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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平县卫星社根据《红旗》杂志第４期陈伯达的文章引证毛泽东关于公社问题的言论，正式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以后，河南全省迅速实现了公社化。”
仿佛一夜之间，山民们从灵魂到肉体都受到了一次洗礼，他们从内心发出呼唤，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
千古一梦
早在１９５６年春天，原先锋一社组织３０余人到长岭山里的龙沟去开荒。这支开荒队有３名共产党员、两名共青团员，大部分是贫农积极分子。为征服自然，他们在穷山沟里搭起了草棚，自带米面，合伙吃饭。秋天，开垦的荒地收了粮食，种了蔬菜，大伙一商量，粮、菜不必分了，这种集体生活吃得好，吃得省，有利于生产，便决定把集体吃饭坚持下来，并把它命名为“幸福食堂”。（摘自《河南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日）
那年秋天，王西强蹲在长岭山坡上抱着头、发愁今夜无米下锅时，绝没有后来的报刊文章中所描绘的那种浪漫心情，更没有想到中国第一个公共食堂创建得如此显赫与辉煌，以及这一切会与自己有什么干系。他别无选择，面对自远而至的苍然暮色，只有一个“愁”字了得。
从２２个生产小队各抽出来两条光棍汉子，组成了开荒队，打着红旗，唱着歌开进了长岭山龙沟，人一上山心里就凉了半截，两间放羊屋露着天，漫山遍野的荆棘荒草，不时有一两只野狼光天化日之下伸头探脑，窥视陌生的不速之客。好在人们苦惯了，把铺盖卷儿一扔，抡起镢头就干起来。饿了，就啃自带的玉米饼子；渴了，就趴到龙沟里喝上一口山泉水。夜里，身下铺着晒干的茅草，上面盖着破铺盖，天南地北喷上一气，呼呼大睡到天明。可是，不少队员们一个个的生病了，军心动摇起来。作为队长的王西强一筹莫展，急得找副队长钟青明商量。钟青明搔着头说：“人，没个窝不中，风餐露宿的没有不生病的。”王西强说：“啃干馍喝生水，再铁的人也熬不过三泡稀屎。”围绕住房吃饭问题，他俩捧住脑袋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先割槐草，把房子修好，人住进去。吃饭的问题，把大伙带的干馍凑到一起，弄口大锅，吃饭时蒸一蒸，吃热馍喝热汤。王西强拍着大腿说：“干吃馍长口疮，让大伙挖点野菜，放点盐煮煮吃。”光棍汉子们砍来茅草当炊笤，砍来荆棘当柴烧，挖来野菜煮煮吃。开始，２２个光棍汉轮流做饭，可有的人不会做，队里就专门让一个手脚干净点儿的人做饭，有房住，有饭吃。干活累了，就哼上一段“前边来了大姑娘，长得那个真漂亮，脚穿一双绣花鞋，樱桃小嘴让人慌”。日子也就一天天地打发了。后来，队员们从家里背面，调剂着吃。为了便于掌握伙食情况，王西强用纸片画上字，盖上章，权作为饭票，实行饭票买饭制。一斤黑馍四分，白馍八分，稀饭不要钱，一碗面条两分钱，人们打饭都很自觉。再后来，开的３００亩荒地丰收了，打了一囤囤粮食，又养了一群羊、一群鸡、几头猪，种了几洼菜地，胡萝卜、大头菜、南瓜、白菜收了几千斤。炊事员李黑手艺挺不错，今天做油馍，明天肉面条，三五天就吃顿肉，就连面条做得也很有水平，５斤面擀成面条，５斤面搅成面糊，饭做出来又稠又出碗，光棍汉李修敲着饭碗说：“食堂真正好，不愁吃，不愁烧，吃得好，吃得饱，一辈子也忘不了。”
本来这件事很平常，谁知有那么一天，县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县委书记蔡中田，他们都排队吃了一顿饭。谁知这一吃不当紧，回去县里就发出了红头文件，说龙沟青年队创办的常年食堂是共产主义幼芽，改变了家庭私有制的观念，是农民在思想、精神、习惯上的又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红旗，拔掉了资产阶级的白旗，表明着快要走向共产主义的预兆。
当王西强拿着红头文件一看，心里着实吃惊不小：人家领导咋恁有水平哩！自己树了红旗拔白旗自己还不知道，连快走向共产主义一点预兆都没有，真他娘的笨虫！炊事员李黑见他面带喜色，便问啥喜事。王西强怔怔地瞅瞅锅，拍李黑一巴掌，说：“日你娘，你快弄成共产主义啦，你知道不？”李黑说：“别胡扯了。”
没几天，县里、社里都派人来龙沟参观，都说要看看共产主义常年食堂啥模样，王西强忙前忙后地向人们介绍情况，不几天嗓子就喊岔了声音，李黑这下才知道这事不是胡扯了，他也一本正经地用勺子敲着锅沿儿介绍起经验来了。
更让王西强吃惊的是，龙沟常年共产主义食堂的经验一经推广，在全社会、全县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卫星农业社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共建食堂３０１个，９３６４户全部参加了食堂，平均每个食堂３１户、１００多口人，全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全年每人５００斤口粮标准无价供应，社员凭粮证吃饭，每人每月只需交２～３角钱的菜金，就可以吃个肚儿圆。全县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建幼儿食堂９９个、青壮年食堂２４７个、幸福食堂（老人）１２６个、综合食堂１６６７个。
据《河南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日报道：公共食堂的建立，其优越性如旭日东升，放射出万丈光芒。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巨大变革，培养群众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观念，有利于克服农民的自私本性和落后意识，从根本上截断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后路……
砸了小锅换大锅，可着肚子吃饱饭，公共食堂的建立，着实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以至于如今吃过大食堂的人谈起来仍津津乐道，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都能做十多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净想着摆弄着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的食堂一个月改善２０多次生活，炸油条、糖糕、吃鱼、吃猪肉等。社员们没有不高兴的，一高兴就编一段快板：食堂真正好，吃得省又饱。种个小菜园，顿顿把菜炒。还要把菜卖，还是吃不了。村前挖个坑，农闲将鱼捉。逢着庄稼季，鱼肉和油条。伙食调剂好，人人乐逍遥。
笔者家住查岈山下，是吃着大食堂的窝窝头、喝着菜汤长大的，对人民公社大食堂感受颇深。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每当开饭的铃声敲响，家家户户便拿着吃饭家什倾巢出动，老老少少，赶到大食堂的饭厅吃饭。几口大缸里冒出诱人的热气，人们排着长队打饭，吃饭时人们的吮吸声、咂嘴声惊心动魄。
人民公社实行“十包”：即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烤火费和结婚等，这种供给制虽然没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打破了“按劳取酬”的法权界限。什么都由共产党给包下来，傻瓜蛋才会不高兴呢。
每当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端着饭碗往公共食堂拥去的时候，王西强心里总有点说不出来的怅惘：“娘也，这事弄玄了！”
全民皆兵男女禁欲
１９５８年的麦口上，农活正忙，玉米该种了，棉花芽子该栽了，尽管成立了公社，可社员们干活仍然是各扫门前雪，干部们急得上火，社员仍是优哉游哉：“慌啥？明天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早上，陈丙寅在土山街食堂喝两口稀饭，中午到韩楼吃了几个菜包。社长钟清德见他吃得不多，就问咋回事。陈丙寅拉他到屋里，两个人卷了个喇叭头，吸着。陈丙寅发愁地说：“清德，你看这农活多紧，人们却是慢工出细活地干，会中？能不能想个法子，加快干活进度。”钟清德拍拍大脑门，思索着说：“陈书记，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咱们组织专业队的事吗？”陈丙寅说：“记得呀。”钟清德慢条斯理地说：“咱们组织的２００多个抗旱种麦专业队，一处吃饭，一处睡觉，一齐上工，一齐收工，不几天就完成了抗旱浇麦任务，这事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很有点像解放军的军事化。”
陈丙寅眼睛一亮，说：“对，咱也学学解放军的样子，搞搞军事化，把男女青壮年编成团、营、连、排、班，统一管理，统一指挥。”
钟清德说：“是这个理儿，干脆全按解放军那一套，上班吹军号，干活吹冲锋号，休息吹休息号。”
陈丙寅说：“这事得社党委研究一下，今夜咱俩回去，召开党委会，明天就弄成它。”二人兴致勃勃地赶回公社所在地杨店街。
岈山人民公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这样开展起来了。全公社共建立２７个生产兵团，外加一个钢铁兵团，以生产队为一个团，团内设正副政委，一个中队为一个营，设教导员、营长、参谋长。营长领导全盘生产，教导员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参谋长负责技术指导。营下边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由于水稻、红薯任务大、技术性强，各团还专门设立了水稻营、棉花营、红薯营。
为保证行动迅速一致，他们还仿照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五项制度：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向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勤２８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
“军事化开始那阵子，效果确实不错。”陈丙寅在４０年后谈起来，仍然壮怀激烈。他说：“社员每天听军号一吹，就自觉地站队点名，五六分钟就排队上工了。生产中有竞赛、评比，还能利用休息时间集体学文化，学唱歌。如第一团水稻营，原计划完成３８００亩水稻要１０００人，可由于实行了军事化，４００人就提前完成了任务。”
有一天暴雨倾盆，山险水急，张和庄水库水位暴涨，半夜里大坝冲开两道口子，库水冲了出来，一阵凄厉的紧急集合号声划破夜空，人们从方圆赶来，很快将缺口堵住了。
军号声里，杨店兵团打着红旗上了凤凰山，白天干了一天，夜里仍然不下山，炊事员把饭挑到山上。大伙儿打着灯笼、火把挖鱼鳞坑，三天三夜挖了３０多万个，一面长十里的山坡披上了绿装。
夜半，冲锋号在山下响起，这是水稻营的战士们连夜清除田间杂草，一人一盏小灯笼，晃动在田野间，一夜清除杂草２００亩。
印度学者钱德拉·塞卡尔曾到过岈山人民公社采访，耳闻目睹过生产军事化的创举，他在《今日共产党中国》一书中写道：当我在农田附近漫步时，我看到地里到处都是几条步枪扎成堆竖在那里。我看到一群群农民劳动后又拿着老式步枪，排着军事队形，在田野里操练，真让人不可思议。
岈山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几千万中国人正式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军事兵团，人们养成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习惯。
陈丙寅也不无感叹地说：“后来，生产军事化也有胡弄的，一下子弄到茄子棵里去了。”
当夜幕降临之后，山的巨大身影显得朦胧而淡远。熄灯号吹过，窗户台村只有牛屋里亮着一盏灯，全村家家户户熄了灯。窗户台兵团在实行军事化中走了一着好棋，他们把全村的房屋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