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等，茅台酒都成为融化历史坚冰的特殊媒介。他宴请尼克松时还夸奖：“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劳”。这是给予茅台酒的极高政治荣誉。我们茅台人对周恩来当然有一份特殊感情。但是，要说清楚，“国酒之父”的塑像还不是我们作的，而是周总理家乡淮安市赠送的。将“国酒之父”的塑像放在我们茅台，有多重含义。如果中央红军三渡赤水不在茅台，如果周总理不会喝酒，如果他当时没有品尝茅台酒，那么“国酒”之美誉属于谁，当然就难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茅台酒能成为国酒也沾了红军长征三渡赤水之光。
从苟坝会议到四渡赤水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
红军三渡赤水，从茅台到川南，果然造成蒋介石错觉，以为红军西进，深入川境，北渡长江，连忙将重兵向川南聚集，妄图把红军消灭于赤水河以西的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电其围歼红军各部称：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格坚固，各军紧密联防，使无间隙可乘。“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遵义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讲述红军四渡赤水的情况说：红军三渡赤水的大佯动作，使蒋介石再次被牵着鼻子走，为红军迂回穿插进入云南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出版的各种文献和著述看，这段史实也比较清楚：
——红军三渡赤水时已有四渡赤水折返贵州的考虑。当蒋介石将各路大军从各个方向云集川南，赶筑碉堡，尚未形成包围圈之际，中革军委决定回师东渡。在蒋介石发出电令的3月20日当天，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发出了四渡赤水电令，要求部队秘密、迅速、坚决地出敌不备，折转返东，经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等处再过赤水。21日晚至22日上午，红军各部以隐蔽、神速的行动全部渡过赤水河。这样，当蒋介石令他的各路人马急匆匆向古蔺地区进军集结时，红军则隐蔽地与敌军相对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策划的包围圈。这次巧妙迂回，一下子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当红军南进至遵义、仁怀一带时，敌军的辎重物资还在源源北运。
——红军四渡赤水成功，令恼怒的蒋介石急忙从重庆飞抵贵阳，决计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他再次宣称：红军是强弩之末，左突右击，已“走投无路”，望我“军政同仁，同心协力，剿赤成功”。但是，蒋介石又打错了算盘。中革军委决定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发展。为了争取南下先机，红军加快南下速度，在28日冒着狂风暴雨，进入乌江北岸地区。随后几天正是清明前夕，连日阴雨，乌云密布，能见度低，敌机无法侦察和轰炸，摸不准红军去向。在蒋介石催令其各路大军堵截红军西进时，红军各部却于31日在金沙县的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进抵息烽西北地区，又神秘地跳出了敌军的合击圈，将蒋介石的50万重兵甩在了赤水河一带，从而再一次宣告他的围歼计划的破产。
这几年到地方考察，我发现，不仅地方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能对他们那个地方曾经发生的党史事件和人物讲得比较清楚，就是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也能将他那个县的党史和历史娓娓道来。1月，从叙永到毕节考察“鸡鸣三省”时路过金沙县，该县李书记向我讲了毛主席劝阻攻打金沙县城即打鼓新场一事，还讲了钱壮飞在红军南渡乌江时牺牲的情况。
李书记说：毛主席虽然没有来我们打鼓新场，但他了解这里的情况。打鼓新场是历史名镇。明清集市发达，开设新场，为百里土特产集散地，商贸繁荣，是黔北四大乡场之首（一打鼓、二湄潭、三茅台、四鸭溪）。那时，这里有城墙，易守难攻，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金沙县名是在这以后取的。我问，这个县名与金沙江有什么关系？李书记说：没任何关系。1941年建县时，将附近东南郊和东北郊两个等距离的“金宝屯”和“沙溪坝”，各取首字而名“金沙”，意古人云：“政治修明，可使黄金与沙土同价。”钱壮飞就牺牲在我们金沙县。他是我党秘密战线的三杰之一，在截译叛徒顾顺章向蒋介石的告密电，离开卧底的特务首脑机关，从南京辗转到达中央苏区后，长期在军委保密局工作。红军第一次到达遵义时，他作为军委二局副局长出色地完成了遵义会议的保卫任务。红军四渡赤水后，任军委副秘书长。在这次南渡乌江时；由于敌军的飞机猛炸和重兵堵截，他与部队失去联系。红军过江后，他只身寻找过江渡口。乌江边住着一家土匪，见钱壮飞有皮包、衣物和手枪，顿生歹意，遂将壮飞同志引到梯子岩附近，佯装指点路线，趁壮飞集中注意力察看路线时，猛地将壮飞推下岩去，并滚下大石头将壮飞砸死。土匪抢走了手枪和衣物。老百姓发现死者是红军，便将壮飞同志就地埋葬了。好长时间不知死者是谁，经反复调查才弄清楚是壮飞同志。
李书记说：粉碎“四人帮”后，群众对钱壮飞的事迹知道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敬仰。1977年8月，乌江要筑坝建库，为避免乌江库区水位升高将其坟淹没，当地乡党委和群众掘其忠骨上移至公路附近安葬，墓为石砌土封冢前立三层台碑，碑正文铭“钱壮飞烈士永垂不朽”。碑右刻对联竖二行：“先辈遗志似日月，经千秋万代照青史；红军精神犹江河，行五湖四海挽狂澜。”不管碑文写得好不好，但表达了对烈士的敬仰之情。1990年，金沙县委和县政府又在那个地区的镇上修建了“钱壮飞烈士纪念碑”，载有烈士的生平。听了李书记的介绍，我也想前去凭吊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但因泥路难行，未能遂愿｛1｝。
到2003年春天，我走了“四渡赤水”，也走了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的一、四最重要的两道封锁线（2004年秋末冬初，补走了红军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这就使我很自然地要对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情况进行比较。蒋介石的“围歼”计划，在我们党的遵义会议前后，最重要的各有四次。而这对我们党和红军来说，两种领导，两个指导思想，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李德、博古搞主观主义和机械论，不从战事变化的实际出发，顽固地坚持原定的转移路线及目标，实行单纯的军事退却和大搬家的甬道式行军，缓慢前进，被国民党军队追着打、堵着打，使红军一直非常被动窝囊。湘江之战，使红军遭受了建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后，主要军事领导换了，毛泽东参与决策，重大军事行动基本上是按他的意见办。同是一只红军队伍，但却是两样的精神状态。同是面对蒋介石追堵围歼，但却是两种应对方略。毛主席从来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硬碰硬”，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要大踏步前进，也要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忽东忽西，出敌不意。“四渡赤水”就是这些战术灵活运用的天才之作。遵义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牛鼻子走，往往相对反向而行，甚至“主动”给红军让道，被红军甩下三五天路程，从而让红军充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时，毛泽东尽管因其战略战术同于《孙子兵法》受过讥讽，而实际上并没有诵读《孙子兵法》。但是，《孙子兵法》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为毛泽东无师自通。
我想，凡大军事家，无论是否读过兵书，都懂此道。世界之大“理”、大“道”，都是相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别不同、语言不同，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完全相同的道理。毛主席对陈毅讲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红军将领“服”毛主席，也是后来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进行历史反思，这才深深感到四渡赤水在军事指挥上是个转折点；才承认毛主席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的运用之妙，在党内无以出其右。萧华的《长征组歌》唱道：“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对毛主席自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总结，反映了经历过长征艰难困苦的那一代人发自内心的由衷感佩。
与当年开政治局会议的“新房子”主人的儿子等在一起
当年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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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
钱壮飞烈士之墓
｛1｝〔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6页。
｛2｝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
｛1｝2003年7月中旬，我室钱听涛同志告诉我：他曾在1996年《炎黄春秋》第7期上发表的文章中，讲述过钱壮飞之死的情况。金沙县沙土中学的两位老师多次致信给他，并寄来知情老人的口述回忆材料，证明一个当官的红军是在梯子岩附近被害的。所述情况与李书记讲的基本相同。这两位老师在过去上学时就听说过这事，并对烈士充满敬仰之情，看到钱听涛文后热心提供考证材料。这说明红军长征在当地有深远的影响。
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实际指挥下，驰骋折返于黔、川、滇三省边缘地带的高山峡谷、急流险川，在敌人重兵集团之间迂回穿插、神出鬼没，不仅使蒋介石的围歼计划一再落空，而且多次反守为攻，兵临省城，令亲往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状，心神不宁。他哪曾想到，转战于赤水、乌江的红军，刹那间已震撼他的卧榻了。
这是两军最高指挥官的对弈，飘忽不定的“红棋”全盘已活，主宰着棋局。
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
2003年3月我参加在遵义召开的理论研讨会期间，也对红军南渡乌江后的若干情况作了一些考察。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毛泽东为达到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战略目的，又施大手笔，巧摆龙门阵。他将红军分为三路：一路直攻贵阳，虚张声势，非拿下省城不可；一路以最快速度东进，造成直取瓮安、贵定，向湖南方向发展态势；一路在桐梓一带牵制南下之敌，摆出与敌决战姿态。蒋介石既不知红军真实意图，也不知红军兵力虚实，不时听到红军已到贵阳近郊报告，着实让他心慌意乱。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说：贵阳位于全省中心，南北长，东西短，呈椭圆状，城外诸山环抱，全市只有几平方公里。飞机场离市里很近，尽管“地无三里平”，但对交通作紧急处置还不困难。贵州还有一个“天无三日晴”。所谓“贵阳、贵阳，就贵在难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