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照料病殆的亲人，而不是协助他们自杀，到底能否做得到？
为什么噩运总是降临在这些女性身上？其中有何意义？在杰克科沃基安之前，每十个企图自杀的人中，九个是女人，而自杀成功－－也许用“完成”更合适－－的人中，男性占六分之五。男人显然更在行。除非我们换一种说法（按负负得正的原理），自杀失败其实等于成功。但在科沃基安的“致命”贡献中，女人足足占了百分之七十五。她们平均年龄五十七岁，说明她们正处在更年期前后。这是势均力敌还是偏重于某一性别的死亡？是性别歧视还是平权行动？是择优录取还是以性别为标准？或者说，这是纯粹的妇女问题，男人最好三缄其口，就像对待堕胎问题一样，仿佛生育只是女性而不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当被人再三追问为何求助自杀的女性多于男性时，杰克科沃基安带着惯有的漠然表情说：“看来只是女士们来求助。”也许真是如此，但用这种不恰当的骑士时代的套话来回答，未免太傲慢、太想当然了。
有些问题我们宁愿没有问。这些问题太混乱，算不算是最糟糕的问题？
每个人的答案只代表他自己。按常理，少数服从多数，然而多数人的观点也可能是错的，事实上常常如此。多数为优是民主。正如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想，因为能够理解，找得出辩解的理由，就随便堕胎，同样，我们不能如此就支持“协助自杀”。如果我们不能断然拒绝一个身怀双胞胎的女人因为她养不起两个孩子而堕胎的权利，我们就不可能阻止失业的年轻父亲或发现丈夫另有新欢的少妇寻求自杀帮助。只要堕胎服务有求必应，我们能够期待减少或禁止助人自杀吗？
选择的权利既然受到尊崇，我们就必须为之付出代价。
生命神圣，我们就必须忍受生命之苦。
应不应该指望由市场决定一切呢？果真如此，问题就从“是否可以协助自杀”转为“谁有资格助杀？”、“谁来付款？”、“付现金还是用信用卡？”，以及“收不收美国运通卡？”
我当然会错，而且经常错。
我做好了应付各种可能性的准备。杰克科沃基安和我都在盘算开诊所（杰克叫它“死亡诊所”），假如我不能击败他，我可以和他竞争。这对谁都有好处，能使价格降下来。我这么想，如果他要宣传推销自己的观点，上电视脱口秀，巡回演讲，那就够他忙的，哪还有时间守在家里做生意？
我承认曾经动过一个念头：在我的米尔福德殡仪馆，增添一个小而雅致的设施，镇民一定更喜欢它。两三千平方尺的地方，宽敞明亮，到处摆上土褐色布面的大枕头，像个豪华的大营业厅，播放着“新时代”音乐。受过良好训练的员工，带着恰到好处的“专横”，随时帮助上门的顾客下定“结束生命”的决心。墙上的装饰导向明确，水彩风景画上印上“真爱永恒”、“动手吧”的字样，令人想起幼儿园教室的景象。自杀者十有八九是火化的，如果奥克兰郡的统计是可信的话，那么不妨安装几座焚化炉。在我们的“死亡诊所”，顾客有充分的选择权，选择范围包括遗体的处理，服务项目，主持葬礼的牧师，播放的音乐，棺材和骨灰盒。除了传统的火化和土葬，还提供将骨灰抛洒在外太空和在万维网上立碑的项目。当然啦，死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手枪、毒药、塑料袋套头、上吊、跳桥、煤气。地点同样可以选择：在家里，在预先安排好的地点，如花园、公园、瀑布边上和阳台上，都在步行的范围之内。是否需要录像，由顾客决定。付款的方式，不消说，也有几种简便的方式。
巧的是，米尔福德殡仪馆坐落在自由街和第一街夹角，占了大半个街区，“第一自由诊所”是天造地设的好名字，又爱国，又有宗教味儿。或者就叫“自由馆”。叫“平安社会服务公司”也不错，三个字的开头都是S。又一个三S公司。“全部清理干净！”等等，等等。
然后，由专人负责制订联邦监督实施的“有意义的生活”的最低标准，经过谨慎的检查，如果发现某人的生活低于此标准，立即停发其养老金。生活一旦失去意义，不应当让它成为纳税人的负担。我们这一代的政客觉得，堕胎在经济上远比发放生育福利更实惠，孩子一代长大了，也会认为，协助自杀胜过老人医疗保险。这么说并非要求任何人自愿放弃生命，但可能有助于教育他们，作为社会一份子，选择与责任无异。我敢打赌，到不远的将来，一定不乏愿意参加最低生活标准审定委员会的神职人员、政客和实用主义者。
有人会说，“无聊的争论！”意思是，讲出来的都是废话，事情并没有越来越糟，重力根本不存在。
我们大多数人只希望在生死之间保持平衡。
杰克科沃基安自然是个例外。历史会称其为先驱者，他的律师认为他应该获诺贝尔奖。他的油画像相当流行。他自己做电视脱口秀的日子还会远吗？
也许艾迪叔叔一直都是对的。征兆早已出现，只是时间问题，也许根本不值得担忧。艾迪现在快乐多了，睡得足，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他一点儿不后悔。
对于关闭三S公司，艾迪叔叔已经认命。他把那些古里古怪的设备全卖了，钱由他们夫妇和球友夫妇瓜分。800电话取消了。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他偶然想起那个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忽然发现，它们在电话机上，按照对应的字母，可以拼成一个词，“空虚”（NOTHING）。彻头彻尾的空虚。
在冬天上路（1）
和我们一起分享吧——它将成为
你自己的财富。
现在就上路吧
我想你已准备好了。
——威廉卡威廉斯《短章》
我宁愿那是二月。这对于我，并非有什么重大意义，我也不是过分讲究细节的人。但既然你问我，那就二月吧。我第一次做父亲是在二月，父亲去世也是在二月。确实，二月甚至比十一月还好。
我希望那是个寒冷的二月，我希望天空灰暗，就像树中全是木头，灰色是其本质而非偶然。在密歇根的严冬，对于春天、花园和爱情的希望，早已被摧残一尽。
是的，二月。在你周围只有寒冷。黎明和黄昏都是一派昏暗。风把寒气逼到人的骨子里。从那以后人们总是说，“那真是个阴惨的日子。我们好歹料理完了。”
大地铺着冰霜。破土之前，教堂司事不得不早早起来，点火烘烤冻得坚硬的墓地。表层的土烤松了，锄头才挖得进去。
为我守灵吧。让愿意来看的人来看吧。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你也会有你的。如果有人说，“他看起来多么安祥！”不要介意。他们说得不错。这本是我的天性，也在你的天性之中。
叫牧师来吧，让他们一展口才。如果他们的话能使你信服，现在正是时候。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寻找机会。问题总是比答案更有意义。注意那些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的人。
至于音乐，照自己的口味挑。反正我听不见，聋得像块石头。关于风笛和六孔笛，讲究很多。但要想想，这是一个只需要几段曲子的葬礼，不是一场为死人举办的音乐会。就算为你自己着想，千万不要播放像在牙医诊所或溜冰场听到的那些玩艺儿。
有人可能会提到诗。我有一些诗人朋友。但我要提醒你，他们时常会出格，尤其是当着死者的面。他们探索的主题离不开性爱与死亡。一个有经验的殡葬师提供的服务才是最值得感激的。习惯了被人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有时反而能表现得像一个值得敬重的编辑，告诉那些缪斯的宠儿闭嘴。
说到钱，一分钱一分货，最好和信得过的人打交道。如果有人说你太抠门儿，叫他滚一边去。如果谁说你花钱太浪费，同样叫他滚，滚得远远的。那是你的钱，花多花少是你的事。但有一件事我要先说清楚：你知道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总是振振有辞：“等我死了，丧事从俭，留着钱干更有用的事。”我和他们不一样，历来如此。我一向认为葬礼有意义。所以，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做。做你的事。多半事情要你自己拿主意。
说到内疚，它总是被夸大。在这种场合，事情很简单：我知道那些一直爱着我的人爱我，我也知道他们知道我爱他们。仅此足矣，其他的一切，无关紧要。如果真有内疚这回事，那么，原谅你自己，也原谅我。如果一场风光的葬礼能让你感得宽慰，钱花得不冤。与看心理医生和买药相比，与上酒吧和接受顺势疗法相比，与旅行散心和宗教治疗相比，再豪华的葬礼也不算贵。
我宁愿把雪地弄得一片狼籍，仿佛大地的伤口，仿佛它是被迫敞开胸膛，一个不情愿的参与者。别搭帐篷，只须面对严寒露天而立。什么大摆设都不用，那是喧宾夺主。有那位满身泥土、表情淡漠的掘墓人在就行了。牧师在对死者进行最后的赞扬时，他可以和开灵车的人谈谈牌艺，说个笑话，或者绷直了脸，装出严肃的样子。拄着铁锹挖坑填土的人，和依照习俗为死者祈祷的人，他们不分彼此，都是同一行当的专家。
你应当坚持到最后一刻，别想什么在温暖的房间、在墓地小教堂、在圣坛跟前与死者作文质彬彬的告别。别来这一套。不要因为天冷而逃避。坏天气里我们照样钓鱼，照样看球。事情不会太久。走到墓穴边，站在那里，看一看，想一想。觉得冷，但坚持到底，坚持到全部结束。
如果我有至亲的儿子、坚强的女儿，如果我有孙儿孙女，他们可以抬棺。这需要力气，需要承受沉重负担的力气。男人的肌肉用于搬抬，女性的力量则在于承受。这种工作，男女都需要。所以，你们应当勉力合作。如此一来，负担就不再那么沉重。
不信你看我太太。她性格坚强，内心世界博大，她有医病的良药。
该说的话说完了，降下棺材，松开绳索，脱下灰手套扔在上面，然后填土掩埋。小心别碰到旁边人的脚，在寒风中立定脚跟。耸肩缩头，目光向下，好戏正在底下上演。干完活，抬头离开。但必须干完活儿。
如果是火化，站在旁边静静地看。如果不敢看，我劝你再想想。站在能听见炉火的咝咝声和啪啪声的近处，试试能不能闻到一丝烟味。不妨凑近炉火暖暖手。这时候放首歌也不错。埋掉骨灰、炭渣和残骨，以及未烧尽的棺木。
把它们放在容器里。
立个标志。
给饥饿者饭吃，不失礼貌。让他们吃饱。这样做会激发出一种情调，就像来到海滨，走在悬崖边的小路上。从此之后，保持清醒。
这不关我的事，我不会去。但如果你问我，我倒有个劝告：你知道，有时侯大家总是说，应当开个宴会，聚一聚，死者也希望每个人都开心啊，希望大家欢笑不断。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我认为还是老话说得对：跳舞有跳舞的时候，眼前不见得合适。死者没法告诉活着的人，该有什么样的感觉。
过去，他们整整一年都处在哀悼中。亲友们穿黑衣，佩臂纱，摒绝音乐，门上挂着黑色花环。谁家有丧葬之事，一目了然。整整一年，你尽可哀伤不止，梦见亲人，彻夜无眠，伤心、恼恨，哭笑不得其所，提到死者的名字就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