不定。一旦我们承认政府（或国家）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行动者，那么从长远看来，要说镇压可以根本上认为是行之有效、值得一试的策略，其原因就极不明确了，也是令人费解的。
第三，就象杰克逊和罗斯伯格（Jackson，Rosberg，1982b）以及胡奇罗夫特（Hutchcroft，1991）所使用的一样，压制性政府这一词语常常是指个人政府。典型的事例包括杜瓦利埃独裁下的海地政府，弗朗哥独裁下的西班牙政府，阿明的乌干达政府，以及马科斯的菲律宾政府。由于它们是个人独裁的政府，因此它们可能极不稳定，其中原因我在第三章中已经作出过解释。当然，这种不稳定的结果可能只是因为一个残暴的政府为另一个具有同样残暴癖性的人所继承。正如国家的许多前任首领和他们同伙已经所发现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压制只为第一届政府发挥作用。
当然，蒂利等人提出的观点确实包含着真理的因子。确实所有的政府最少都具备一定的镇压能力，而且镇压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政治挑战者的代价。此外，类似斯大林在苏联的清洗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严厉的镇压可以使潜在的挑战者长期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但是这种观点和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压制要么有利于产生合法性要么有利于产生政治能力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与采纳这一立场相反，去理解镇压策略对那些依赖于这一镇压手段的政权会带来什么样的代价却更为有用。甚至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政权还在缩小了的层次上使用压制这一策略，而且有充分的事实表明，这种压制日益成为促使自己的国际支持最大化的不同程度的积极（象征性的和物质的）的诱因（请参Lane，1984；Rigby，1984；White，1986；Silver，1987；BahryandSilver，1987）。
当压制的代价得到承认，这一压制策略对合法性的害处也就显而易见。我承认，为追求政治目标（尽管有些政府使用这一策略比其他的政府更为频繁），很少有政府会完全放弃物质强制策略的使用。但是这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明这一观点：合法性总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且永远不能被理解为一个极端性的东西。
第五部分 合法性和政治能力第26节 对政治秩序的挑战
合法性的反面包括积累起来的对政治秩序的挑战。既然，正如我早已强调过的，政治集中关注价值性资源的分配冲突，那么所有的政权都同时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反对的性质是什么。既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这些挑战，我们的意图就是要对那些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表达和传递的挑战和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来表达和传递的挑战作出基本区分。超越“正常渠道是政治能力问题的关键”这一主张，正常渠道就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尤其是，如果那些正常渠道确实能够容纳大多数政治需求，那么它们就可以被看作是合理的、有效的，并能使制度合法化。自然，对后一句话而言，有着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政权没有同时对政治挑战者施加强大的镇压时，这个论点才能适用。如果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或者最少基本满足，那么使用那些正常渠道来表达和传递政治需求，就意味着那些渠道总体而言是可靠的、真实的、合理的。
另一种形式的挑战发生在正规的政治制度之外。确实，如果我们记住这种称号指的是挑战的实质而非挑战的频率，那么这种形式的挑战就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参与的“非正规、不合法的”形式。我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它指的是一套多种多样的、异质的行为。根据那些事件所涉及的严重或温和的程度，它们是指从对政府特定政策的非暴力抗议（包括静坐和游行等等）到推翻旧秩序并用新秩序取而代之的全方位的革命范围内的行为。通常的情况是，相对温和的抗议活动会演变成包括暴乱甚至内战在内的暴力形式。而且，这些行为包括了但不局限于那些具有大众基础的行为。例如，军事政变就是这样一种挑战，即便它们由一小部分人实施并高度保密。最后，这种挑战未必都是非法的，但是是不正规的、不合习惯的，因为它们不是通过正常渠道来达到目的，并且对于挑战者来说，他们最少还威胁使用暴力。
这种通过非正常渠道的参与形式，它的特征就是对挑战者而言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请参Eckstein，1980，p158…159）。根据两种行为采取的形式和可能产生的结果，与正常渠道的挑战相比，非正常渠道的挑战更少组织性、条理性，因而也更少可预见性。而且，这种行为更可能要冒来自权威作出反应——通常是指对挑战者进行镇压——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增加了非正规形式的对抗性参与的代价和成本，而且这种成本随着这种挑战暴力程度或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假定那些挑战者不愿承受那种代价和风险，那么他们选择通过非正常渠道来进行挑战就说明了这样两个相关事实。第一，它表明，他们不相信正常渠道能够为他们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机制，并直接声称那些渠道形同虚设，不具效用。第二，它意味着他们估计到，他们有机会来获得更高的利益，并用它来抵消增加了的非正规参与行为的成本。这种估计有许多原因。例如，这种估计可能源于他们对现状、局势的判断，他们可能认为局势是如此之坏以致任何行动都是可取的，或者可能源于他们的这样一种推算，正常渠道的无效性充分说明了政权对它的挑战无能为力、政权不堪一击。尽管这种推算会从一种情况到另一种情况变得不可靠，尽管推算本身可能是相当的不确定，重要意义在于，这种估计的存在直接证明了对政治秩序合法性提出挑战的重要的集团存在着。
政治挑战的非正规形式的思想直接源于第二章中我对权力的分析。正如权威对物质暴力手段的持续使用会削弱权威的政治基础一样，参与的非正规形式也表明了政治能力的衰退和下降。这种视角与对抗议的探讨——它们把这种现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