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未必思，思者未必退。与妻孥来到这里的任蓝生开始琢磨着如何在官场上继续“发挥余热”，两年过后，同治皇帝将“退思”的任蓝生召回北京，连升两级。退思园一时名声大噪，成为了“官运亨通”的代名词。
园林心态（3）
可惜两个月之后，任蓝生病死于北京城。
这大概就是苏州人不热衷于官场的初衷？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退思园成为了苏州人心里一直无法绕开的结。在中国这个社会，鄙视官场的群体少，但是一旦形成，那就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群体。苏州人不愿意做官，不愿意出名，只是附丽于一个小小的园林之中，自娱自乐。
苏州的园林实际上是开放的，它没有任何阻隔，也没有任何的沟壑。往往他们会将最新的信息和自己最诚恳的情感通过园林表达出来。任何人读懂了园林，也就读懂了苏州人。特别是来自于外地的游客，对于苏州，更是一种疑惑和思考，他们通常会思考苏州人为什么会这样发财，为什么会这样有创意？
其实问题很简单。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直至现在，我曾不止一次的询问过在苏州的朋友，他们是否如香港、台北的朋友一样青睐“千尺豪宅”？他们的回答让我很吃惊，他们很“厌倦”那样的房子，“屋子大了，谁去扫地？”他们这样回答我。
这种回答，表面上轻巧，实际上蕴含着苏州人一种独特的力量。在他们的眼里，园林就是最好的世界。里面都是精华，都是可用之地。即使是面积不够，稍加修整，也能看出一片景致出来。
苏州人并不节约，但是他们懂得如何才能更好的利用所有的资源。资源对于苏州人来说是一种投资，更是一种消费。曾经一个台湾的历史学家这样说，苏州建设园林的时候，设计师都要做好预算，所有的料必须是最好的。石头是最贵的，门厅是最大的，木料是最结实的。但是他们不浪费一块砖，不荒废半分地。
在他们眼里，任何消费都是合理的，但是任何一丁点浪费都是不容许的。
从退思园出来，我将离开苏州。我的下一站是上海，前一站是扬州。
退思园里面是奢侈的，更是精妙的。假山水潭在光影的浮动之间映射出清澈的颜色。在不同的地方，能看见截然不同的景致。靠在亭子的木头栏杆上，静静地听着河水从脚下流过的声音。
那声音，是从几百年前传过来的，几百年前，是这样流动，是这样清澈，木屋黑石，声音依旧令人屏息凝气，侧耳倾听。站在这种声音上面，任何的暑热也都悄然消去。这大概是主人的明慧所在，他已然料到，水的声音，是清退暑热的一剂良药。因为在《易经》里面，水火之剌谬，乃是真理。
细细想来，所有的园林其实未必是主人们嘉玩的玩物。主人大都富足，但不颟顸。对于美学的追求，绝对是一种士大夫的心态。况且这些主人，本身就是一流的士大夫。
苏州人不喜欢偏栖，喜欢热闹。沿途在路上总能听见一些评价，在扬州，总能听见人这样说——
“苏州那地方，实在不行。经济上去了，还是一个老园子，整个城市都是一个老园子。”
在上海，很多出租车司机都这样说——
“侬出租车也是十块钱啦，乡下佬凭么好和上海一样伐。”
可是苏州呢，没有任何的回音。
因为他们不需要任何的回音，鄙视也好，嘲笑也罢，都无所谓。苏州人认为，诠次任何城市的优劣，都是一种荒诞和嬉笑。在他们眼里，应门之事和治国修身平天下一样，在园子里恬淡的生活，就能说不是一种对于世俗的报复？
千古遗梦（1）
终于到了马王堆。
马王堆的遗址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加上风吹日晒，已然没有了任何可看的价值。长沙的朋友说，去湖南省博物馆看看吧，马王堆出土的东西都在那里，还有很多你从没见过的文物。再说湖南省博物馆的档次，在世界上是前三名的。
说实话，对于中国的博物馆，我向来是不抱太大希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博物馆学本身不发达，关于文物和古籍的保护、整理都做得不是很到位。世界博物馆最发达的地方是美国这个历史不到四百年的国家，而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文明古国，历史博物馆不发达，确实是一种悲哀。
到了马王堆，听见几个外国游客在门口议论，这里是中国的木乃伊，值得一看。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文物保护是不成功的。在欧洲的街头，两千多年前古罗马时代的房子，至今还能保存完好。六七百年前的建筑，现在还能住人。漫步在里斯本或是维也纳的街头，随处可见一系列保存完好的建筑，里面游客进进出出。但是把空间换过来思考，元代的民居和汉代的宫殿若是在我们面前矗立，只怕会把我们吓得腿软。这样一种文物观，若说是文明古国的子民，恐让人觉得可笑。
直到今天，我们对于历史一直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汉代在我们脑海里是一个并不算远的时代。但是两千多年的物质遗存却是一颗可怕的历史是炸弹。中国人习惯了去黄鹤楼，去长城，去颐和园这些一直修缮一直保存最后形成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图名而不图实。
相对而言，马王堆是一个很不错的所在。在中国的古遗址中，三星堆和马王堆是有些价值的。而让我两者选其一的话，我倒是宁愿选择马王堆。
但是今天到了这里，却发现什么都不想说。
我敢这样说，即使在东京，在雷克雅未克，在伦敦，这些地方的博物馆的档次都不会太超过马王堆博物馆。这并不是长沙本身对于文化的一种向往，而是本身一个国度对于自身文明的一种探求。
几个月前同一个马王堆学的学者聊天，他是研究马王堆学最年轻的学者之一。他很诚恳的告诉我，在国外，研究马王堆的学者水平都很高。随着汉学的进一步深入，马王堆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这种显学的意义本身在于汉学的力量。任何一门学问出现了突然的勃兴，都不是个体的行为。比如说敦煌学，比如说三峡学，都是和当时当地的学术结构密切相关的。
马王堆学呢？马王堆那个时代，离现在已经有两千一百多年了。那个时代的世界和现在已经有截然的不同。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思想出现了大的荒漠——印度、中亚和东亚的宗教精神都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在人类的精神里面，只有唯一的宗族观念是可以依靠的。而马王堆，则是精神的一种巨大依托。
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封建王朝都会采用一种隐晦而又极端的方式来处理国家和民族的矛盾。这种手段到了汉代尤为残酷。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成熟的一个时代。在君临天下的背景下，所有的人都会莫名的对中央政权产生一种畏惧和敬仰。
我们翻开西汉初年的那段历史，那并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政治在那个时候变得更加的混浊。所谓的清明和正统已经让人觉察不到任何的价值。结束了秦的残暴和战国的纷争，国家在表面上进入了大一统局面。但是在实际上，隐藏着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
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特别是知识分子，是绝对不会抱以任何羡慕或是回顾的。知识在那个时候受到了残忍的背叛和利用。当我们时隔两千多年，重新翻开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完全能够感觉到，那一页历史的恐惧和不安。
那真是一个乱世。
一个叫利苍的青年人，跟随着他的老师李斯成为了法家弟子。秦代是法家兴盛的时代。作为丞相李斯的门徒，年仅二十一岁的利苍就成为了象乘的县尉。
千古遗梦（2）
县尉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郡县制的国家里，县尉还是能够负责一个县城的粮食、税收的。利苍做县令不久，秦始皇就病死了，随后他的老师李斯也被赵高“具斯五刑；论腰斩”，很快，天下重新回到了战国时期的混乱。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地方政权拥兵自重，曾经的诸侯王公大臣蓄谋重振江山，等等等等，总之，整个秦王朝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动荡。
利苍的上级，一个叫赵佗的太守驻守着南越这个地方。秦朝出现大动乱之后，谋士们都劝阻赵佗有三条可以考虑，一条路是跟随着“盗贼”陈胜吴广造反，一条是继续为秦王朝流尽最后一滴血，最后一条是自己像刘邦、项羽一样，揭竿而起。
已经升任为参谋典史的利苍走到了赵佗面前，小声地贴着赵佗的耳朵说，“禀告大王，还有第四条路可以走。”
老谋深算的赵佗诧异了一下，连忙问道：“哪条路？”
“留在这里按兵不动，谁得天下我们跟谁。”
历史最后让赵佗成为了刘邦的藩臣。曾经提议的功臣利苍也成被刘邦找到了咸阳。被委任以“轻车都尉”这个职务。时隔不久，另一个封王英布起兵造反。英布的小舅子吴臣在长沙做长沙王，这个时候需要一个说客以“丞相”的名义出使长沙国，刘邦问：“谁愿意出使长沙国？”
满朝文武谁都是经过了战乱的人，长沙是什么地方？四百年后，一代诗宗王粲赴长沙做官都发出了“复弃中国去，委身事荆蛮。亲戚为我悲；朋友相追攀”的《七哀诗》。在医药和交通都不发达的时代，从北方到达长沙要经过秦岭、云梦湖沼泽区、神农架林区、长江天险、洞庭湖汪洋区这六大天然屏障。刘邦的“招贤令”一下达，整个大殿，顿时一片寂静。
“臣利苍愿往。”一声如洪钟大吕般的声响，震动着整个大殿。
在汉代，常常会有一系列的个体，这些个体所承担的分量往往类似于一个赌注一样可怕。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往往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老于世故的汉武帝不是不知道，利苍这次前往长沙，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说服长沙王保持沉默，一个是被长沙王活活放入沸水中煮熟——这是处理说客的常用办法。
一年之后，长沙王吴臣将英布的头颅砍下，送给了刘邦。
在思考历史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一些折磨人的问题。究竟利苍对吴臣说了什么？显然在整个历史来看，利苍是顺历史而动的，他巧妙的将诸侯王与朝廷的矛盾化解了，维护了领土的统一。从这个层面上看，利苍是功不可殁的。在吴臣死后，利苍成为了大名鼎鼎的长沙王轪王，时年六十六岁。
这个马王堆，就是利苍一家的墓地。
我敢确信一点，那就是利苍的几次临危受命，绝对不是出自于今后的利益。在汉代，出奇地涌现了一批这样的人，张骞、苏武，包括一代女杰王昭君。他们都没有任何怨言或是不满的前往边陲，为自己的王朝不断的树立威信，就在前往边陲的路上，他们都否会想，我是哪里的人？
没有民族观念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在为一个民族的创建而求索。
说来可笑，利苍的尸体最后腐烂掉了，现在在省博物馆看见的，是利苍妻子追辛的尸体。
英雄无种，将相无后，一家功臣万骨枯。为大汉朝殚精竭虑的利苍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死在了长沙，死得干净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