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电影院成了一个失物招领处。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最浪漫的记忆
七十年代最浪漫的记忆——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不过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便有些恍惚，心里只剩下多年以前那一眼的空洞。而在七十年代，它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娱乐”活动：夜色已阑，在空旷的田野或学校的操场上树两根高竿，支一方白幕，就可以放电影了。
夏天最热闹，大人们每人拿把大蒲扇，早早的就规规距距地在白幕前等待开演。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拉着家常。小孩子们在人群中蹿来蹿去，嬉戏打闹，有的在父母怀里吵着闹着要买冰棍儿。姑娘们则一脸的矜持，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角，叽叽喳喳，不时心怀戒备却又满脸好奇地瞟瞟在身边晃来晃去的小伙子。待天黑之后，放映员便满嘴的酒气，被簇拥着大摇大摆地走到放映机前。提片子的亦步亦趋跟在后面，好奇的人蜂拥而上，一下子，“哦，战斗片”的喊声此起彼伏。放映员一阵大大咧咧的摆弄之后，一束白光射到了白幕上，上面映出几个愣头愣脑的脑袋影子，还有恶作剧地挥舞着的手影，于是后面有人大骂：猪脑袋，别晃了，鸡爪子，莫摇了。前面的人听到骂声不服气，继续摇头晃脑、摆手，还不时回过头来对骂：我是你老子。回头时才发觉光线太强，刺得眼睛发黑，赶紧回过头去，揉着被刺得发痛的眼睛，半天才看得清东西，周围的人一阵哄笑。直到绑在柱子上的大喇叭响起电影的前奏曲，前面的人这才收敛了恶作剧。顿时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眼睛全盯在了银幕上。好奇的人还会走到银幕后面去看，发现除了字幕是反的，居然也能看得清楚。碰到换片的间隙，口哨声，怪叫声四起，在光束前的恶作剧也再次重演，骂声也如期而至。那时候银幕上的形象非好即坏，非我即敌，所以正面人物一出场，往往引起一片啧啧的赞叹声，若是反面人物登场，必然是歪顶着帽子，一脸的委琐，人群中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哄笑声……电影结束，往往已是深夜，月亮依然高悬在天上，人群各自散去，小孩的哭闹声，找人的叫喊声，对影片的议论声，还有要融掉的冰棍减价抛售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声音如水面上荡起的涟漪，向周遭的村庄依次散去。操场上重归黑夜的宁静，而邻近的村庄不时地传来狗叫声，月光下每个人都打着手电，或是提着煤油灯，带着看电影后的激情与喜悦快步走向自己的家门……
若是冬天，即使是天寒地冻，人们看电影的热情也丝毫不会减退。小孩子们依然是最积极的，在冰冻的雪地里你追我逐，嘴里哈出的热气在人群中飘来飘去。老年人也不甘示弱，每人提着个火箱钵，钵里备足了木炭，披个军大衣，戴着吊两只大耳朵的毛帽，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银幕，看到精彩处，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烟盒，从里面掂出一张半个巴掌大的纸片来，再掏点烟丝叶，卷成一只旱烟，在火箱钵里点着了，便吧哒吧哒地抽了起来，引来周围人好一阵咳嗽。有人看电影途中肚子饿了，就从衣袋里掏出随身带着的红薯，放在火箱钵里烤熟，烤红薯的香味引来了周围人羡慕的目光。偶尔也会有惊叫声从人群中响起，那是某个粗心的妈妈将孩子的鞋子放在火箱钵上掉进了炭火里，被烧着了。有时放着放着，下雪了，村民把会自己的棉大衣披在放映员的身上；有时银幕上枪林弹雨，天上也下起了大雨，几把伞就在放映机和放映员身边撑起，护着他们，护着放映机子，村民全不顾自己淋个湿透，照样全神贯注。这样的风景毕竟有点“老”，像脆薄的糖衣，上面蒙了一层灰，想纤巧地翻捡一下，它却触手即化了。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窥视世界的窗口
七十年代窥视世界的窗口——外国电影、外国歌曲
现在的新新人类喜欢看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时时刻刻》《八英里》；且大多迷恋摇滚、披头士、平克·弗洛依德、Ｕ２、Ａｉｒ、Ｓｔｉｎｇ……他们还是打口碟滋养起来的一代，可以从堆积成山的ＶＣＤ里找寻自己的热爱，敏锐地捕捉最新的潮流资讯，主导着自己的娱乐方向。而放眼七十年代，那会儿没有汉堡和黄油，只有难以下咽的煮地瓜和老玉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许多孩子瘦得像难民。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大队和公社里时不时能放上一场外国电影，收工了还能对着手抄本哼两首外国歌曲，这就是贫瘠年月里人们唯一可以抓牢的精神食粮。
那会儿，很长一段时间占领中国银幕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如《战斗的早晨》《勇敢者的道路》《小贝尼》《第八个是铜像》。在那样一个禁欲的年代，电影中稍微有点出格的镜头都会引起骚动。有一部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一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颇激动人心。放映时总是会引起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闭幕后小青年还兴奋得睡不着，加了班在床上卧谈。还有朝鲜电影，诸如《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以及稍后非常煽情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以及两部苏联早期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１９１８》。《列宁在１９１８》中有一小段《天鹅湖》舞，有些人买了票，反复看，只要那半分钟的《天鹅湖》舞一结束，就立刻堂而皇之地退场。而在七十年代末，日本电影《人证》里面有一个女主角淋浴的镜头。许多观众好像受不了了，都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而外国歌曲的传播就不那么顺当了，“文革”结束前，它们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学校里所教的歌曲除了《东方红》，就是革命现代京剧，其他歌曲尤其是外国歌曲都被斥为黄色歌曲，一概不准传唱。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１９７０年更是“大放异彩”。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文革”中后期，朝鲜电影也开始进军中国影坛。《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尤其是《卖花姑娘》，它悠扬舒缓的主旋律，忧伤和企盼相济的卖花歌，欢快明朗的买药回来时的插曲，狂风暴雨中花妮痛哭时那凄凉哀婉的歌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鲜歌曲一下被众人争相传唱。
当时在群众中，受批判的外国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知青们更是公开地唱起了曾被他们自己批判和唾弃过的外国歌曲。一些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在年轻人中暗地传唱，《三套车》《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灯光》《小路》《纺织姑娘》《孤独的手风琴》等，以俄罗斯特有的沉郁、凝重和忧伤传达着当时青年们内心的失落感。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有声无声地哼唱这些曲子或是偷偷用笛子或口琴来演奏。
那些电影和歌曲如今已不知被遗弃在了哪里，年轻一代更是奔着跑着往前赶，各种流行时尚刻在了他们的皮肉和呼吸里。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大快朵颐的记忆
七十年代大快朵颐的记忆——冰棍
对于冰棍的记忆，成长在七十年代的儿童们最有感触。没有华丽的包装，也没有太多的品种，除了冰就是棍，但它对当时的每个儿童来说，都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小心翼翼地掀开包装纸，如掀开新娘的头巾，用舌头轻轻地舔它，如吻初恋情人的额头，表情是专注而神圣的，如某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待冰棍的头部渐渐融化，被舔得像个火箭头，便用嘴含住它，忘情地吮吸，快感遍及全身，人都禁不住颤抖。这种情况下，身边往往会有一两个甚至一大群直流口水的观望者，他可能是与你正一起玩弹珠的小伙伴，也可能是邻家路过的小男孩。若你愿意，他可能会在你的监视下轻轻地尝上一口，若他只是轻轻地舔一下，你会在适当的时候让他再次享受一下，若他不由自主地咬了一口，哪怕只是一小口，你都会就此剥夺他与你共享快乐的权力，若他咬了一大口，呵，你俩玩弹珠可能就会因此而中断。
七十年代的冰棍是夏日里一道独特的风景。过去卖冰棍儿的不像现在冷饮店一溜几个大冰柜，玻璃盖，买什么品种一目了然，“冷饮批发”的大字横幅往上一挂，也甭吆喝。过去卖冰棍的多是用木箱子式的小车，长高不过三尺，外边白油漆一刷，透着清亮干净。木箱子不隔热，里边得用厚棉被捂着，要什么冰棍儿，掀开被子现找。冰棍儿车底下安四个小轱辘，推起小车一边走一边卖一边吆喝，吆喝挺简单，就是什么“奶油冰棍儿——红果冰棍儿——三分五分——”拉长点声，还有的喊“冰棍儿败火——”遇上淘气的小孩，接上一句“拉稀别找我”，算是逗个趣。
从开春到入夏，卖冰棍的推着小车，走街串巷，清脆的嗓门喊了起来：“奶油冰棍儿——五分一根儿——”还得拉长了声，当时的冰棍儿品种还不算多，常吃的也就是奶油的，小豆的，红果的，有时候也见过香蕉的，橘子的和白糖的。五分钱一根，三分钱一根，大伙儿吃的倒也是津津有味，小孩还兴一口一口嗍着吃，慢慢品味儿，可不像现在大口大口嚼着吃。后来。慢慢地冰棍有点换样了，出了一种双色冰棍儿，上半截是奶油的，下半截是橘子的，一白一黄两种颜色，在手上举着，鲜亮诱人。一根冰棍儿还能吃出两种味，是个新鲜物，算个创造了。再后来，双棒雪糕上市了，细长条的，一张纸里包着两根，两根连在一块冻着，要吃还得先掰开。双棒雪糕是纯奶制品，焦黄的颜色，吃到嘴里，黏乎乎的，不光是冰的感觉了。一时间，吃雪糕成了时尚，买一根不就等于买两根吗？倒方便情侣了。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东风吹，战鼓擂
七十年代红色歌曲记忆——东风吹，战鼓擂
“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七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革命小将谁怕谁。”（七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创新高我怕谁。”（八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是懒人我怕谁。”（八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是网痞我怕谁。”（九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不是帅哥我怕谁？”（新千年）
二十多年的变化真是大，如今的孩子玩攀岩、蹦极跳、孤身野营、自由滑雪、惊险滑板、高速冲浪，他们的舌尖跳跃的是无厘头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