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我怎么会想到死亡？我问自己：“如果我不久于人世，生命于我又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做完的事情，我也不会再去做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想着我的小说，是否还想着我对现实生活中爱过的那些人的爱情，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实是我一边创作一边虚构出来的。“细胞生来就是要死的。”我的一位生物学家朋友曾对我说，当时我们刚开启了一瓶1996年产于索泰尔纳葡萄园区的里尤塞克堡甜白葡萄酒，他从酒瓶中闻出了无花果、蜜糖和烤巴旦杏的味道，沉醉不已。“细胞的迅速繁殖以记忆的丧失为代价。我们这些细胞的耕种者，我们同死亡作殊死搏斗。我常常想到死亡。”
“我从小说家的角度告诉你，死亡是惟一不能向别人叙说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可以死好几次，他就可以尝试了。”
“你是作为神经生物学一个单元的指导老师才这么说的吗？”
“一些我外行的事情我才会说得好。知识将我们带进太多的死胡同。外行是严肃认真的保证。我们不要像金银匠一样在什么方面都冒充内行。”
“那我们就满足于把铜器和银器擦亮吧！满足于把它们的灰尘擦干净、修削、擦锈……我们是在这里清除花园里的丛枝灌木的……我们大脑的花园吗？干杯，为你的健康干杯！”
生活到最后一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去，这是神灵馈赠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礼物，那些神灵，不管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仅就这个原因，我们就应该信奉他们。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经常回去看看妈妈
４
我妹妹玛德莱娜还是忍不住对我说：“你应该更经常地回去看看妈妈。她不敢直接跟你开口，但你回去跟她住几天会好些。你几乎不去看她了。天知道她哪一天就死了，到那个时候就悔之莫及了，我的老哥。到时候，你连给她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她到了那把年纪，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这并不奇怪。你上一次去看她是在什么时候？”
我一边听玛德莱娜说话，一边试着去回忆。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再和妈妈拥抱过了？玛德莱娜误以为妈妈没叫我去看她。恰恰相反，我们每次通话的时候，她都在暗示我：“当然，这不能妨碍你的工作。”她补充说。当我提出去隐修院看她，并在那里待两三天的时候，她拒绝了：“我情愿再等一等，等你至少能待上整整一个星期，或者最好是半个月。”她为什么不干干脆脆对我说：“我想见到你，而不是在电话里听你的声音，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南下去看她应该一点也不复杂，乘坐所有飞往马赛的飞机，或者乘坐所有开往阿维尼翁的火车就可以了。可是妈妈，许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我的小说下周就要脱稿了，书稿下厂后我随时都可以去你家。
我并没有明确地告诉她，同样的许多年来（我不想知道具体是多少年），我没写出什么值得拿去出版的东西。我想到小说名字《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的那一天，她为我感到高兴。她心想，有了书名，就能帮我写出这本书。可你错了，亲爱的妈妈！书名出来得太早了，太早了就不是帮助了。这个早产的书名把什么都严加控制起来。书名本来应该到最后才出现，是由另外一个人来取的。带着《在我母亲家的三天》这个书名，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三天时间太短暂了，我母亲不愿意听到，而我将要杜撰出来的书中人物的母亲，将不可避免地变成我的母亲，所有那些我咨询过他们对这个书名有什么想法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我母亲问我：“你到底还是能工作了？你写了许多页纸了吗？”从她的问话中，我听出了一个编辑的遗孀才会提的问题。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嫁给弗朗茨，然后她成了弗朗索瓦的母亲，两个男人都是作家。她曾协助她的丈夫经营一家出版社，一定鼓励过他把手头的书写完，然后才能亲自出版。
我曾在母亲家连续住了一个月，那是在一月底，距今已经差不多十五年了。当时，我决计在她身边写完我的一部小说。我通过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托运了满满一纸箱书和资料过去。我把自己安顿在最里面的那个大房间里，大房间的两扇窗户朝着晒台，可第二天我就明白，我在那个房间里写不出一行字。我先前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挑选要带的书，整理好我可能决定采用的稿件，通知我周围的朋友我要离开——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屋子里非常暖和，我母亲让人安装了使用燃料油的中央暖气，我想，那是用我父亲的人寿保险赔偿金安装的。我们在有人住的房间才烧暖炉。我整夜整夜都在地下室里搜寻，我把几只柳条筐、几盏煤油灯、几个蜡烛盘、一座小铜像——一只受伤的野猪都搬了出来。“你又把这个可怕的东西搬了出来。”妈妈惊叫起来。“那塑像原来是放在我父母家餐厅的壁炉上的，我整个童年每一天都看见它。如果你想要，我就把它送给你。”我把这只野猪擦亮，让它在上面的卧室里陪伴我，强迫它做我的镇纸，替代已被我送走的一幅波杨塞尔维亚画家，1957年1月1日出生。的石版画，一头野猪的脑袋尤其是它命令般的目光能带给我工作的欲望，我每次注视它的时候都是如此。这座雕塑铸工精细，我想像它被摆放在外省一座小博物馆的橱窗里，在我的记忆里，我外祖父外祖母的饭厅有点像这座博物馆。我还从地窖里拿出一个玩具娃娃，那是我小的时候用沙发的弹簧做的。我父亲就像一个拿出他最好作品的经营画廊的人，摆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把我的那件作品拿给家里的亲朋好友看，这些看着我出生的人把我的大作传来传去，拿到离灯光近的地方或者离灯光远的地方，左右欣赏着，然后宣称我是个有天赋的孩子，就好像我不知道似的。“把这个老古董丢掉吧。”我对母亲说，母亲却要我把它放回地窖里去：“我喜欢它呆在那里。”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看我是不是一切顺利
我在马诺斯克的格朗德大街一家文具店里买了彩色墨水、笔杆和一组钢笔尖。我购买的墨水中，有一种被它的制造商称做“四月绿”的淡绿色墨水颜色非常好看，其制造商是佛罗里达州的好莱坞萨利国际公司。还有中国产的永不褪色的墨汁，勒富朗和布吉瓦公司生产的钴蓝墨水和朱红色墨水，贝利坎公司的深蓝色墨水，练习书法用的染色墨水，以及由莱比锡的罗莱和克林涅制造的那种特别古板的胭脂红墨水。我还保存着所有那些墨水瓶，有些瓶子里的墨水已经干了。我还买了一些信纸和信封。信封的价钱比信纸要贵。每天早晨，在上床睡觉之前，我用那种淡绿色美国墨水给我母亲写几句有时非常长的话语，放在她卧室门口的地板砖走廊上。如果她在我醒来之前离开隐修院的话，也给我留字条，用圆珠笔写的。我发现她过着频繁的社交生活。她德高望重，在当地深受人们喜爱，我说的是从高尔德到阿尔努堡。人们经常邀请她，甚至会发生争抢她的情况，我就听见她在电话里说：“这个星期不行，你知道，我儿子回来了……”如果是佛雷德里克·特鲁贝打电话给她，她就关上门，而且从来不会忘记跟我说：“佛雷德里克让我带个大大的好给你！”或者一个“热烈的好”，或者他全部的友谊。我住在母亲家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次，一整个周末她都不在家里，她一定到埃克斯见佛雷德里克去了，她是坐大巴去那里的（我陪她到了马诺斯克）。然后他们从马诺斯克去蓝色海岸。她还抽出时间来打电话给我，看我是不是一切顺利，是否找到了在厨房里面的储藏间里的水果。
晚上，我给家里人和朋友们写信，为了让自己觉得问心无愧，我把写这些信比做舞蹈演员表演之前在练功房扶手杠边的练习，练习一下身体才会柔软。这些信使我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使我有那么一天可以过渡到我的主要工作，过渡到我的合约中所写的“作者的下一部小说”。沃格林德的生日到了，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用了所有颜色的墨水，我还从埃克斯给她寄了一盒小杏仁蛋糕，还有两本各三公斤重的画册《世界动物大全》，书中有许多满版的鱼的照片，使人看了吃惊，她是那么喜欢让我带她去金门的水族馆，她责怪那里的鳄鱼总是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我本来可以回巴黎为她过生日的，但我的谎言让我局促不安： 我的家人以为我每天晚上像个神灵一样写作，至少也像个先知。有人告诉我，随便动一动，都有可能使我分散注意力。
我抽烟，咳得厉害。母亲把她的医生叫到隐修院里来，他开开玩笑，然后给我听诊，特别聚精会神，就像我听韦伯恩韦伯恩（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的曲子时一样。然后他就不理睬我了，开始跟我母亲说话，就好像我还只有八岁：“夫人，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让他做一次胸透。”
“弗朗索瓦，我们快来不及了，叫出租车吧。”我同意，妈妈，开车去烟草中毒者戒毒所！她假装镇静，但我知道她已经被吓坏了。平均两个吸烟者中，有一个死于吸烟。我父亲也吸烟，但他死于心绞痛。在化验室里，一名女秘书一把夺走我的医嘱，就好像那是一张飞机票似的。她是不是还会问我，要靠走道还是靠舷窗的位子？我们走进一个接待室，里面有四五个特别焦虑不安的人立即惊跳起来，不为别的原因，只因为他们看见我和我母亲这样一对无伤大雅的“夫妻”突然驾到。一半的卤素灯烧坏了，却没有人去更换，墙上的画成鳞片状剥落，地毯污秽不堪，但我想这家医院把盈利都投到了医疗器材和高度称职的员工的工资福利上了，我也就放心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部电影里面，那些移居海外的居民躲在他们本国的大使馆里，等候着最后一架不可能再出现的直升飞机的到来，那架直升飞机能让他们躲过红色高棉组织已经宣布要开始的大屠杀。我花了五分钟才弄明白其他人和我不一样，他们是已经做过透视了的，估计情况不妙。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一扇门打开了
一扇门打开了，叫了一个人的名字，发音不准，母亲凑到我的耳边说：“到你了。”我回想起我读过的有关抵抗组织的书。一个盖世太保走过来把你带去审讯。战友们对你说：“勇敢些！”我从单人牢房里被人用抽签的方式抽出来，要被拉出去枪毙。我抓住妈妈的手臂。我对着她的耳朵低声说道：“如果我躲过这一劫，我一辈子都不再抽烟了。”她回答说：“如果我还相信这样的蠢话，我会数念珠祈祷的！啊，要是我能把我的肺换给你就好了……”她这辈子从未吸过烟，但她和一个大烟鬼住在一起。我父亲甚至在他们的卧室里抽，而很久以前，戴芬娜就叫我不要这么做了。谢谢你，妈妈，当我得知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谢谢你在我身边陪伴我。我这一生中只停过两次烟，第一次是一个女人离开我的时候（有三个月我没抽烟），没过多久我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我没有交往过同样也不会愿意交往的女人（三个星期不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