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吹战鼓擂我不是帅哥我怕谁？”（新千年）
二十多年的变化真是大，如今的孩子玩攀岩、蹦极跳、孤身野营、自由滑雪、惊险滑板、高速冲浪，他们的舌尖跳跃的是无厘头的黑色幽默，传统的语汇随着他们的身体一次次地被颠覆和逆反。物质生活给了他们更开阔的视界，使其能以一种俯瞰的姿态，随时放开了手脚高速地往前冲。他们听的歌曲也是五花八门：前卫的，摇滚的，地下的，先锋的，流行的，从“胡吗个”到“Ｆ４”，再从“左小诅咒”到“范逸臣”……面对这些激情饱满的面孔，七十年代的我们更像是一些贫血的孩子，在各种口号和红色歌曲中独自昏眩着。那时候，特别是在“文革”中后期，喧嚣一时的造反派歌曲已经连同其组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领袖崇拜歌曲也只剩下歌颂毛泽东一人的了。备感寂寞的歌坛，开始出现了经官方认可的少数新的创作歌曲。
１９７２年８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选编这些歌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１９７３年的“续集”一直到１９７６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１日，首都各界群众５０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２０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声明中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各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这首歌是１９７２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于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１９７４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更明确：“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在那些所谓“战地新歌”中，能在群众中流行的实际上只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如那首蒙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１９７３年，由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经张越男演唱而传遍全国。其影响竟持续到“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之后，这真让人诧异不已。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绿军装、公共厨房、自行车
七十年代老百姓的生活细节——绿军装、公共厨房、自行车
七十年代可不如现在，可以享受巴黎的时装，法国的美味。如今的年轻人凡事都讲究“派”，他们穿皮尔卡丹、七匹狼，会把斜纹牛仔布套在短外衣上；在餐厅里还有仪态万方的店员告诉他们，面包上的黄油不要抹得太多，伏特加要加冰才够爽。这一切换到那会儿，得立马把你放倒，脖子上挂块木片儿捉了去批斗。
记得当年有句顺口溜，可以形容那时老百姓生活的困窘——“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时社会上不管是男还是女，大都是青一色的国防绿或蓝制服，走在后面的分不清前面的人是男还是女，他们那身绿军装旧了还舍不得扔，分给兄弟姐妹穿。传闻“二战”时，巴黎有妇女用碳尖笔在大腿上描黑色的网状丝袜，更有甚者拿颜料兑水做七彩唇膏。那时的中国女性内敛而羞涩，做不到巴黎妇女的粗犷不羁，但即使是艰苦时代，她们亦不放弃对美的渴求。中国姑娘们会精心地把头发盘起，裸出鹅弧颈项，或者在衣襟上用小碎花打个褶，用针线把被子上剪下的朱红汇到一处，那份苛求与精致，思之是要令人落泪的。
在七十年代，我们住的房子常常是几户走一个单元门，几户公用一个厕所。早起上厕所往往要排队，冬天还要在屋里接烟筒生火炉子，上班前还要把火封好，否则晚上回来火灭了。冬季大风一吹煤烟倒灌，一不注意便会发生煤气中毒。不仅如此，每月都要凭购煤证去煤厂买蜂窝煤，然后运到楼下往楼上搬。印象最深的是公共厨房，那可是小市民搬弄是非和窥探隐私的好处所，谁家偷偷从食堂弄了什么小菜，谁家天天能吃到莴笋炒肉……想起我家隔壁有个胖师傅，一进厨房就跟上了戏台子，一边拍着发黄的老蒜头，一边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地大讲特讲，牙缝还贴着片青菜叶儿，那情景可真是壮观。
在过去，外出的代步工具主要靠自行车，而作为一般依靠工资收入的家庭来说，要购买一辆新自行车，要压缩一两年的开支才能把钱凑齐，有了钱要想买到一辆新自行车，也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年一个单位只发给１～２张车票。那会儿自行车奇货可居，哪家买了辆二手车就幸福得不行，拐弯抹角非得把它拿出来卖弄一下。如今，不管买什么牌子的车，什么式样的自行车，山地还是普通型车任您选购，这几年甭说自行车，就是私人购买轿车的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现在买汽车的人们也在愁，愁的是没个宽敞的地儿给那玩意驻脚了。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煤油灯的记忆
七十年代煤油灯的记忆——玩“手影”、看书、做作业
在七十年代，蜡烛是种奢侈品，煤油却很便宜，没有蜡烛亮，但是很耐烧。那种灯不像阿拉丁手里的那种，而是玻璃做的，高而瘦，上面是一个圆形的容器，再上面是个如张开嘴的蛤蟆似的口，里面藏着灯芯，最上面是一个玻璃做的烟囱，中间凸起，火苗在中间跳动，煞是有趣。
煤油灯下，父母亲总是在唠叨着一些陈年旧事，告诉我们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如何如何，爷爷奶奶传给他们的东西是多么微薄，而他们又是如何成了这个家的。兴头上，母亲会唱“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父亲也会拿出尘封已久的二胡，咿咿呀呀地拉上一阵，连母亲都不知道拉的是什么。有时候孩子会撒娇要他说个故事，故事总是以“从前，有个小孩，好吃又懒做”开头，越听越觉得不对劲，赶紧摇他的手和脚：“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说的是我。说个吓人的吧！”父亲微微笑着，又开始瞎骗：“一个漆黑的夜晚……”听来毛骨悚然，赶紧往父亲怀里钻。望着煤油灯幢幢的火影，全幻化成了一个个鬼影，于是怕得浑身哆嗦，再次求着父亲不要再说了，实在编不下去的父亲正好顺水推舟。接下来父亲便在煤油灯前玩“手影”。把手放在煤油灯前，变幻手的形状，墙上的手影便变成了鹅、飞机或是人头，非常好玩。
更多的时候，是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母亲在一边纳鞋底或补衣服。夏天的时候还不时给我扇蚊子。
如今，煤油灯早已不知所踪，母亲也已经老了，明亮的电灯下，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的满头银丝，总是在不经意间回想起煤油灯旁她并不苍老的容颜……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耳朵的狂欢记忆
七十年代耳朵的狂欢记忆——广播、收音机、高音喇叭
在七十年代，革命斗争进行得红红火火，各种各样的通知冷不丁就从挂在田间木头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飙出来。为了及时传达中央精神，田间安装了不少这样的高音喇叭，隔不远就有一个。通知是早、中、晚广播三次，一般都会连播好几遍，女播音员好听的县城口音在田间回响。因为传送距离不一，野外听来，就好像有几个人一前一后讲着同样的话。早起赶路的人草鞋踩着冰凉的露水，身上残留着被窝里的热气，脑子里迷迷糊糊，只觉得那种声音好听，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那时，人们空洞的激情无以寄托，高音喇叭是链接我们和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那些枯燥的新闻会让我们觉得心里很空，但过去了的，就成了最温暖绵长的回忆。
那会儿，四处大搞建设，经常可见一间间用破木板和石棉瓦搭建起来的民工棚。冬天的时候，它们顶上就会蒙上一层层的芦苇草，最高处还插着一杆红旗，在寒冬中迎风招展。那时候政治气氛浓烈，有些居民房和民工棚顶连了有线广播。而公社的广播是全村人注目的焦点，在放完《东方红》的开播曲之后，立即放小钢炮似的播送一条紧急通知。它们内容大致如此——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接县革委会通知，近日有一条黑色疯狗窜入我县，已造成多起人畜伤亡事故。公社革委会昨夜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１．全体社员同志们要百倍提高警惕，发现情况火速报告。
２．全社基干民兵立即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以鲜血和生命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３．今天上午八点各大队革委会主任到公社开会，布置有关打狗事项。
军人干部家里的广播也在播这条通知。那是一个镂刻着五角星的木头盒子，挂在灶屋的墙上，被烟熏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纸盆已经松弛，放出来的是一大堆含糊不清的沙沙声，嘟噜声，有时候干脆什么声音都没有，但过一阵又突然神经质地钻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尖利细小的声音。
二十多年前，电视看不上，我们这些小屁孩，就拎一块砖头似的收音机，用衣袖抹着鼻涕，啪嗒啪嗒地在街上晃悠。当年的收音机外壳没有现在那么鲜亮光滑，最流行的是自己动手做的仿红灯收音机。它内部是哥们儿用晶体管焊的，机壳是用木板粘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