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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与斯大林形成了一对十分有趣的对照。正如雅科夫列夫所描述的那样，“在苏联领导人中，如果说斯大林是受权力诱惑而败坏的典型，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由于欺世盗名而堕落的榜样。”雅科夫列夫写道，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时期历史上一名丑角。在他治下，军工集团第一次得以在管理国家的操纵台上安插自己的代表。他学问不大，而且好记仇，他除了几乎能准确地嗅出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自己的敌手的本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才能。生前最后五六年，重病不起，实际上已不能工作，但一直被精心隐瞒。但是，看来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 勃列日涅夫的家族疯狂参与走私、贪污等犯罪活动，他的女婿从一名普通军官一跃成为克格勃中将，甚至明目张胆地掠夺国家博物馆中的文物，委托黑社会进行销赃。莫斯科市民都知道，最高领袖的家人们与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看，他们就是一丘之貉。
雅科夫列夫曾经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两年，还在加拿大担任大使十年之久，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着深入的体认（也正因为这段经历，前克格勃头子、“八·一九”政变的主角克留奇科夫攻击雅科夫列夫与美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经过俄罗斯总检察院的调查，证明这种说法纯属诽谤）。因此，他一直主张俄罗斯融入欧洲文明，与西方积极对话、和平相处。进入苏共决策层之后，他接触到了许多绝密材料，不禁为邪恶力量挥霍浪费、翻云覆雨的斑斑劣迹而感到震惊，这最终导致了他与这个黑手党帝国的决裂。雅科夫列夫愤怒地写道：“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国人民将会知晓：数以亿计的资金被罪恶地滥用于军备竞赛、对外冒险、为别国提供军援；滥用于无任何意义和效益可言的土壤改良计划和谁也不需要的民防建设项目；滥用于搜捕和迫害‘人民的敌人’。”单单所谓的“外援”一项，就令俄罗斯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而在决定外援项目的时候，决策层大多盲目行事——只要哪个非洲独裁者声明“走社会主义道路”，再向爱好奉承的苏联领袖说上几句赞美的话，那么数以亿计的援助立刻便捞到手了。这样，在“苏联之友”名单中就出现了“非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食人皇帝博卡萨、乌干达的独裁者伊迪·阿明、埃塞俄比亚残酷无情的杀人凶手门格斯图等人。而普通纳税人是毫不知情的，因为这些都属于“党和国家的机密”。
在对外政策上，这个黑手党帝国一只手慷慨大方，大把抛洒卢布；另一只手又紧握大棒，威胁“犯规者”，直接出兵匈牙利、捷克、阿富汗等国。在对内政策上，统治者一只手严密封锁信息、实行愚民教育；另一只手又指挥秘密警察来打压所谓的“异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离心离德者”。雅科夫列夫亲眼看到了这种卑鄙政策的可怕结果：“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沉重罪恶不仅在于数百万清白无辜者丧失了生命，他们家庭遭到了悲惨命运，制造了毛骨悚然的环境。这个制度的罪恶还在于人们的心灵无尽无休地被仇视、凶狠和怀疑所扭曲。”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并不因为民主化而突然消失。因此，俄罗斯人民要摆脱阴影，过上健康的、正常的、幸福的生活，还将作出艰辛的努力。
为了女儿、妻子和母亲
为了女儿、妻子和母亲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李思怡，是女儿，是中国的女儿，是死于冷漠与邪恶的女儿。一个女儿悲惨的死亡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了自身的罪，也让我们每一个发现了爱的价值。学者任不寐说的不错──「李思怡之死终结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时代」，为了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我们必须站出来，我们必须行动。那么，被终结的时代充满了罪恶、伤痛和眼泪，而即将开启的时代则有可能充满爱、希望和笑声。
在毛泽东之流的恶魔眼中，李思怡之死「轻如鸿毛」。诚然，与独裁者们用铁丝网圈起来的庞大帝国相比，女儿、妻子和母亲显得无比渺小和软弱。帝国不会在乎女儿、妻子和母亲的眼泪──秋瑾、刘和珍、林昭、李九莲、张志新们都倒在了血泊之中，而丁子霖和路坤们依然在路上。
作为「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第一个站出来揭示大屠杀真相，承受著中共政权长达十多年的监视、骚扰及恐吓，她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相与和解。作为「新青年案件」当事人之一杨子立的妻子，路坤由不问时事的传统「贤妻」变成勇敢无畏的妻子，她说：「我用蔑视的眼光看著那些便衣，他们自己处于恐惧中，而不是我们。」丁子霖永远地失去了她的儿子，而路坤新婚的丈夫杨子立被判处八年重刑，这就是「三个代表」的帝国施加给她们的「仁政」。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卑鄙的特务们给丁子霖打去匿名电话，辱骂她「卖国」；同样卑鄙的特务们登门威胁雇用路坤的公司，强迫其解雇工作出色的路坤。
所有这些凌辱和折磨女儿、妻子和母亲的恶行，都在以「人民」的名义浩浩荡荡地进行著。然而，女儿、妻子和母亲们并没有屈服，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她们要为李思怡们带来一片蓝色的天空──与海子的追问「天空一无所有，有谁给我安慰」不同，这片天空将充满爱、幸福和快乐，将被安慰、同情和关怀所包裹。丁子霖和路坤们知道，李思怡也是她们的女儿，李思怡需要她们来安慰和拯救。我想，在上帝慈悲的眼里，女儿、妻子和母亲其实是一个人，女儿终究会成为妻子，妻子终究会成为母亲。她们都将是爱、正义及和平的坚守者。
在这个「遗忘」成为一种生存本能的国度里，我们确实应当为李思怡们，为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们做点什么。如果我们习惯于奴隶的命运，那么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也自然成为了奴隶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如果我们依然保持沉默，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与那些冷酷的警察有什么区别呢？
日前，在中国大陆的多个独立网站上，一场为纪念李思怡而进行接力的绝食活动正在展开，已经有几百人报名参加。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有若干位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朋友正在体验著饥饿的滋味。这一自发的绝食行动是为了对李思怡表达迟到者的忏悔，它既是一种向外伸展的抗议与批判，更是一种直指内心的自尊和自爱。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真实的日常生活还是对于虚拟的网络空间来说，这一事件都具有「震撼性」的价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比「暴风骤雨」更有力量。如同当年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掀起的「公民抗命运动」一样，这次事件点燃了我对于中国未来的信念，这种信念建立在每一个信仰爱与和平的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所谓「胡温新政」的海市蜃楼之上。
同时，这一事件也大大地改变了我对网络的负面看法。网络不再是一个我们逃避残酷现实生活的避难所，也不再是一种物美价廉的「精神鸦片」。相反，网络有可能像一张坚固的鱼网，聚集起「沉默的大多数」对自由和权利的呼吁。这种呼吁也正如一九八零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根廷「为正义与和平服务」组织领袖埃斯基维尔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我们相信我们人民的使命和参与，他们每天都更加认识到他们的政治良知，表达著对于他们改变现状、对于社会全面民主化的渴望。这是建筑在正义之上的改变，用爱来建筑。这种社会将为我们带来我们最渴望的和平之果。」在天安门的血泊之后，这种呼吁已经久违了。
我曾经用这样三个词语来形容中国：「太监中国」、「优孟中国」和「流氓中国」。中国的这三大特性在「萨斯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李思怡之死告诉我们，「萨斯时期」并没有结束，我们依然置身其间。孙志刚之死和李思怡之死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怡然自得地生活在罪恶之中而不自省，麻木不仁地与黑暗共舞而不自觉。如此残酷的事件已然发生并还在发生著，那么我们如何确立我们自身的尊严、爱与怜悯？
在拉美诸国的暴力和专制统治之中，埃斯基维尔选择了非暴力，甚至选择了像甘地一样绝食，他在诺贝尔和平奖受奖答词中说：「我来自一个人们生活在痛苦与希望之间的大陆，我自己的历史是在那里书写的。我相信非暴力的真理的力量代表著一种抉择，这种抉择向我们提出了采用全新视野的挑战。它提供了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将基督的基本价值置于优先地位，这就是人类的尊严，人类神圣的、超越一切的、不可改变的尊严，由作为上帝之子、作为基督的兄弟和姐妹，因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而获得的尊严。」今天，每一名为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绝食的公民朋友，所作出的也是与之相同的抉择。如果说绝食更是一种象征意义，那么我更看重「绝食之后」能够发生一些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比如建立一个「儿童权利基金会」，并且将对人权的关怀拓展到每个公民的生活中；比如起草并签署一份中国的「七七宪章」，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我们的道德和信仰。
我们需要一个充满爱的中国和世界。在这里，女儿、妻子和母亲们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儿子、丈夫和父亲们，能够免受逼迫、诽谤、囚禁和折磨。当然，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在今天就得勇敢地承受种种逼迫、诽谤、囚禁和折磨。这是我们的重轭，也是我们的光荣。
登山宝训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