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皱纹，但却有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和一头青丝，已经八十一岁的她并没有多少白头发。这与我在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刊物上见到过的库淑兰照片没有什么两样。但她的生活现状却给我极大震动——难道这就是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授予“剪纸艺术大师”的库淑兰？她的名字和她独创的作品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蜚声海内外艺术界，眼下看到的和我预先的想像似乎无法调和。
我将带来的糕点放在了土炕上。库淑兰拉着我的手仰头笑着问：“你知道我叫啥？”
我大声说：“你叫库淑兰！”
老人哈哈大笑：“同志们可好着哩，还给我买好吃地（的），下次来，你再给我买些豆奶粉、脸盆子（要求很低）。我给你持（拿）花。”
老人似乎已明白我的来意，大凡来这里的客人可能无一例外地都会看“花”（指剪纸作品）。她爬上了炕头，可又转了回来，“我对你说，下次你来给我买上随（小）剪子，还有红纸、绿纸、毛蓝纸。”
作为看花的条件，我答应了她。她这才从炕头上翻出压在最底下的一个纸箱，拿出一大卷卡纸。当她要展开时又说：“拍照要钱！两百元。一张‘花’四百元。”我突然感到诧异，一个乡下老婆婆，已被现代市场经济浸染的如此透彻，那种农民的直白与单纯的狡猾，在短短几分钟的“交易”中显露无遗。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老人有过某种被骗的经历，而早已准备好了对付所有外来人的“台词”，又像是别人指使的结果。我顿生困惑。
在看到过的所有对库的报道，给我的第一印象：库是位“庄周梦蝶”式的神奇人物，出淤泥而不染，高尚如美玉一般没有任何瑕疵。但眼前所见和我接下来的访问，使我的思绪一波三折。
库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当库淑兰在这昏暗破旧的房内突然打开她的创作作品时，我的眼前一亮，她的画作使房内蓬荜生辉，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在这穷乡僻壤的山村里，竟会产生出如此具有震撼力的艺术创造！作为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贤淑良家农妇，其中的必然和奥秘源自何处？全中国植根于民俗土壤中的民间剪纸艺术家数不胜数，为何只有库淑兰一人独创这种剪贴画形式？不仅如此，她的作品就像一朵扎根于土壤中盛开的艳丽山花，一点儿都不感到刺眼，却又显得横空出世。
《空空树》、《灶爷灶婆》、《太阳神》、《剪花姑娘》、《莲花生子》……库作品的印刷品我过去见过不少，台湾汉声出版社就专门为她出版过精美的《剪花娘子——库淑兰》上、下册，可原作的魅力已远远超出印刷品，非同一般，这种慑人心魄的魅力用文字是难以表达的，难怪有很多艺术家做梦都想去卢浮宫瞻仰大师的真迹。
库淑兰拿着一张张色彩斑斓的剪贴画，把每一幅作品背后的民谣、传说、剪花娘子的故事，手舞足蹈地说唱出来，神采飞扬，她的那种忘我的、如痴如醉的欢悦神情，就像见到老朋友，没有陌生，没有厌烦，一下子使我忘记了她刚才和我“交易”的尴尬。
“来，到我跟前来！我唱给你听。”库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说道：
剪花娘子把言传，没有厅院真难堪。
热里来了树梢下钻，冷里来了烤暖暖。
进了剪花娘子屋里边，清清闲闲也乐观。
好似庙院把景观，叫来童子把花剪。
人家会的是琴棋书画、八宝如意。
我剪花娘子铰的是红纸绿团团。
她手中的这幅“剪花娘子”的形象表现的正是她的说唱内容。也许这就是作为大师所体现的过人之处，这就是库淑兰。她的剪纸不是套路的，静止的，而是全身心地处在一种创作的境界和欢愉中。此时的她神态灿烂得像一朵花，心里充满阳光。她所表现的剪贴画是诗外有画、画中有歌、歌中有舞，是动态的，是相互辉映的立体艺术，这与文人绘画所追求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相互共存的意境截然不同。所以欣赏库淑兰的剪贴艺术，不听她演唱的诗歌和感受她的创作状态，单看剪出的作品，似乎只感受到它全部情趣意味的一半。
这位自称“剪花娘子”的老人，1920年农历二月十二出生于旬邑县赤道乡王村的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库淑兰从小生性活泼机敏，心灵手巧，聪明麻利，人送外号——猴桃。四岁缠脚，六七岁时随母亲学剪纸作画迄今不止。曾读过几年书，后因结婚失学。十五岁嫁给王村贫苦农民孙宝嬴为妻，共生养十三个子女。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眼巴巴地看着十个孩子相继死去，最后只拉扯大两男一女，现已儿孙满堂。但有着倔强性格的她，坚持自食其力，至今与老伴单住在土屋里，过着相依为命的清苦生活。
八十年代初，旬邑县文化馆在组织民间艺人创作时，发现了库淑兰不同凡响的剪纸天赋。后来经文为群老师推荐，陕西美术学院教授杨学芹女士对库淑兰剪贴画艺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把她推介给社会。从此，库淑兰的名字和她独树一帜的作品，走出了山沟沟，走出了国门，登上了大雅之堂，令国内外的业内专家、学者为之倾慕，被评价为能与“毕加索、马蒂斯的作品相媲美”的人物。她曾迈动着一双小脚，走进北京，出入香港，震动了艺术殿堂。她最终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剪纸艺术大师”称号。因此，如何从农妇与艺术大师、传统与现代艺术追求的冲突中，找出这位不平凡老人的生命价值与创作的关系，是我此次用DV记录她的晚年生活和创作的真实目的。
她的艺术剪纸先后在西安美术家画廊、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展出。1994年在文化部举办的《中国民间美术一绝大展》中，库淑兰的作品一举夺得金奖。1995年库淑兰的艺术作品被邀请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展出，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代表的高度赞赏。1997年12月，库淑兰的艺术作品，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传统艺术节，她本人也应邀做现场表演，其代表作《剪花娘子》，作为艺术节会标。近年来，库淑兰的剪纸艺术先后被陕西电视台、浙江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画报》等媒体报道和刊载，并被南京美术陈列馆、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香港博物馆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内外的收藏馆、收藏家争相收藏。
然而，近二十年时间里，慕名前来探访库淑兰的形形色色的人不计其数，有收藏家、文化商人、记者、出版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生、博士生、地方官员等等。他们为库淑兰的艺术品而来，少则一二小时，多则一二天，之后都带着各自所需的剪纸作品，满足地回到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中。收藏家获得了值得夸口的珍贵藏品，商人得到不菲的利润，学术专家为论文和著书立说找到稀有实证，人们不厌其烦地、甚至带着救世主的姿态，居高临下、轻而易举地从库淑兰身上索取到艺术精品。可是我们最终给库淑兰的生活留下了什么？又有谁在真正关心她的生活？难道只是一块奖牌的殊荣？一篇报道的轰动？一句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一个为当地人引以为豪的人物？一些微薄的稿费？所有这些算得上我们慷慨的给予吗？……当然，我们绝不是否认以上人们弘扬民间艺术所做的工作。
我来此已是第四天，每日都赶在库淑兰起床之前，就瞪着眼守在她家的门前，只要她家的门一打开，我的摄像机就开始工作了。除了换磁带、吃干粮、如厕、老人午睡，我几乎是一刻不停地记录着库淑兰的每天起居生活、唱诗剪花、出门溜达……前一两天，老两口儿还有点儿不习惯，而后，他们便不在意我的存在了，镜头中的人物渐渐变得自如起来。
这天清晨，库淑兰比我起得还要早。我到时，她已双腿跪在灶前起火烧水。库没有梳理的头发和微驼的背影使她显得越加苍老。电动鼓风机“嗡嗡”地响个不停，炉膛内的炭火燃她发现了我，并用眼瞄了我一下没有做声。她知道我是不会“理睬”她的，这从我来到第二天起就已经是这样了。我几次不答理她之后，她误以为我突然得了哑巴症（她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情形）。一开始，逢人便说“这人栖惶得很（可怜的意思），不会说话了，是个哑巴子”。因为我是记录而不是采访，“介入并不参与”，这是必须遵循的记录手法。
但这天的特殊情况，我却无法遵循这个规矩。当我全神贯注地拍摄时，镜头中的库淑兰在炉灶前一下子起不来了。此时她老伴不在屋里，库将手伸向我求助，口中自语道，“昨黑来把我跌嘎子，腰不得动弹，哼！哼！把我吊嘎子（拉一把）！”我右手把着摄像机，左手伸向她的手……库淑兰的腰明显活动受限，锅里的水已烧开，她要把一笼凉馍端进深深的锅里，可她端到锅沿，又无法弯腰放下去，她的腰跌伤了，库淑兰慢慢走来，拉着我的手示意我帮她将笼箅放进锅里……
接着，她拿来大葱，操起一尺来长的菜刀，慢慢地跪在案板前开始一刀一刀地切葱丝。这种动作无疑缓解了腰痛，又能完成她不得不为之的家务活，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娴熟，显然，她经常采取这个姿势。
她的老伴从外面回来了。库淑兰已将早饭做好放在一个木制托盘里端上了土炕，有热腾腾的大馍、辣酱和一盘醋拌葱丝，像是招待客人一样伺候老伴享用，这是库淑兰一辈子都在得正旺，映得她满脸火红。履行的妇道和规矩。她曾对我说，“我生下娃，在炕上坐三天，就下地给外（指老汉）做饭哩，外脾气不好，一天把我打六回子。”即便现在是上了八十岁的高龄，她仍然一如既往地伺候着老伴。
随后，她没有吃饭就拿起了拐杖，迈动着小脚，东倒西歪地走出了家门，有几次险些摔倒在路上。她来到村医务室，一连吃下两粒止痛药。一村民说，“耶（她）经常吃这药，不然就动不了，耶老汉（指老伴）就没饭吃。”
吃完止痛药回到家里的库淑兰，肢体活动自由了许多。爬上炕，拉开小桌子，摆出剪刀、色纸、面浆，开始进入创作的状态。此时的她，似乎又变成了另一个人：周围的一切不复存在，专注的神情，早已把一切抛到脑后，创作使她变得心醉神迷，剪贴到得意时，她竟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地哼唱起来：
正月里，二月二，
我到菜园里，菜园有棵空空树。
空空树，树空空，空空树内一窝蜂。
蜂螫我，我遮蜂，蜂把我螫哩虚腾腾。
她偶尔会发现我的存在，但只是瞟上我一眼，就又回到了她迷狂状态之中。
在连续拍摄中，我发现库淑兰在创作每幅作品时，从不打草稿，信手剪来，随手贴上，那丰满的构图，质朴动人的造型，绚丽而又统一的色彩运用，总是如托神之手，怎么贴剪都显得得体好看，活脱脱，鲜灵灵。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