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但是，中央负总责者仍要排斥和架空毛，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全苏二次大会上，由张闻天取代他出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尽管周恩来表示异议，但在全会结束后举行的全苏二次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选举的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班子，以张闻天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按照“左”倾领导人的说法，毛成了“中国的加里宁”。由于中央政府各部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毛实际上被架空了。张闻天也被排斥在党中央核心圈外。“左”倾领导人实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上述三次会议后，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领导职务，“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这给中央苏区的各项事业带来极其严重恶果，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重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长征”。周恩来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一说起长征故事，人们无不肃穆动容。但是，为什么会发生长征，怎样正确认识长征？作为党史工作者，到了赣南这块红土地，就不能不对红军长征的一些历史情节去作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从2001年以来，我每次到赣南的活动几乎都与红军长征有关。通过实地考察，来深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悲壮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苏区人民的贡献
在瑞金、于都和兴国的纪念馆里，都以大量版面来表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这些地区人民对红军战略转移的贡献。看了这些展览，又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以为应当明确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加以一定区别。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因果关系，但是又不能混为一谈。进行战略转移，无疑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是错误路线指导的结果。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此前，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过好的建议而未被采纳，到了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后，即使再采纳他们的建议，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局面了。因此，我以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不能说到了严重关头作出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即长征也是错误的。如果坚持固守，那将是怎样的后果就更难设想了。
二是对实施战略转移的准备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说没有任何准备。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中央书记处于1934年5月作出的。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是在10月。这期间所进行的转移的准备问题，可从两方面看。就红军主力要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绝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事前都未与闻；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未开会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商量，致使整个高层党政军领导都缺乏充分思想准备，这既是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也是有悖常理的。再则，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直至9月才具体着手筹划和部署，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没有作战略上的全局筹划，有些准备工作是在七天时间内进行的，因而，不能不很仓促；有的又是搞“大搬家”，什么都带上了，严重影响初期行军，这是违背战略转移的军事常识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从7月开始，先是派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的红七军团（后与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又令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一带去找红二军团；此外，还派程子华去红二十五军加强领导，这些都应视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所实施的带有战略性的准备。红七军团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六军团西进带有探路性质。这两大战略性的决策，不被看作是一种准备，是有失公允的。至于对他们没作明确交代甚至有错误的指示，那另当别论。这几个大的决策，决不是孤立的行动。此外，有些准备和安排也是很细致的。这么大的转移在地方和部队中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对保密问题，也不能简单指责。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即使在高层领导的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也应当保密。否则，后果也难预料。当然，在极小范围保密时间过久，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三是不能以红军在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在撤出中央苏区后的长征途中遭受严重挫折，来抹杀或淡化中央苏区人民为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前期受挫是一回事，苏区人民为红军长征作出巨大贡献又是一回事。这两者不能混淆。在这两年考察赣南时，我深深感到这片红土地，与其说是大自然的造化，还不如说是赣南人民用鲜血染就的。赣南苏区各县人民对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
中央苏区人民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为：
——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扩红，成为中央红军的基本力量。特别是作为中央苏区主体的赣南，当时总人口为240万，就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仅仅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扩红就达8万余人，中央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分别从中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第八军团实际上就是以这些新兵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在中央苏区，几乎全部青壮年劳动力都参与了保卫苏区的作战、支前的军事斗争。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的近8？郾7万人中，赣南籍红军达五六万人，占中央红军总数的65％。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的男子，凡是身体合格的都争先恐后地走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苏区人民，就没有强大的中央红军；没有苏区人民，就不可能有浩浩荡荡的红军去进行长征。还应当指出的是，在长征出发前，以扩充的新兵为基础还组建了担负中央机关保卫和抬运沉重物资、机器的中央教导师，以及由征调的5000挑夫组成了运输队和担架队。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没有苏区人民的积极支援，中央红军也难以实施战略大转移行动。
二是苏区人民特别是赣南人民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和军费。它包括稻谷84万担、被毯2万多床、棉花8？郾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和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等；此外还有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和150多万元军费。赣南苏区人民对红军物力和财力的这些支援，对红军前期的战略转移起了巨大作用。
三是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为红军长征承受了巨大牺牲。就赣南地区而言，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郾8万余人，其中有半数牺牲在长征路上。在湘江战役中所牺牲的绝大多数是新入伍的赣南子弟。我去过兴国。周恩来曾诙谐地讲过：北京南京不如瑞京，中国外国不如兴国｛1｝。兴国在土地革命时期有23万余人，参加红军的有8。5万多，组成兴国模范师和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兴国为夺取革命胜利而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人。兴国籍烈士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占江西全省烈士的1/10，占赣南烈士的1/5，为全国各县牺牲烈士之首。有一家满门忠烈，全家7人都牺牲了，再加上堂兄弟5人，共牺牲12人之多。在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墙上，陪同我参观的省委党史研究室曾宪林副主任，还找到了他伯父的名字。在长征路上，兴国籍战士牺牲1。2万多人，这意味着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个兴国籍战士倒下。新中国成立后，在授衔的将领中，兴国籍将军达54位之多，故为全国著名的“将军县”。我几次来赣州，都到了瑞金。在长征前的多次扩红运动中，瑞金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至长征前，全县参军参战的有4？郾9万余人，其中参加长征的3？郾1万余人，参加游击战争的1？郾8万余人。瑞金儿女在长征路上牺牲的也有1万余人。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占领瑞金后，作为“赤都”，它首当其冲地遭到反动势力最疯狂、最残酷的报复。全县被残杀的达1？郾8万多人，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连国民党自己的报告也称：在“清剿”区，无不焚烧之屋，无不杀之鸡犬，无不伐之树木，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一个地区，为革命作出这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全中国是罕见的。因此，赣南苏区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以赣南为主体的中央苏区对中国革命、对伟大长征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在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党建教育，弘扬主旋律时，应当大书特书，大颂特颂。
悲壮的战略转移“长征”的来历和选择于都集结出发的缘由
红军长征的决定及其走向，是个动态过程。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最初并没有打算走得像后来那么远，只是准备到湘西那边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最初并没有“长征”一词，叫得多的是“转移”。
在于都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后，才知道“长征”一词，源于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后，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1｝。2003年4月，在云南禄劝县皎平渡红军巧渡金沙江纪念馆里，我看到这个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这个六字“骈文”，我似在哪里见过，说是出自陆定一手笔。回京后一查，原来是1999年审读《陆定一传》时，作者写过此事｛1｝。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时，红四方面军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亦称：西征军万里长征。8月，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9月，中央俄界会议说：中央红军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征”。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的长征任务已经完成。这时的毛泽东兴奋不已。11月初，他向红一军团随行部队发表讲话，开始对长征进行总结。同月中下旬，先后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两个宣言，明确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北上抗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到达中国西北地区。12月，毛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进一步精辟地论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这样，“长征”一词便广泛流传开来，成了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语汇。
毛泽东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提出许多正确的主张和意见，还在于当他的看法没被采纳，并遭受排斥时能顾全大局，仍忧党忧军，积极地提出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