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杂忆小说阅读-第4节-其他-998读书网

　　　　

第一部分：身世背景右派运动时的劫难（2）

　　　　这段时间内，带给他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拮据。他本来是北师大教授，划“右派”以后，工资只剩30元生活补助费，原有的积蓄也只能变卖一空，不得不打自己心爱的书画的主意啦。　　　　
　　　　一次，陈垣去逛琉璃厂，发现了展出在“荣宝斋”的一些书画，马上就认出这是启功家里的，就喊来秘书辨认。秘书一看说：“没错儿，这是启功家里的！”陈垣便把书画买下，　　　　　
　　　　　　　　　
　　　　回校后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100块钱，给他贴补家用。启功拿了钱，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我家里地方太小，实在没办法，卖了它们图个清爽、干净。”老师的关怀让启功心里头很感激，使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反右”结束后，想不到一场更猛烈的“文革”来了！启功再一次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这时启功实在感到绝望了，他对老伴说：“‘反右派’我熬过来了，可是看来这次恐怕实在熬不过去了，不如死了算了！”老伴慌了，赶忙去找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他一看老伴这么认真，倒笑了，说：“你们放心，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没工夫自杀！”　　　　
　　　　他提笔写了两句诗，上联是“草屋八九间”，下联是“梨桃松柏树”。启功曾引用陶渊明诗句中的“草屋八九间”写过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恰好“八九间”有双关寓意。这两句诗并不是启功当时的真实处境。他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这里所说的八九间，是说他自己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间的八、九之间。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关起来；一类是挂起来；再一类是靠边站。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处境稍微好一些，还可以参加运动，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抄大字报，晚上可以回家，不过有事时，得随叫随到。他对这仅有的自由，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大字报如潮，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因此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启功对这件事，乐此不疲，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一是写起来不心疼纸；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分子”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四是有些重要段落，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从而练起了悬腕和悬肘的功夫；五是不择笔，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一次在绍兴开笔会，我去探访他，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哈哈大笑说：“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二十四史还得出。这下可把造反派难住了，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造反派不得不放启功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　　　　
　　　　他到了中华书局，如同鱼归大海，浑身有一种满足感。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干起来。他分到的任务是负责《清史稿》的标点注释，由于他对清代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任务完成得很好。从1971年至1980年，这项长达10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乱世。　　　　
　　　　平反后回到家里，他思绪万千。此刻他最思念的是他的老师和老伴。他面对他们的遗像，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他抬头看了看家中墙上挂的那副“草屋八九间，梨桃松柏树”的对联。在这时，启功把这副对联撕下来啦，他说：“我得有良心！我不能再挂这个八九间啦……这不成讽刺了吗？那个时候讽刺可以，现在不能讽刺了。”于是他兴奋地研好墨蘸上笔写了一副对联，然后踏在凳子上贴在墙上。　　　　
　　　　现在他一心一意掂记着的是后屋里的四口袋材料，那里装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心血结晶。他打算在有生之年，摒去一切杂务，写成几本关于书法、汉语语法、古代文学、文物鉴别的书。　　　　
　　　　启功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到如今，据我个人所知，目前已经出版的书有：　　　　
　　　　论语言文字的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说八股》；书画创作有《启功书法选》、《启功书画作品集》、《启功书法留影集》、《千字文》；书法理论有《书法概论》和《书法概论参考资料》、《论书绝句》等；论述金石文物的有《启功丛稿》；诗歌创作有《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和《启功赘语》。　　　　
　　　　就从以上这些著作而论，启功先生涉猎的学术范围之广，功力之深以及才情之高，已至无需评论的境界。　　　　
　　　　

第一部分：身世背景一代书圣的自谦

　　　　在当今书法界谁是书圣？以我的拙见，非启功莫属。启功著有一本书法论丛，其中谈到他幼年学写字时的经历时说：　　　　
　　　　我上过小学，小学有一门书法课，我写的成绩虽不算最糟，也不够中上等。同学中有人写得好的有几位，他们有临华世奎的颜体字的，有学魏碑体的，有一位叫白志铭的师兄，他在家中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写的字很有成熟的风貌。听几位优秀师兄们谈起他们自己的心得，什么方笔啦，圆笔啦，愈听愈糊涂，感谢白师兄说了些执笔不要死，手腕不要有意悬空，临帖不要死描点画，等等，我才算初步开了窍。后来离开学校，从戴绥之先生学经史词章，写字也不那么专心了。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教于陈垣先生门下，初到初中教书，批改学生作文，又有字迹像样的要求了。这时影印碑帖已较风行，看到赵孟的《胆巴碑》和唐人写经的秀美一路，才懂得“笔法”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方法，而是按照每笔的点画在结字中的次序先后、长短、肥瘦、左右、圆转，顺序摆好，那么笔法、结字，都会好看了。此后才明白“方笔”是刻字工人在字迹上直接按每一笔画四周用刀直刻的刀痕，“圆笔”是刻字工人注意字迹点画的每笔边缘，婉转用刀锋去刻出的。后来到了辅仁大学教书，陈校长非常重视学生的文笔，尤其重视学生作文卷上的批字，常说如果学生卷上的字比教师批的字好，教师应该如何惭愧！一次命我作一场关于书法的演讲，用幻灯片放映许多碑帖的样本，命我按照碑帖的字迹作文评论。陈老师拿着一个长木板条（预备教师在黑板上画直线用的）在地上拍打，指挥应该换一个碑帖样片了。看到、讲到好的字样，观者大都赞叹，看到龙门造像中那些难看的字，都有表示难看的笑声。这次小讲演之后，大家练写字的风气为之一振。我怎么知道，因为常有师生拿写的字给我看，我才得知是那次讲演的效果。　　　　
　　　　当启功先生看到我的采访提纲上写着：“你怎样成为书法大师”的字样时，便立刻提笔把“大师”两个字勾掉，换上了一个“家”字，并说：“这就够了，其实我写字是臭名远扬，也算不了什么家。”　　　　
　　　　启功先生说：“我的书法和陈垣校长有关。我在大学教国文，批改作业，陈先生对我说：‘学生的字比你的字好，你怎么给学生批作业呀！’”启功先生也爱画画。一次，表舅请他画画，但预先却郑重嘱咐画好后，别在上面题款，画上的字找你的老师给题。这件事，对启功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从此发奋写字。　　　　
　　　　古人说，“书法以用笔为先”，于是他用了很多时间，临碑读帖，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如何转变，如何点撇。练了许久，他发现光是练用笔还不行，平着写还可以，一挂起来就“完了”。经过反复研究，他发现问题在字的“结体”。于是，把唐人写经以及很多名家碑帖用透明方格纸一次放大，用心描笔，从名家的笔画结构距离上，找到了结字的规律。　　　　
　　　　一般人学书法总是写“九宫格”或“米字格”，把方格分为若干等份。他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份”上，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在中心，不能上下左右都定三等份。他采用了一个更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方法，就是“五三五”的不等份，上下左右的份儿较大，中间的份儿较小，而不是九等份。他还发现，字形结构存在着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而历来的“横平竖直”之说也不可尽信，平、直之中其实是有变化的，否则写出来的字就“傻”了。他体会到，所谓形似、神似之别首先在于字的结构，结构精神，就是神似。其次，才是用笔的肥瘦方圆。写字时，心中先要有这个字的骨架子，即所谓“胸有成竹，写起来笔下就有了底了”。　　　　
　　　　根据这些体会，他大胆地修正了宋元书法家赵孟“书法以用笔为先”的理论，选择了一条先有结构，后有笔法，“书法以结字为先”的道路。　　　　
　　　　20多岁时，他经过细心揣摩，临了一张王羲之的草字帖。有人拿去给一位老书法家看，老先生看后连声赞“好”！他说：“这是认识草字的人写的草字。”启功并未见过老先生的面，但老先生的这番话却使他和书法结了终生之缘。　　　　
　　　　

第一部分：身世背景只为陶冶情操不要报酬

　　　　社会上流传说启功的字最好求，一是他不分尊卑，凡是有人来求，只要得闲就欣然命笔；二是他不要报酬，送礼的，送红包的一律拒收。这里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事。到了后期，求字者一传十，十传百，不绝于途，已经影响到启功的课徒教学的主业，他感到吃不消了。启功说：“我现在哪是写字呀，简直是‘刷’字。”后来求字的人来势更猛，如洪水泛滥，吓得他不得不悬挂免战牌，在门口挂上：大熊猫病啦！或启功心脏病发作需要静养的告示，但这样，求字者仍然等在门外。启功又不得不采取狡兔三窟的战略：搬家。即使如此，也无法把所有求字的人挡在门外。对于启功来说，写字本是一种乐事，但是现在的情况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大烦恼。为了应付这些来访者，往往要费去他很多时间和口舌。这些人为何仍这样言辞恳切趋之若鹜呢？说得直白些，就是启功的字能卖大价钱。有一回，启功问来访者：“我的字有什么好？”他说，你的字有效益，我们正在盖一座高楼，楼顶上挂上你写的招牌，再围上霓虹灯管，几十里外都能看见。启功说：“有这个必要吗？”来人说，当然很有必要，先生名气大，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启功又问：“你们饭店讲究经济效益，我写字有没有效益呢？”那人说，当然有。启功又问：“是多少？”对方诡异地伸出两个指头！启功问：“是两万，20万？”那人不答，只是笑。末了不得不直说，是200万！启功最后说：“别说是200万，就是2000万我也不写！”　　　　
　　　　当然，这只是启功对铜臭味太浓的求字者的气话，不过经此一事倒启发了启功。他和院办公室的人商定：今后凡有商业性的求字，需先和院办公室打招呼，讲定价钱，最后由启功来办，所得收入一律登记在册，派做公益事业之用。　　　　
　　　　1993年，我家从西城区展览路搬到花园村，可是孙女上学去登记时学校不收，按规定要出几万元的赞助费。我觉得这种规定不合适，就跑到区教委反�

《启功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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