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很缓慢，像垂死之人的思想。一支庞大的羊群疲惫不堪地在屠宰场门外跺脚。在石子路面上的有五六百万吧？这群人又疲倦又心烦，在难以逾越的门槛外顿足。
我实在难以想像他们要如何活下去。人总不能吃树枝吧。他们自己也隐约地感到怀疑，但并不惊慌。离开他们的圈子，离开工作，离开职责，他们已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身份也磨灭了，几乎不复自我，几乎不复存在。他们稍后又会自寻烦恼，不过烦恼主要来自腰伤，因为有太多包裹要搬运，太多的结松开致使衣物散落一地，太多的车要推着上路。
对失败不置一词。这是当然。没有必要对自己身上的成分评头论足。他们本身就“是”失败。
我眼前突然浮现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是法国，内脏尽失的法国。必须赶快缝合，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他们没救了……
开始了。他们已经窒息，像鱼儿离开了水：
“这儿没有牛奶吗？”
这问题简直要笑死人！
“我的孩子从昨天开始就什么都没喝……”
是个六个月的婴儿，哭闹得正凶。不过哭闹长不了：鱼，一旦离开水……这里没有牛奶，只有破铜烂铁，只有老大的一堆破铜烂铁，每走一公里就出点毛病，松几个螺母，丢几个螺丝，烂几块钢板，载着这群人加入毫无用处的撤离，走向虚无缥缈的旅途。
有谣言说，飞机用机枪扫射往南几公里处的公路，据说甚至还有炸弹。我们确实听到沉重的爆炸声。谣言无疑是真的。
可人群并不惊慌。他们反而显得有些生气了。这个具体的危险和葬身破铜烂铁比起来，风险似乎还小些。
啊！未来的历史学家所描绘的景象啊！他们为了给这一锅米浆安上一个意义，会编出怎样冠冕堂皇的词来！某位部长的一句话，某位将军的一个决定，某个委员会的讨论，经过他们的援引和一番添油加醋，就成了富有责任感和远见卓识的历史性谈话。他们还会编撰出一些让步，一些抵抗，一些高乃依式的辩护，一些怯懦的行为。而我，我很清楚一个撤退的部委是怎么回事。机缘巧合地，我曾参观过其中一个部委。我那时就明白了，一个政府，一朝迁离，就不成政府了。就像人的身体，如果你也开始给它换地方——胃摆这里，肺放那里，肠子安在别处——这样的组合构不成机体。我在空军部待了二十分钟。然后，见到一位部长在他的传达员身上起的作用！一种神奇的作用。因为总算还有一根电话线连着部长和传达员，一根完好无损的电话线。部长摁一下按钮，传达员就来了。
这，已经算是个胜利了。
“备车。”部长要求道。
第四部分 我明白了什么是和平第20节 一个永无终止的终结
他的权威仅止于此。他给传达员下了命令，可传达员不知道部长的车是否还存在于地球上。没有一根电线连着传达员和汽车司机，司机消失在世上的某个地方。执政的人对于战争了解些什么呢？由于通讯的困难，从现在起，我们得等上八天才能去轰炸一个我们侦察到的装甲师。当政者能从一个腹内空空的国家听到什么声音？新闻每天传递二十公里。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断了线，没有本领完整地传递眼下正在瓦解的个体。政府陷入一片空白：极地般的空白。时不时地，会有几个绝望的紧急电话，可是只字片语，不知所云。这些领导人怎么知道一千万法国人是否已经饿死？一千万人的呼喊都在一句话里。一句话可以是：
“四点钟在某某家见。”
或者：
“听说死了一千万人。”
或者：
“布卢瓦着火了。”
或者：
“找到您的司机了。”
一下子，这一切都涌上来。一千万人。汽车。东方部队。西方文明。司机找到了。英国。面包。现在几点了？
我给您七个字母，《圣经》上的七个字母，请您用它们编出一部圣经来！
历史学家会遗忘真相。他们会杜撰出一些富有思想的人物，表达能力深不可测，目光坚毅，纵览全局，依照笛卡儿哲学的四大逻辑做出重大决定。他们会区分善与恶、英雄与叛徒。不过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要做叛徒，首先他得负责一些事情，管理一些事情，对一些事情产生影响，或了解一些事情。这在今天可是天才的表现。为什么不给叛徒授勋呢？”
和平已经初露端倪。这不是写在纸上的和平，像历史上，当战争以签订条约而告终后出现的崭新时期。这是一个无名时期，是一切的终结，一个永无终止的终结。这是一片沼泽，任何激情都会在其中慢慢沉沦。人们感觉不到结局的临近，无论这结局是好是坏。相反，却渐渐陷进一种临时中无法自拔，一种看似永恒的临时。一切都不会有结果，因为不再有能抓住国家的纽带，就像要抓住一个溺水者，得揪住他的头发。一切都散了，使尽全力也只抓到一缕头发。即将来临的和平不是人类决定的结果，它像麻风病似的就地传播。
那儿，在我下方，路上的难民队伍溃不成军，德国装甲兵对他们或杀戮或供水，公路像是泥与水混合的泥浆地。和平已搀入战争，使战争腐烂。
我的朋友莱昂·维尔特在路上听到一件重要的事，他后来把它写进一本重要的书里。路的左边是德国人，右边是法国人。二者中间，是缓缓涌动的难民流。一些妇女和儿童竭尽所能从着火的汽车中逃生。一名炮兵中尉被身不由己地卷入交通堵塞，他试图架好一门七十五毫米的大炮，炮遭到敌人射击，可敌人没打中炮却扫倒了公路上的人，这位中尉大汗淋漓，固执地要完成他那难以理解的任务，试图保住一块还坚持不了二十分钟的阵地（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几位母亲去找中尉：
“走开！走开！你们都是些懦夫！”
中尉和他的人走开了，他们到处碰上此类和平问题。当然，不能让孩子们在路上被屠杀，但是每名士兵开枪都会打到一个孩子。每辆前进中的卡车，或者试图前进的卡车，都可能压死一群人。因为，逆流前进，会不可避免地堵住整条公路。
“你们疯了吗！让我们过去！孩子们要死了！”
“我们，在打仗……”
“打什么仗？你们打仗打到哪里去了？沿这个方向，你们三天只能前进六公里！”
这是一些待在卡车里不知所措的士兵，奔赴一场会合，这会合几小时以来已失去目的。然而他们沉溺在他们的基本义务中无法自拔：
“我们在打仗……”
“……你们还不如收留照看我们呢！这不人道！”
一个孩子在哭喊。
“喂，那一个……”
那一个不哭了。没有牛奶，没有喊叫。
“我们，我们在打仗……”
他们反复念叨这句公式，傻得无药可救。
“可是你们永远遇不上战争的！你们会和我们一起耗死在这里！”
“我们在打仗……”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打仗。他们从未见过敌人。他们坐着卡车，追逐比海市蜃楼还要虚无缥缈的目标，遇见的只有这泥沼中的和平。
鉴于混乱把一切都粘作一团，他们从卡车上下来。人们把他们团团围住：
“你们有水吗？……”
他们于是把水分了。
“有面包吗？……”
他们把面包分了。
“你们忍心由她自生自灭吗？”
一辆抛了锚的汽车被推进沟里，一名妇女虚弱地喘着气。
大家把她抬出来，塞进卡车里。
“这孩子呢？”
大家把孩子也塞进卡车。
“还有要生产的那个呢？”
把她也塞了进去。
又加上另一个，因为她在哭。
经过一小时的努力大家给卡车让开了路，让它转头向南。它被难民潮夹带着，追随人流的去向。士兵信仰了和平，因为他们找不到战争。
因为战争的肌肉组织是看不见的。因为你一拳击出，打中的是孩子；因为赶去战前会合的路上，你碰到了临盆的妇女；因为试图传递情报或接受命令都是徒劳，就像要和天狼星展开讨论一样无谓。军队不见了，有的只是人。
他们信奉了和平。他们被迫当起了机械师、医生、牧羊人、担架员。他们帮着修汽车，帮这些对破铜烂铁一无所知的小人物。士兵们不知道他们付出了这些体力，应该算是英雄呢，还是应该上军事法庭。被授予勋章，他们不会感到惊讶；靠墙并排站着，头上挨十二颗子弹也不惊讶；解甲归田也不惊讶。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惊讶。他们早就越过惊讶的门槛了。
这是一大摊浑水，凭你什么命令、行动、消息、电波，都传不出三公里去。村子一座接一座地坍倒在水沟里，军用卡车受和平的召唤，一辆接一辆地信奉了和平。这一波一波的士兵准备好了接受死亡，可压根儿没碰上生死存亡的事，只好接受遇到的任务，修理这辆老爷车的车辕，三位修女往车里塞了十二个奄奄一息的孩子，为了上帝才知道的什么朝圣，前往上帝才知道的什么神仙洞府。
我不责难这些退却的士兵，他们的行为类似阿里亚把手枪收回口袋。什么风能让他们振作？哪儿来的波能触动他们？能让他们团结一致的那张面孔又在哪里？他们对世界的剩余部分一无所知，除了那些乱糟糟的谣言，谣言在三到四公里长的路上散播，起初只是些荒诞离奇的假设，在浑水中传播上三公里，就成了确实可信的消息：
“美国参战了。教皇自杀。俄国飞机炸毁了柏林城。三天前签订了停战协议。希特勒在英国登陆了。”
妇女儿童没有牧羊人，而男人也没有牧羊人。将军传达他的命令。部长给传达员下命令。或许，凭他的口才，还能让他变了脸色。阿里亚给他的机组下命令，他能让他们献出生命。军用卡车上的中士下命令给他的十二个手下，他们听他的。可是除此以外，他和其他任何事都没关系了。假设有一个天才的长官，对局势一目了然，构思出一个能救我们的方案，这位长官有的也只是一根二十米的电话线以施展抱负。传达员就是他用以取胜的所有兵力，如果线那头还有一个传达员的话。
当这些零零落落的士兵跟着支离破碎的大队人马随遇而安的时候，他们不过是战争的失业者，脸上毫无爱国的战败者应有的失望。他们倒是隐隐约约地希冀和平。可他们眼中的和平仅仅意味着这场难以名状的混乱的终结，以及身份的回复，哪怕是最卑微的身份。像个老鞋匠回忆他敲钉子的年代，敲着钉子，他就创造了世界。
要是他们笔直往前走，那是因为整体的不协调将他们分隔开来，不是因为他们怕死。他们什么也不怕：他们是空的。
第四部分 我明白了什么是和平第21节 失败者不会就地转化为胜利者
有一则基本规律：失败者不会就地转化为胜利者。如果有人说，一支部队先是退缩了，后来又抵抗，那只是语言上的简略，因为退缩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