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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跟踪记录，使我了解了一位艺术大师的库淑兰和生活中真实的库淑兰。她首先是一位地道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一位勤劳、精灵、受尽贫寒与多次丧子打击的善良农妇。她具有西北农家妇女所具有的一切美德，同时也兼备农妇所有的世俗与局限。库是一个比当地任何人都真实而又富灵性的农妇。然而，正是她拥有如此真实的人生，她的灵魂才一刻都未屈服过现实生活的严酷打击。她的不凡之处，是为自己寻到了一个物质之外的精神世界。
任何苦难的经历，都能在她的精神世界中找到美丽的归宿，这是她作为一个普通生命个体的最高明、最具积极意义的亮点。十几年前，她竟在一次“意外”的坠崖之后创造性地升华成了“剪花娘子”的化身。这种超凡脱俗的创造，使她不仅“征服”了乡邻，使之“祛病”的“巫术”更趋异乎寻常的力量。同时，她还用她的作品从根本上征服了所有关注她的学者、专家，他们用更高的理论方法进一步论证并渲染了她的创造，这种卓越与非凡构建了她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其人格的力量早已超然物外。这就是我眼中最真实、最了不起的库淑兰。
多少年来，我们对众多有成就的民间艺术大师的生存背景和创作环境知之甚少。可以说，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一重要的社会底层人文元素。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依然存在严重的认识上的偏差和行为上的失误。民间艺人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保护，造成珍贵的民间艺术品大量流失和灭绝，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上层主流文化中对待民间文化至今仍持“摘野花”的态度。因为它是野花，可以居高临下地随意采来，无须代价和负责任，以满足美饰主流文化的某种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在已经出版的大量有关民间文化出版物的图文介绍中，有半数以上没有标明作者姓名及详细出处）。这显然反映出主流文化对待民间文化作者的不公正的态度。
库淑兰，正是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民间艺人的典型代表。
在“中国行”结束后的时间里，我曾应邀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第十九届年会上做演讲，其中，我强烈呼吁社会给予民间艺术家以切实的关爱和救助，建议国家文化部门早日创建“中国民间艺术家保护基金会”，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像库淑兰一样的民间艺人正处在困难之中。
虽然我先后通过富村村委会转交给库淑兰近四千元的听众给她的捐助款，但我现在才意识到，库淑兰在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她所需要的已不再是金钱和名气，她需要的是浓浓的人间温情，我们能给予她吗？
第五部分草原母亲—斯格勒玛
我到达呼伦贝尔盟大草原时，已经是初秋季节。一个人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街上懒散地踱着闲步，心里盘算着，若能碰上地道的草原牧民，我就跟着他们下到苏木（乡、镇）去，离开这喧闹的县城。正巧，两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年长妇女，急匆匆地走进我的视线。她们健康却略显肥胖的体态，认真、专注的神情和沉稳、急促的步履，一看便知是来自遥远的牧区。主动上前搭讪，才知道她们是布力亚特蒙古人。作为跟随她们下乡采访的条件，我答应用我的吉普车载着她们和她们采购的一大堆草原上没有的生活用品去牧区，其中以青菜、瓜果和布匹最多。
布力亚特人是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落，其先民一直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的森林草原地区，从事牧业和狩猎生产。大约在1207年，布力亚特人成为成吉思汗的属部，逐步迁徙至额尔古纳河、贝加尔湖、色楞格河流域一带草原上游牧。据史料记载，在1922年，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批准，一百六十余户七百余人迁入今鄂温克旗锡泥河流域建立布力亚特旗，辖四个苏木，一直居住至今。目前，有近七千人的布力亚特蒙古人，繁衍生活在这一地区。
吉普车在辽阔的草地上足足行驶了三个半小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北辉苏木，查干若尔戈察牧民村。如果没有主人带路，我早就不识东南西北了。
这里是真正的草原腹地，一望无际，没有电、通讯和交通设施，偶尔能见到在草甸上弯曲延伸的路，那是人、畜踩出来的，一到春夏季节，这些路就会被茂草淹没掉。所谓的村，也就是三户牧民分居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是牧民的特殊属性决定的，那是为了各户的牛、马、羊有足够的空间（草场）吃食，所以在草原很少见到群居现象。但牧民之间的走动、联系紧密，有着一家有难，全体相助的传统美德。过去他们彼此来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马车，冬季是骆驼。如今，一部分先富裕的人率先用起了摩托车和拖拉机。牧民的孩子，不论男女，大多到了五六岁时，就学会了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驰。
把我带到这里的主人名叫斯格勒玛，六十多岁，养育了三个儿女。两个儿子已成家立业，只有最小的女儿巴娜玛还未出嫁。她从高中毕业起就去了海拉尔闯世界，曾教过书，打过工，开过饭馆，如今饭馆也开不下去了，就带着一位城里汉族小伙子（她的对象）回到草原的老家，帮助父母打草。
秋季，是牧民一年中最繁忙，劳动强度最大、最辛苦的季节，要打到足够的草料以备牲畜过冬。他们吃住在草甸上，夜晚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这可难为了巴娜玛的汉族对象，他整个是一个废人，什么活儿也不会做，斯格勒玛老两口儿打心里不满意，但不满意也只能放在心里，现在女儿家可不比以前好管了。巴娜玛与她的母亲是两个时代完全不同的女人，巴娜玛思想前卫，紧跟时代，但浮躁，急功近利，因此，她的青春路走得很不平坦。
早年的斯格勒玛是苏木（乡里）的妇女主任，从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起，一直干到五十多岁才退下来。她耿直、待人热忱、性情温和、坚毅，在当地有着极好的口碑和人缘，是出了名的女强人。用她的话说：这全是用真诚干出来的。斯格勒玛家住的是三间砖房，房顶上盖着石棉瓦，东房住着老两口儿，中间是仓库，西屋则住着新婚不久的小儿子夫妇。屋内家什简单，都睡铁床，一切打理得整整齐齐，这对游牧民来说，算是上乘的条件。斯格勒玛家养的牲畜数百头，羊三百只、奶牛四十二头、马八十九匹，这些，都是她家的命根子。之所以养这许多羊，是因为羊的产出周期短，经济效益来得快，但羊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相当严重，甚至是自杀性的破坏，它们吃草的习性是连根拔的，从不留后路。近些年来，牧民们受到利益的驱使，羊的只数只增不减，斯格勒玛谈到这里时，也只能是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养奶牛经济周期相对较长，需要足够的耐心，好在每日挤的鲜奶可以换来现钱。而养马主要是为了解决交通和食肉。
自打我来到的那天起，草原上的天，就像漏斗一样阴雨不止，无法走动和拍摄。这却挡不住牧民们的日常劳作。斯格勒玛一家人，每日早晨四点左右就起床去牛栏里挤牛奶，近两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一工作，然后把整桶的带着母牛体温的鲜奶，一桶桶搬到牛栏外，等着收奶车拉到城里去加工，通常每斤鲜奶能卖上一角多钱，每天能挤上几十斤，刚好贴补日常生活。
他们家的早餐多是馒头和油饼，再配上香喷可口的奶茶，直喝得周身冒汗，五内通畅。而用羊肉、羊下水和草原上野韭菜做馅的“布力亚特包子”，更是吃了令人难忘，它皮薄，肉多，香味扑鼻，是布力亚特人款待贵客必不可少的传统食物。只要吃上两三个，足够饱上一天。
到了傍晚天色擦黑时，她们还要去牛栏挤一次鲜奶，这样，一天的活计才算忙完。
平日里，男人们都去了自家的草甸上割草，女人们管理着家庭和照料牲畜，还有制作不完的针线活，布力亚特人至今仍保留着穿戴自己手工缝制的衣裙衫裤的习惯。所以，布力亚特妇女个个都是女红能手，难怪她们从城里买来那么多布匹。虽然布力亚特妇女不会像苗族女人们织布刺绣，但她们却有苗族妇女不会的制皮手艺和赶羊毛毡毯的技术。你说这是智慧也好，勤劳也罢，她们就是这么一辈一辈传下的习惯，她们认为没啥好夸奖的。
在布力亚特人中间，妇女是家庭中的支柱和灵魂，也就是说，每个家庭的兴衰，全是由妇女的能干与否决定的。斯格勒玛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她的男人，自打和她结婚之后，就养成了好酒的习性，且嗜酒如命，每酒必醉，不难想像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可斯格勒玛却能一手撑天，家中的私事和苏木的公事，从没落下任何事，样样都做得无可挑剔。她是位优秀的草原母亲，她脸上所表露出的慈母般的神情和聪慧精干，让人感到她始终生活在一种自信中。即便如此，你没听到一句豪言壮语；她的心境如呼伦湖一样的沉静与博大，像草原一样的辽阔与宽广。
二十五年前冬天的一个深夜，她为了寻找放牧未归的丈夫，冒着越下越大的暴雪行走了二十多里路。终于在凌晨时分，在茫茫雪野中，找到了醉倒的丈夫和羊群，他（它）们已冻得奄奄一息。无奈之中，斯格勒玛放弃了羊群，硬是把丈夫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她是如何连拖带背地把丈夫从齐大腿深的暴雪中，冒着随时被冻死的可能，忍着刺骨的严寒和饥饿，又走了一天零半夜才回到家中。那时的小巴娜玛，哭嚎得只剩下一丝声音，眼巴巴地盼着斯格勒玛回来喂奶吃。那次生死经历后，斯格勒玛在草原上的威望更高了。她对我说：“当时有几次我都坚持不下去了，心想着只有一岁的巴娜玛不知是冻死还是饿死，两个大孩子去了十多里以外的姨妈家，根本就不知家中的事。那心里真不是滋味……后来，就那样忍着，坚持着，坚持着……也就回来了，我家那口子差点冻成残废人。”这就是草原妇女的刚毅性格。
又是一天的早晨，一阵西北风吹来，把天上的乌云全带走了，湛蓝的天空还飘着几片鱼鳞云，一轮红日在雨后的草原上升起，它显得那样温暖和亲切，我心中不觉充满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
昨天，斯格勒玛从其他几个牧民点上邀来了乌日金、斯布勒、斯里格玛和达丽格玛四位妇女，她们个个都是当地有名的制衣能手。这是斯格勒玛出的主意，她们要亲手为我这远道来的贵客，做一身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