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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11日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50节 要继承什么样的鲁迅遗产？（1）
——黄宗江先生访谈录陈丹青记
陈丹青（以下称丹）：新世纪伊始，由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首先披露的“毛罗对话——假如鲁迅还活着”设问求答，一直成为文化人关注的话题。令妹黄宗英的《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同时发表，震动了海内外文坛。这被公认为新世纪文化界第一件大事。您是怎样看待这件大事的呢？
黄宗江（以下称黄）：本来么，这原是个史料考证的题目。1957年夏“毛罗对话”很简短，表面上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小小不言的插曲。经过这么众多文化人的反复研讨，看来大有深意在焉。因为这关系到对于2０世纪两大代表人物的正确认识和评价。鲁迅与毛泽东的存在与影响，非同小可。
丹：这个“设问求答”，引发出许多深刻的反思。
黄：鲁迅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留给后人非常复杂而丰富的遗产。在中国历史上，可与儒家和道家的影响相比，而现实意义更为巨大。这两宗精神思想遗产，只要讨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甚至面对21世纪的现实和瞻望未来社会时，都不能回避。
丹：我们讨论鲁迅的命运，实际上是讨论文化人自身的命运。这是有责任感的中国文化人必须认真对待的。
黄：其实，宗英妹从开始起草《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数月内几易其稿的过程中，她作为一个历尽磨难的文化人，也有重重顾虑。真是难为她了！
丹：听说，您作为黄宗英的长兄，对于这篇文章的诞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黄：多年以来有云：“天下文章数舍妹，舍妹文章由我改”。不过，这一次宗英的文章全是由她独立完成的。她的担子真重啊，但果真挑起来了。
丹：此话怎讲？
黄：因为这个四十多年前的回忆，完全是由她独一份儿。兄长我无缘列席1957年7月7日在上海的那次聚会，怎能代替舍妹来回忆？不过，再三鼓励她独立完成，倒是确有其事。
丹：令妹笔端多灵气，她还有什么顾虑？
黄：怕再挨整呗。四十余年，心有余悸！不仅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66年以后的“十年浩劫”，一直到1980年10月，妹夫赵丹临终的一席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遭受的围攻，死后都不得安身，全是因为“说真话”招致没顶之灾。何况现今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亟需最后关怀。要是别人，乐得三缄其口，何苦惹是生非！
丹：今非昔比。令妹的出场做证，博得文化人普遍的好评！在她澄清史实的基础上，论证转入了一个新阶段。
黄：可称为“向纵深发展”了。文章很多，美不胜收。其中要推荐一篇文章，秋石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很有意思。
丹：我也有我个人的看法。秋石论文中，“在第十一遍读完《鲁迅与我七十年》后掩卷深思”后，用排比句的笔法，一连提出四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鲁迅的后代，还是万千热爱鲁迅的读者，应当说，目标是一致的”。但我看各人的目标，在这问题上并不都“一致”，也不能强求一致。比如某些人对于周海婴、周令飞的人身攻击，跟我的看法就很不一致。
黄：学术讨论中的人身攻击是最不可取的。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不必作的”。这本是文化人论辩的基本规则之一。
丹：秋石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为由，再三推销他写的研究萧红萧军的宏文，他说“面对南北众多报刊对拙文的转载、推介、评价，海婴先生依旧是一言不发”。
黄：自己给自己作广告也未尝不可。
丹：这当然应予宽容。但是，据秋石自称已经有了“南北众多报刊对拙文的转载、推介、评价”，他尚嫌不足，居然斥责周海婴对他“一言不发”无暇捧场，这就难以理解了。难道秋石“需要的鲁迅遗产”就是点名要海婴先生为他捧场，否则就不吝辱骂和人身攻击吗？
黄：何必理会。我想海婴也不至于跟这位秋石（不知真名）一般见识。
丹：秋石文章后半部有点儿费解。
黄：但也有他可取之处，就是提出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这个重大课题，值得大家深入探讨。
丹：是的。对于“鲁迅遗产”究竟是什么，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这也是“假如鲁迅活着”设问求答的核心问题。多少年来，文化界配合政治任务，对于“鲁迅遗产”往往一味强调他的战斗性和自我牺牲精神。
黄：“韧”的战斗也罢、自我牺牲也罢，“横眉冷对”也罢、“孺子牛”也罢，毕竟是表现形式。我倒要问：究竟为何而战斗？为何而牺牲？鲁迅的根本目的何在？总不能说为战斗而战斗，为牺牲而牺牲吧？当然可以说是“为人民”，但这太笼统。
丹：“战斗观、牺牲观”是完全彻底为政治服务的。发展到“文革”达到极端，强调“鲁迅遗产”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196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祭日。“中央文革”召开了一个空前的纪念大会。由陈伯达主持，姚文元作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基调报告，主题为“红卫兵战士们对剥削阶级旧事物猛烈进攻的丰功伟绩，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相应地，又强调“鲁迅遗产”就是“牺牲精神”，要求“革命造反派”极左派无条件、无代价地牺牲个人独立与自由，绝对服从所谓民族或国家或集团的“整体利益”，绝对服从所谓“革命需要”，成为“小小螺丝钉”也就是驯服工具。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却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们自己的私利肆无忌惮地恶性膨胀，自己当“革命工头”，当“奴隶总管”，而一味要求别人甘心情愿做奴隶、奴才，完全为主子做牺牲。这就必须装模做样、假惺惺地做戏（难怪整整十年里只有那么几出“样板戏”）。假大空、打砸抢，这些“做戏的虚无党”完全违背了鲁迅精神。
黄：十年浩劫期间几乎禁止一切“封资修”的书籍，只准读《毛选》和《鲁迅全集》。许多被“专政”的文化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通读了鲁迅著作。我认为鲁迅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反专制、反虚伪，反对“瞒和骗”，反对扼杀言论自由，反对图书审查制度；鲁迅主张力争人权、人性、人道，主张“人学”即“仁学”。因而鲁迅如果活着，一定会反对“文革”，痛斥“造反派”为流氓痞子恶霸的！这真是极大的讽刺。鲁迅如果还活着，绝对不能宽恕“造反派”对他的歪曲、利用和嘲弄。鲁迅如果还活着，一定会面对血腥镇压和大屠杀写出新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血债要用血来还”，并且将匕首投枪直对专制魔王刽子手，“一个也不宽恕”！
丹：此地必须讨论究竟什么才是“宽容”的原则。这个问题容易混淆不清，引起误解。我认为宽容主要是对人的，要保证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要尊重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宽容是人权的保障，是一种民主的社会制度。宽容是对于当权者、执政者的要求。宽容决不是对于暴政、暴行的宽恕！对于扼杀人权、残害人命的坏事，不能“宽恕”。鲁迅精神的实质，正是对人的爱、对人权的宽容，同时对恶的憎恨、对专制暴政、对罪恶的坏事不能宽恕纵容！
黄：我还要补充，我认为“鲁迅遗产”的精华是“真”——说真话、辩真相、干真事、求真理。
丹：我同意。说真话就是反虚伪、揭穿“假面”、反对“瞒和骗”。然而仅仅“说真话”还是不够的，因为“说真话”、“写真实”只表明叙述者、作者主观上应有的起码的道德、基本的诚实态度。但有各种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主观上说的写的虽然自以为是“真话”，但其中可能包含观察过程中的欠缺、认识过程中的误会、片面，以至于造成客观上的“假象”；且有时主观上说真话者、写真实者，因不明客观的真相而上当受骗，所以还必须揭露假象、辩明事物的真相，这就是要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伪存真”。再有，单单辩明真相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干真事，认真、坚忍不拔、不马虎、不敷衍，付诸实践行动，负责到底。说了真话、辩了真相、干了真事，最终才能求真理。这些原则，在鲁迅著述中经常提到，但未能系统化。我们有责任来进一步阐明，对此很值得写一部关于“真”的专著。
黄：鲁迅思想以一贯之，就是把人人当作人，一切为了人。他最早探讨“国民性”问题，就是为了中国人的进步，成为现代化的真的人。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51节 要继承什么样的鲁迅遗产？（2）
丹：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确定了文化理想是“立人”，也就是追求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以实践真理。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但他对西方文明进行深入考察时，又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虽然跟东方专制主义相比显出很大的进步性，但也会由此产生新的奴役关系。何况“现代化”在中国具体情况下极容易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共生（同流合污），形成“本体自发之偏枯”与“交通传来之新疫”的恶性嫁接，也即“二患交伐”。其实当时不仅鲁迅对西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随着欧美经济危机大蔓延，我国许多进步的文化人都对西方文化持“拿来消化”批判吸收的态度，而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第三种文化”即“社会主义文化”。鲁迅早在1930年代就表示了对“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理想境界的无限神往。鲁迅早年提出以“立人”（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为基础和前提的“立国”（民主共和、民族独立、民生富强）之路，就是五四的“民主与科学”之路。
黄：对。鲁迅精神从根本上是人道的、人权的、人性的、人文的、以人为本位的，鲁迅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跟专制极权扼杀人性人权者根本对立的。按照鲁迅的思路，不仅“文学”是“人学”，而且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都必须是“人学”。
丹：1970年代特别是“林彪自我爆炸”震撼世界以后，从昏暗中惊醒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人，在（秘密的或半公开的）酝酿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回复“五四精神”时，重新认识了鲁迅的启蒙价值。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