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首先获得独立），但由于下列两个原因印巴分治及其非殖民化因而显得最具影响。首先，大英帝国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一直是最大的殖民帝国。其次，印度被认为是英国殖民体系上最大的一颗明珠。印度的独立为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最终解体和其他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提供了动力（Smith；1978；Fieldhouse ，1982； Low，1982）。
非殖民化进程贯穿了整个五十年代，而1960年宣布民主独立的国家的数量是空前绝后的。人们容易忘记，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的时候仅有五十一个会员国。可是从那年起，联合国成员国的数目猛增至150个。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个变化在今天使得人们认为殖民统治不具合法性。民族主义在今天…不管好坏…成了支配性的意识形态（Gellner，1983）。联合国宪章也把民族自决权列为最主要的权利。
民族自决权是二十世纪特有的权利，理解这点至关重要，同样，认识到民主观念在帮助赋予民族主义合法性和削弱殖民统治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对殖民统治的最大不满是殖民统治者既不来自也不代表被它统治的人民（Emerson ，1960，243）。因此，削弱宗主国合法性的一个途径便是提高建构民主制度的呼声。建构民主制度也就成了用它来赋予自己作为本国居民代表的合法性的殖民地精英的一个力量源泉（Emerson，1960，242…243；Young ，1976，Chap。3；Collier，1982，32…33）。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要求独立的殖民地精英在他们成功之前不信奉民族自治和民主政体的一致性（Shils ，1964，103）。
非殖民化明显带来一些问题。由于没有明确主权如何以和平的方式移交给独立的民族自治政府（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殖民地和平地获得独立），帝国权力在1945年后仍给人一个在殖民地平静的存续的印象。欧洲人认为，如果必须离开，那么，用（麦肯齐）Mackenzie的话说，就是“必须体面地离开，体面则根据欧洲人的标准被定义为在殖民地必须建立良好的政府和民主制度”（1960，465）。
对于新兴国家来讲，主权该转让给谁并不总是明确的，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这在民族运动和民族组织中已经得到明确，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并非如此。即使在民族主义组织中已经界定，但政治参与者对何种权力转让给谁的问题并不总有自信。哪个民族运动最具代表性？谁的民族运动？民族边界应该划定在哪？印巴分治是最经典的例子，正如随后一一发生的事件表明的，甚至分立也并非永恒。
如果非殖民化给殖民帝国和殖民地带来了问题，那它也给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带来了研究的空白点。比较政治学领域最初关注主要欧洲国家（老牌国家）的特点使得它对新兴民族国家出现的反应措手不及。然而，比较政治学家要赶上形势并不需要走很长的路。尽管在五十年代对政治发展的分析几乎为零，但到六十年代初期这方面的文献就非常丰富了。确实，六十年代非殖民化进程达到顶峰，六十年代也代表了几大学术研究领域发展的顶峰。
最为著名的是，1960年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 ）和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Ａreas）的出版。这本论文集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成为数年后由比较政治学委员会（mittee on 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发起的政治发展系列研究的基础。 阿氏和他的伙伴们对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政治能力的问题和政治进程怎样与外在更广的社会经济环境隔离给予了足够的学术关注。
他们用输入、输出功能范畴来标示各政治体系的共同特性。他们把输入功能分为四类：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交流。在输出或能力方面，他们强调政治决策、政策实施、政治裁决。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及其同事并不认为在实现其功能时各政治体系同等有效，但他们认为成功的实现各项功能是政治发展的关键。
同年，西蒙·马丁·利普塞特（Semour Martin Lipsets）出版了《政治人》（Political Man）一书。作为其对政治社会化领域研究的一部分，他对维系稳定的民主制的因素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分析是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个欧洲民主政体的崩溃，他还是从拉美经验中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同步进行是稳定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利普塞特进一步提到经济发展的时机和民主进程的步调 是民主制度得以成功的关键。
在1960年拉普特·爱默森（Rupert Emerson）出版了《从殖民帝国到民族国家》（From Empire to Nation）一书，这是一本研究亚洲、非洲非殖民化进程和主权从殖民帝国转到地方精英手中的专著。他追述了西方向外扩张并最终因它而削弱殖民扩张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横贯全世界的扩散史。他还谈到了非殖民化进程对前殖民地随后政治发展模式的影响。
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关政治发展的文献迅猛增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61年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社会流动与政治发展》（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论文的发表，他在此文中分析了伴随着工业化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制度的生命力、社会变迁与度量社会变迁的各项系统性的经验指标之间的关系。克利福特·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1963年发表了同等重要的论文《整合革命：新兴国家的原始情感和公民政治》（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据称为是对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最大影响的问题上：民族国家情结及与之相抗衡的宗教、种族、语言、地区情结的整合。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2节 早期的发展文献（2）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亨廷顿（Sameul Ｈuntington）在1968年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中提出了“到底什么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并回答说：政治发展就是高效的、能确保秩序和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创建，简单的说就是政治制度化（1968，VII）。早期的一些文献把政治发展等同于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这被很多批评家认为是种族中心主义 的体现。更公正的说，正如我早已表明的，作为非殖民化运动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民主思想。为了避免这种简单的等同，亨廷顿努力寻求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制度化的水平”（1968，1）。 因而亨廷顿过分强调秩序和稳定。
亨廷顿的创造性分析源自他对政治制度的细心关注。早期学者在宽泛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的边界上模糊不清，亨廷顿却对此非常清楚。他把政治制度化界定为四个组成部分：调适能力，复杂性，自主性，内聚力。套用这个公式，发展就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政治制度的调适能力、自主性、复杂性和内聚力的程度越高，该制度的能力也就越强。拥有制度能力相对较强的国家，它的政府的层次也就相对较高。
制度化这个概念内涵丰富，确实，人们普遍认为亨廷顿的书对政治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最为彻底的清扫。无论是在对政治事件的平常的议论还是学术争论中，政治真空的概念一直得以使用（e。g。； Zolberg 1966；chap。1）。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在欧洲势力撤退后，将给当地留下一个没有清晰边界的政治权威的真空。或许关于这一问题最为著名的论述是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和1947年的演说。他说，工党政府由于印度次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迅猛发展。他断言在当地没有可以接受权力转让的代表性组织，权力撤退的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混乱和屠杀。 最近，我们目睹了黎巴嫩自1975年内战爆发后的一些事件。我们不幸地看到1975年以后黎巴嫩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政府能控制整个国家，反之，不同的党派、组织、势力控制着国家的不同部门，并在军事上相互竞争、抗衡。在国家的层次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派系或派系联盟具有打败对手的实力从而留下了政治真空，这就是内战的实质。这种惨剧在北爱尔兰继续上演着。毫无疑问，新教徒势力由于有英国的军事支持而比其它派系或比黎巴嫩的各个势力更有能力实现对国家的控制，但控制远未实现。在爱尔兰遗留的政治真空比黎巴嫩要少，然而政治制度受到自身力量的强烈限制。北爱尔兰的中央权威缺乏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政府机构脆弱不堪也就势所必然。
最近，我们经历了前苏联及其东欧保护国的崩溃。新成立的十五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力值得怀疑，源于种族权利要求的内战也就很有可能伴随着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分裂而爆发。通过对这一问题（为民众广泛认可的政治权威的缺失）的关注，制度的脆弱性问题得到了强调。
因为对这一问题有着清楚的关注，亨廷顿的分析也就显得更趋重要。它提醒我们政治能力的衰弱不只是一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简单问题。黎巴嫩居民的文化素质在中东国家中最高，在1975年前，贝鲁特还是一个商业和金融中心。确实，在1975年之前，黎巴嫩还被普遍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有可能实现民主的国家。与此相似，与世界范围内的其它经济模式相比，北爱尔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这些例子清楚的表明社会的现代化不一定就会带来政治的发展。
亨廷顿的分析模式还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可能发生，制度也可能崩溃。换言之，不象某些更为乐观的现代化研究学者所说的那样，政治发展不是伴随着工业化的社会变迁的自然结局。与此同时，政治衰朽的可能发生意味着发展不是一个畅通无阻、直线前进的过程。
但是，亨廷顿的观点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他认为，工业化、非殖民化以及其它的发展进程带来了没有预料到的、与维持秩序相冲突的大众参与政治的要求。如果要在广泛的、非组织性的大众政治参与活动和有限的、而又是有组织的大众政治参与活动中作出选择的话，亨廷顿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因为在他看来，秩序最终是更为重要的追求目标。在政治真空中由于缺乏组织性和连续性，参与必将导致混乱。因此，在政治结构脆弱的国家里，不应该鼓励大众参与。
亨廷顿用一个等式来表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是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比率（1968，55）。不稳定不只因政治容量（political capacity）的低弱而产生。 确实，假如大众参与不足，即使制度化的水平低下，同样可以维持政治稳定。只要参与的水平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