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9-先贤之信- 第3节

《先贤之信》　一古老的历史记录可信吗？（图）

　　为什么犹太人和中国人口传和文字历史的大部分内容是可靠的？近期的各种发现，确认了某些古老文献的总体可靠性，这些历史文献的作者，为准确描述当时的重大事件，投入了毕生的努力。加上古时人们因长寿而保存的记忆，形成了三大因素，为本书奠定了基础——　　古籍的可靠性　　现代人总是认为自己比过去的人聪明；知道的更多，这种因骄傲产生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许多当代学者假设许多古籍，包括中国和希伯来的古籍是不可靠的。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可靠性，已有许多作者给予了足够的认定，所以在本书中，将集中探讨中国古籍可靠性的问题。　　过去因为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最早期的历史记载不过只是神话和传说、而决非史实。因此，早期中国历史被称为“传说时期”。鉴于学者们习惯性的见解，可靠的历史记载只能追溯到商朝与殷朝，即公元前14…12世纪。更早时期的朝代被认为是神话，原因是学者们认为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实那些朝代的存在。但事实恰恰相反。二十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上述观念。　　1899年发现第一批的几百片骨头——刻着文字的龟板和牛肩胛骨——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又有150；000块带文字的甲骨出土。它们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早在4；800年前就有丰富的书面文字了。这些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占卜的事件，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的记载，确认并填补了历史事件和人物之间的空白。在此以前，一直被学者们视为不可靠不能作为准确的历史记录的神话与传说，变成了真实的历史。吴国桢兴奋地在他的《中国遗产》中记录了这一发现：　　从这些刻文中，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商朝的30位统治者及他们相互的关系。令人惊奇的是，记载的事件的前后秩序、人名的记录与《史记》记载的事件与家谱完全吻合……此外，通过对甲骨文的深入研究，《史记》中一些以前无法解释的事情，现在似乎变得可以解释了。　　吴所说的《史记》是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家司马迁研究了当时所有的古籍后，编纂而成的权威性作品。虽然司马迁采用过的古籍，现在已经部分遗失，但他的大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基础的文献资料，即便现今也是如此。　　吴国桢在他《中国遗产》一书较长的附录中，有力地论证了许多这些可追溯到远古的书面记录的可靠性。可以总结出下述的观点：　　1）包含较复杂或高深的哲学思想的作品，按逻辑来说它们的写作日期应该较晚。举例来说，中国哲学最基础的“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之说，一定比研究五行关系以及它们的优劣之势的文献要来得早。　　2）随着考古的新发现；过去由于内部相互冲突，被认为不可靠的，现在证实为真实的历史。　　3）有人说孔夫子在编撰《尚书》中的历史文章时，大量地改变了史实，将帝王理想化，为的是配合他对政治理想的教导。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撰写文章的取材，在当时是非常广泛的流传，孔子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这样大的篡改，在当时肯定会被发现，很快就露出破绽来；况且，孔子所引用的文献，有一部分至今仍然存留，也易于查考。　　4）有人认为某些远古史料是后人假冒古人之名而写，理由是文章的风格与写作者生活年代的文风相似，因此不是可靠的史料。这是由于研究者必须要把远古的文章翻译成他同时代的人看得懂的文字，才能把远古的历史再现出来，使人明白．但是，虽然文风变为后人的风格，重要的是，远古时代发生的历史事实没有被歪曲．　　最终，吴国桢欢天喜地地拿出了十九世纪汉学家麦都忠博士（Dr。WilliamHenryMedhurst）的著作。麦博士是第一个“承认《尧典》，这篇孔子所编著的《尚书》中的第一篇，在其文本中带有古籍的明证”。1981年，麦博士的发现引起了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天文物理学家余光超博士（H。K。C。Yee）的注意。余博士用天文学的方式，通过对比星宿的中文名称，从现在纪年与古代纪年的岁差中考证，证实了《尧典》中所描述的天象，其发生的年代“确实是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这样就有了合理的确据，建立古代基础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因此，天文学确认，尧帝与禹帝的统治时期是在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953年之间。　　同样的，几百位中国专家参与了1995…2000年的关于夏商周历史年代表研究的计划。他们总结说，最早为人所知的朝代——夏朝，从公元前2070年到1600年，存在了大约470年。其后的商朝，专家们将它分成早期（公元前1600…公元前1300）和晚期（公元前1300…公元前1046）。专家们也找到了确认商朝后期十二位帝王的统治和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所有十三位帝王的统治的证据。　　此计划的首席历史学家李学勤说：“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夏、商朝的祖先们建立并发展了一种比我们先前所想的更精深的文明。”——摘自英文版《中国日报》。　　涉及此计划的专家们，在九大类及四十四个题目上做了研究。考古学家们考察了北京、河南、河北和山西的十五个地点。历史学家研究了几十个古代铜制器皿的年代来确定古代统治者的年限。语言学家搜索了近四百本古代中国年鉴和有关的书籍，找到了记载天文事件的线索，指出了早期的王都地点。天文学家们研究了几千年前的天体现象，并将其数据与现代日历相对照，找出了夏商朝统治者在位的大体年限。物理学家对商朝和西周出土的带有甲骨文的动物骨片和人骨片进行了碳测试验，从科学角度证实了其他学者们得出的关于历史时限的结论。


《先贤之信》　一历史的见证人（图）（1）

　　虽然上述这类发现，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古籍的可靠性．但还是要承认历史记录可能会被人有意歪曲，因为利己，或坚持个人见解而改变史实，导致历史记录不真实或不可靠。　　为避免这个缺陷，在本书中采用两大民族、也是众所周知的、最古老文明的记载来相互印证。在这两种文化中，都强调个人的品德，即信德，胜于外在的行为表现。大家普遍接受《圣经》是道德的标准。同样，中国古籍也表明了极其相似的道德标准和是非判断，并要求人民遵循。例如：《尚书》把商朝的败亡归咎于最后一位暴虐，凶恶，奢侈，贪婪的统治者。《尚书》又极其赞赏尧、舜、禹这些正直、态度敬畏的帝王们的良好品德。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说：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老子敬畏上天，称之为道，虽不认识上帝，他对道的理解与圣经相当接近。在这段话中，老子表示：道代表上天，也就是至高者，如果不离开天道所代表的原则，那么道德、仁慈、正义和相关的礼仪自然就同时存在，一旦君王背弃了天道，那么他就只有依靠个人的道德来治理国家，如果他连道德也失去了，他还剩下一点仁慈（同情）来维持治理国家，要是连同情也没有了，或许还有一些正义感，连正义感也没有了，所谓的礼仪就是个空壳子了。因此礼仪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天道的充实，形式是不起作用的。　　《圣经》中的见证本身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例如：在摩西传讲的十诫中，第九条诫命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样，《圣经》作者和编纂家们就不太可能一方面推崇道德和正直，一方面自己却故意歪曲事实。相反的，许多《圣经》作者为了持守他们的信仰，遭受迫害、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远古的典籍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们记载历史的目的是要见证事实，把历史的真相传递下去。


《先贤之信》　一历史的见证人（图）（2）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05年，司马迁继承父业，撰写一部正规的中国历史。但是，在他完成这部巨著之前，为受到冤屈的李陵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司马迁被汉武帝判了死刑，当年免死的唯一办法只有选择被阉割，这对男性是生不如死的侮辱。但司马迁却选择了宫刑，蒙受了极大的痛苦和羞辱。司马迁给朋友任安的信中，为自己宁愿选择痛苦的刑罚作出了解释：　　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堪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译文：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像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我内心的抱负还没有完成，如果选择痛快而体面的死刑，我未完成的著作就不能公诸于后世。……近来，我在做一件自不量力的事；试图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考订其中的事实；综述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一共一百三十篇，目的是想探求天（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独创一个记载历史和评价历史的门派。这个事业刚开始，就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极刑而不抱怨。我写完了这部书，就算将它埋藏在名山中，最终也会被人们发现，在世上广为流传的，这样我便抵偿了如今所受的侮辱，为此让我遭受万种凌辱，也不会后悔！）　　很明显，司马迁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才选择受宫刑而活下来。要注意，他最想传达的是“探究上天和人类的关系。”司马迁要在总结历史的过程中，寻找人与上天（道）之间的关系，明白古往今来世代变化的原因，让人更深入地认识人与上帝之间应当有什么样的关系。他的动机并不是自得益处，而是让人知道真理。真理是不容谎言的，记录历史的人们是为了见证历史。以下的故事可以说明中国古籍的编撰者们书写的历史是值得信赖的。


《先贤之信》　一历史的见证人（图）（3）

　　在著名的古籍《左传》中，记载了鲁襄公二十五年时，齐国太史三兄弟的一段故事：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译文：太史写了：“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杼于是杀了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