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千里之外的遥远之处。而这种思想不只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俯拾皆是。
于是所有的未知的国家，一切来自于其他国度的游客都是一群群无知而又愚氓的观众。在里昂的大街上总有一群群拿着DV或是照像机的外国旅客摆着各种姿势拍着那些对于当地人来说已经是眼熟能绘的图像，所以在很多花哨的城市写真图片上总能看到那些茫然的眼神。
福利西德说过，相同的风景能产生不同的影像。而这句话往往是一个很奇特的悖论，因为很多摄影家都明白，相同的影像往往来自不同的风景，而这种巧合确实存在。于是，更多的作者于是在光与影的切换中感觉无措。
当一个人厌倦城市森林的生活之后，于是才会慢慢的开始发现城市里的变化是如此的有趣。当夕阳在漫天碧透的城市上空时，我常常能在有些混浊的湖水里捕捉到一些很尴尬的影像，树荫下的影子往往是带有各种颜色的彩灯，而远处碧波万顷的湖面之上则能听见发动机的轰鸣声在耳边挥之不去。
用很多伪生态学者们说的话来说，这个叫做返朴归真。这种荒谬的言论常常能够博得一些投资商或是庸吏们的赏识。其实所有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合理，所谓的合理都是有限度的合理，而丽江古城的合理性只是存在于一种特殊的框架内，开发大理的时日远远要早于丽江的开发。当我们在丽江醒悟的时候，在其之前将会有更多的城市因此而声名狼藉。
大理州最早的渊源就是当时极具盛名的大理古国。
公元九三七年，一个叫段思平的人和乌蛮三十七个部落签订盟约，推翻了当时的大义宁王杨干贞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叫做大理的国家。
根据史书的记载，这个大理国的统治者段思平绝非当地的民族首领，更不是野蛮的占山为王的乌合之众，段思平的家族是一个血统纯正的汉族，而且是一个极具名望的钟鸣鼎食之家。当时的族谱上说得很分明：大理国段氏，出自中原姬姓，为中国周朝王室之姓。周文王姓姬名昌；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文王。在《新唐书》里面也记载的极为分明，郑武公的小儿子共叔段，其后代以其的名字“段”为姓氏，迁徙到西南一带延续至今。
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史书要将段思平称为白族的政治家，或许和他曾经任职过的地方有关系。他的祖先一直在南诏王朝里面做大臣，他的父亲在晚年的时候曾经做到了右辅国将军，位极人臣，而青年的段思平自己也做了通海节度使这个千军主帅。
这个职务或许决定了他的反叛——从安史之乱开始，节度使一度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职务。兵变似乎成为了五代之乱直至陈桥兵变的原因之一，但是在遥远的南诏，还在保留着这个位高而又权重的官职，三十七岁的段思平在这个官职的位置上一呆就是十年。
所有的农民和奴隶成为了他号召的对象，他没有兵变，他明白一个兵变的结果就是会招致下一个更为惨烈的兵变。“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这个和以前所有农民起义一样的口号成为了他招兵买马的精神寄托，他变成了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政权争夺却在打着除暴安良的幌子。
最后的风花雪月（2）
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后人们的史书总会这样说：段思平，古代白族农民起义领袖，领导了白族贫苦农民起义推翻残暴的奴隶主统治……
欺骗了历史的人，历史也会欺骗他。
但是我绝对没有贬低段思平的意思，在这个风花雪月慵懒的国度里，他扮演了一个历史最为需要的角色。最优秀的政治家往往是经历了最为艰苦的磨难。他唯一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西南边疆地区最早的封建王朝。在这个王朝中，文化迅速发展，很快大理成为了宋王朝最大的肘腋之患。
可惜的是，它在大宋王朝已然衰落之后许久才灭亡，倒在了蒙古人的铁蹄之下。
我们必须回归到一个现实当中，在更多人的眼里大理的风景并不是如此的美好，苍山洱海似乎早已失去了它本身的价值，这种城市已经遗失了它原有的文化风貌，而我们目前视野所能及的只是现在的风景。
大理远远没有传说中的苍山洱海风花雪月那样神奇美丽，用摄影家鲁宾斯南的话说就是在任何一个风景里面——哪怕这个风景是如此的不堪入目，它也会比名胜的风景有更胜一筹之处。
在大理的街上，人影凋落，路灯稀朗，昔日大理国繁华的街道已然变得十分杂乱，行人屈指，车尘渐起，从街头望去，十分凄凉。
风花雪月，已成往事。
“唐初，洱海周围出现了蒙崔、越析、浪穹、邓赕、施浪和蒙舍等六个诏，六诏中蒙舍诏居南，故称南诏…”。在充满汗臭味以及风油精味道的教室里，历史老师正在闭着眼睛站在讲台上述说着一些没有任何兴趣的话题，而历史书上关于三塔的彩图煞是诱人。
如果现在还有谁对我说那张图片如何诱人，我想这将是我感到十分悲哀的一件事情。一般来说我难以确信。因为那三座塔厚实的根基我都曾一一踏过，当我站在那颇有高度而又有些沧桑感的古塔之上时，我想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到那个富有风油精和汗臭味的去处。昏昏沉沉，无所事事。
熟悉的地方将会永远没有风景，关于这一点我将不容置疑的提出赞成。因为在我所去过的地方，最没有意思的惟有两处，一为黄鹤楼，二为长城。当那些风景照片以及书籍成为这个城市的代表时，这个城市丝毫不应该感到兴奋或是荣誉。在那些纷飞如雪花一般的照片的背后，我几乎能看得到一张张颓废寻觅的眼神。
大理是如此的声名远播，远远超过了中甸丽江以及版纳这些更暧昧或是更风骚的城市。或许是段思平在那顷刻之间声名，或许是那大理国曾经辉煌的荣耀，抑或是大理石的精美华丽，这一切都将无从到来，或许正如萨特在塞纳河畔所说，所有的失望都从希望开始，并创造着下一个希望。
关于大理石的传说我想已经无从可考，故纸堆的字里行间已然是无法搜索。据当地人说大理乃是大兴治理的意思，或许是当地在当时颇乱，故有此名而已。然而大理石却早已没有此意，仿佛一个整体。
沿线而上大理四处可见摆摊设点销卖各尽其美的工艺品，做工精良考究。大抵当时此处曾经是一片大森林的缘故，各种生物的化石比比皆是，细小的生命个体在沧桑变化中居然成了那精致的石头，确实大有时光轮回的意味，而那些正在观赏着一切的人却忘记了这一切的本质。
当我站在那些十分原始的加工厂门前的时候，正午的阳光悉悉索索透过工厂后面的原始树木的倾泻在我身上，一眼瞥去，丛林间那若隐若蔽的植被与看似清澈的流水幻变成五颜六色的光芒，均匀的涂抹在那漫天飞舞的灰尘之上。
大理的工艺品与水泥在大理声名远播，在业内的声誉不在大理的旅游业之上。或许在那鳞次栉比的高楼矗立起来之时，城市化正在吞噬着工业化的一切。而那些始作俑者却忘却了那看起来很神圣的罪恶。
最后的风花雪月（3）
霍夫曼说过，理性的社会并不需要感性的生活方式，一切背叛社会的行为都有可能被称为另类。更多的人并不确切的知道真正价值的意义何在，但是当灰色的苍穹在城市上空浮悬的时候，一切能够解释这些的概念和定义都变得苍白无力。
我们这个年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任何时候的概念和内涵都不能真正的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在很多机遇下取的都是概念而舍去的都是内涵。
所有技巧高超而独到的摄影师，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能够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捕捉到最精致的画面，伦敦，纽约，里斯本，开罗，圣彼得堡无一例外。无论是零乱的街景还是沉闷的教堂或是精致的哥特式尖顶，在整幅流光异彩的照片上一切光与影的变幻都恰到好处，没有人生活在抓拍的镜头之下，于是在抱怨和无奈之下只有启程。
在多数人眼里，美的画面来自于人的影像和景物的色泽布局。贝聿铭或是张在元的建筑作品无一不是通过铺陈或是华丽的影像来彻底描述，小到每个细节细致入微的描写。当更多的影像显现出没有整体感觉的时候，那么这个影像就带有极大的视觉欺骗性。
按照大部分摄影者的观点，关于一座城市，或是一个建筑，到了美学的界面应该是最难捉摸。凯恩霍斯特的作品应该是典范，他能够在最零乱的地方找到整结和统一，或许这就是摄影者在美学研究的真正高明之处。完全不了解只会导致愚昧，而部分的了解则会导致错觉。比如大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它不是布拉格，不是莫斯科那种真正意义上具有历史沉淀和现代风格的城市，就像一个人一样，可能在匆忙之际只能看到一个逝去的背影，我们必须明白，那就是最后的风花雪月。
人倚东门（1）
时下最受欢迎的城市风光只有两种，一种是美国的新锐密集，密密麻麻的人口在宽敞的大街上拥挤着，显露出一种浮躁下的繁华。另一种是类似于日本东京银座或是台北西门町的那种闹市，光怪陆离，显得单薄而又缺乏人文积淀。在目前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大多数人会毫无疑问的认为海口城区的风光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在我眼里，海南的风光并不是在于它绮丽的海洋风光，而是在于这样一个独立于大陆的岛屿，它所包含的独特文化，远远高于大陆其它的城市。
怀旧的风景谁都见过，无论是西安的大雁塔还是老上海的城隍庙，这种风景始终会根植于中国人的脑海当中。在中国人的眼里，唯一自豪的就是五千年的史书，当中国人对史书产生了厌倦，就会不自觉的喜欢了先锋前卫，然后再被人冠以媚俗的帽子。而在海口，事关所有所谓的怀旧或是新潮都没有了这种可能，因为面临海口老城区的一切，任何形式的伪怀旧和伪新潮，都会变得浅薄。
在海口的老城区里面，我看见了一排排白色的欧式老建筑，那种有些沧桑而又模糊的灰白的墙壁在我的面前晃动，我跟随着拥挤的人潮在街道上走来走去。根据房屋的破旧程度来看，这些建筑不会短于六七十年，而事实上根据当地的朋友说，这里的房子，多半是上个世纪初期归国华侨修建的，少说也有一百年历史。在拥挤的街道旁，我看见一条条的弄堂错综复杂的交丝成网，在弄堂的深处，房屋斑驳，但气魄仍在。
那个地方当地人叫做东门，现在已经成为了海口市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老街上一眼望去全是生意人和南来北往的顾客。熙熙攘攘，感觉深厚的老街原来也可以变得如此喧嚣。整条街上如鲍鱼之肆，四处都弥漫着鱼腥味，极富有海岛市场的气息。
根据当地朋友的介绍，这个地方原来是琼州城的东城门，由于这里离海岸线相当近，在上个世纪初，大量下南洋的华侨举家搬到了东门，在这样一个地方，修建了这些房子，这些房子一般沿用的是西方文艺复兴和东方建筑风格融二为一的合体，一方面，这种房屋能够恰当的表现主人的身份，与主人高贵的归国华侨身份相符合，一方面又要融和本民族的风格和地方特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