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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初，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郑州主持召开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第一次把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卫星农业社称为“共产主义公社”。他说：“像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会后，谭震林把查岈山卫星农业社的干部找到郑州汇报，并向公社代表讲了一番道理，回去之后，查岈山卫星农业社就改成了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至此，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
７月１７日，《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九同志受陈伯达指派到达查岈山时，这里已改名卫星人民公社，据李友九８月８日给陈伯达的信称：他们这里并大社，原来也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同志和他们讲了一番“工、农、商、学、兵办公社”的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公社这个名词调整群众还不习惯，有写成“共社”的，有写成“工社”的。
７月间，中原大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８月上旬，毛泽东巡视河南、河北、山东三个省，所到之处，都与当地负责同志谈起办公社的问题，并了解到河南已成立了公社。
１９５８年８月６日，毛泽东来到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公社大门上的牌子后肯定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这是毛泽东视察的第一个人民公社（许多文章误认为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其实不是）。
８月９日，毛泽东抵山东视察。当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提到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和他的这番话在报纸和电台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人民公社在许多地方建立起来。
毛泽东在得知他的谈话被报道出去之后，曾不无担心地说：“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毛泽东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四天之后，在８月１７日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人民公社问题列入议题之中。
８月２９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样，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在全国农村正式普遍地开展起来，并迅速达到了高潮。那么，作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2、小人物为领袖分忧
清晨，大地依旧冰冻，一派毫无松动的严冬景象。土地硬邦邦的，树枝全抽搐着，害病似的打着冷战。灰色的麻雀缩在廊檐下。一眼看去，好像绒球，紧挤在一起，彼此借着体温。淡淡的晨雾笼罩着河南省南部的遂平县城，一辆辆进城拉粪的牛车，晃动着牛铃铛。
中共遂平县县委是１９４９年建立的，诞生在炮火纷飞的“拉锯战”中，隶属中共信阳地区委员会，在信阳地区近２０个县市中，属于中间的县。
县委会就设在清代老县衙的旧址，是一个大院落，大门是露天的戏棚子，中间是大堂，到了后边地势凹下去，是后宅。院子里青砖漫地，几棵高大的梧桐树历尽沧桑，枝繁叶茂，黑黑的青砖瓦房上长着瓦松和蓬蒿。大墙上用石灰水刷写的“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标语，分外醒目。
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丙寅起床后，拎着桶，到东面的水井里打水洗脸。
手上端的脸盆里，放着牙刷、茶缸和八分钱一包的牙粉。没有洋胰子，也就是肥皂，一是他买不起肥皂，二是他不敢这么奢侈。脸上有一股子洋胰子味，成何体统？还怎样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这位从查岈山里出来革命的年轻人，是很有一点政治头脑的。
１９５８年的初春，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陈丙寅迎着凛冽的风，忽然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他只有初小文化，自然不是诗人，要不他会产生诸多的联想。
春天的气息让这位从小在山里生活的年轻人，十分激动。这清新的、充沛的、撩人的气息，是生命本身的气息，是大地的呼吸，让陈丙寅血脉充盈。
县委副书记娄本耀也在井边打水，一边拔着井绳一边对陈丙寅说：“丙寅同志，近日忙些啥？”那时候，你就是县委书记，也得自己动手干一切。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要求极严，县委领导们的老婆是不允许参加工作的，所以县委家属院里经常可以看到几位颠着镰刀脚的女人，在择菜喂鸡。
４０年后，我在一个小山村里见到陈丙寅，他指着一位小脚老婆，说：“她那时在农村干活，一辈子没有找到工作，要是如今的县委干部，早安排妥当啦……”
可４０年前的那个清晨，陈丙寅想的是如何搞好革命工作，如何圆满完成县委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听到娄本耀问，陈丙寅眯起一双小眼睛，嘿嘿一笑，说：“娄书记呀，今天俺准备跟赵光同志到查岈山里去。”
娄本耀用手指头蘸着牙粉，在嘴里捣弄着，又问：“这次去主要任务是干啥？”
陈丙寅用井水洗着脸，说：“准备住在那里，主要是搞山区绿化，春季植树造林。”
正说着，只见县委副书记赵光甩打着胳膊跑过来。赵光是信阳地委秘书长，来遂平县锻炼，担任了遂平县委副书记。
在遂平县委一班人里边，赵光是个大知识分子，不光有学问，而且有理论，懂得很多马列主义理论，又是南下的干部，是娄本耀和陈丙寅无法望其项背的。
赵光笑着问：“丙寅，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上午就走，带上铺盖卷。”
陈丙寅说：“赵书记，俺啥都准备好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拍拍屁股就走。”
娄本耀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赵光同志，多带点衣服，山里面冷哩。”
那年头，言必称同志，是革命者的标准。
４０年后的一天，我见到了离休在家的娄本耀。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老态龙钟的他仍不失当年活跃的风采。娄本耀高声大气地说：“那时候，俺们光知道中央老开会，开啥会，不清楚。但反冒进是知道的，后来中央又说反错了，咱也跟着说错了。俺们都是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多，中央咋说咱咋说，党叫干啥咱干啥，谁会知道中央也会犯错误哩！人民公社我看不赖，热情高，干劲大，如今这世道，哪还有什么干劲哟！”
他喟叹历史的沧桑巨变，分明仍带着惋惜和向往。一谈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他那双昏花的老眼就会熠熠闪光，仿佛面前仍猎猎飘扬着三面红旗。
陈丙寅从遂平县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又回到他钟情的查岈山区，当一个放牛老翁。说起当年事，满腹惆怅：有些事都是上头叫咋干咱咋干，你不干还不中哩。那时候，大家的热情很高，都想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对呀，错呀，那是一段历史，历史过去了，是非由后人评说。我觉得到啥时候，也不能说党错了。党错还中哩？党到啥时候都想叫老百姓过好日子，不会欺哄老百姓，党坐的啥江山？是老百姓的江山，不为老百姓着想为谁着想？人民公社只是到后来让一部分坏人搞坏了，这难免，如果搞到现在，日子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你信不？”
老人的思维依然顽固地停留在那个年代。这是他的权利。
那天吃罢早饭，一辆马车停在县委门口，赵光、陈丙寅把背包和装有洗脸盆的网兜放在车上，把洋瓷饭碗系在腰带上，便坐上马车出发了。那时候，干部下乡都要带上碗筷，吃饭排队，掏钱打饭，毫不含糊。
马车在通往查岈山的沙土路上行进，赶车的老汉吆喝牲口，哼着山歌小调：
R％查岈山呀好地方，
野树林子遍山岗；
地主老财恶如虎。
穷人砍柴过时光。R％
赵光饶有兴趣地和赶车老汉攀谈起来，听老汉讲起前三皇后五帝的往事。
陈丙寅是农村娃子出身，人很机灵，头脑也转得快，还善于学习群众语言，尤其是说话喜欢带“坎儿”，也就是歇后语，很受群众欢迎。
赵光陷入沉思，裹紧大衣，凝望着远山一言不发。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不能不忧虑，中央的有关文件，他认真读了一遍。尤其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观点，他有一丝隐隐的忧虑。难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吗？按这种逻辑发展，自己岂不也是危险分子？联想到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赵光不禁打了个冷战。参加革命以来，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党的每一项工作，干得很出色，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中共信阳地委秘书长，成为年轻的老革命。但形势的发展让他迷惑不解，为什么毛泽东要打那么多的右派？他知道这些右派大多数是与共产党一条心的，只是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难道就要把他们打成革命的对立面吗？他的同学、朋友也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中右”、“极右”，跑来找他哭诉。他只能无言以对。
他精于分析情况，对来自中央的信息，都反复琢磨、推敲。邓子恢倒了，为什么？不就是反对冒进吗？连周恩来、陈云、李先念都反对冒进。可是，没过多久，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改变了反冒进的立场，甚至一个劲地做起了检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指标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怎么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么快地反复提高变动呢？他隐隐地感到中央出了问题。可他不敢跟任何人讲，他把话深埋在心里，只是更加努力学习。
这次到遂平县锻炼，临行前，中共信阳地委书记找他谈话，提出了严格要求，希望他能真正深入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滚一身泥巴，磨两手老茧，走好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也暗自下定决心，坚决要求到深山区去，拣最苦最累的工作去干，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用汗水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味儿。
陈丙寅没有这么多想法，他也不可能有这么多想法。出身贫农家庭的他，凭着朴素的对共产党的真挚情感，拼了命去干党交给的各项工作，成立高级农业社，他一连三天三夜不睡觉，宣传发动，忆苦思甜，搞得轰轰烈烈。打右派，他更是冲锋陷阵，右派反对共产党，真他妈的不是玩艺儿，不打击他们打击谁？他主持召开一次次大辩论会，打了一个又一个右派，打得理直气壮，越打越觉得心与共产党贴得近。他才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哩，只要是共产党让干的，就是上山掏老虎娃子，他也会嗷嗷叫地冲上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他陈丙寅的今天。
忠诚使这个农民的儿子变得头脑简单。
他充满信心地盼望着，这次到岈山搞山区植树造林，一定得搞它个天翻地覆，他眯着小眼嘿嘿直乐。
同车异梦，一辆马车载着两个不同素质的人朝着一个方向奔去。
赵光很欣赏陈丙寅的单纯，可自己怎么也单纯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