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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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鲁迅活着- 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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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1970年代特别是“林彪自我爆炸”震撼世界以后,从昏暗中惊醒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人,在(秘密的或半公开的)酝酿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回复“五四精神”时,重新认识了鲁迅的启蒙价值。醒悟的学术界,针对1949年以来一直到“十年浩劫”期间对鲁迅的严重歪曲和误解,发出了“还我鲁迅”的呼声。全民族处于空前幻灭与求索的1970~1980年代,鲁迅的“反伪求真”精神,逐步渗透到我国文化人与知识青年的内心深处,并直接参与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准备,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时,人们重又提出“假如鲁迅活着”的设问求答。    
    黄:“假如鲁迅活着”的设问求答,实际上具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首先,真正的鲁迅精神在今日如何体现?其次,继承鲁迅精神的文化人在今日何去何从?以谁为榜样、为导师?    
    丹:但鲁迅对于“导师”这一“纸糊的桂冠”表示天然的反感!他再三坦言,他没有现成的特效“救世良方”,也不知道人生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只发愿和他的读者们一起探寻,从没有路的荆棘丛中开拓出一条生路来!鲁迅不过一个平民文化人,无权势无资产无高位,虽曾身临官场(教育部)和商场(出版界),却断然拒绝“强权”的威逼和“横财”的利诱!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在野(边缘化)的,他对读者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自由启发而非独断灌输的,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鲁迅最厌恶一切的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商业化的)。他以个人的自食其力、经济自立为后盾,达到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    
    黄:而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日趋严密、恐怖的思想暴行和文化专制,其后果是严重的扼杀自由精神和毁灭独立人格,残酷无情地“革文化的命、革文化人的命”。这样倒行逆施的“思想改造”从根本上说,就是摧残人性而丧尽天良,所谓“造反有理”就是反知识、反人性、反人道,就是鲁迅深恶痛绝的“做戏的虚无党”的虚伪透顶的鬼魅伎俩,这就注定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彻底破产,只造成民族精神的倒退,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不时反复发作的后遗症。    
    丹:然而,反伪求真、反专制求立人的“鲁迅精神”的感召力,主要是作用于一部分文化人中间,毕竟处于少数、处于弱势地位;而鲁迅著作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很有限。另一方面,“文革(造反)”情结,也即流氓无产者的痞子情结,却是在社会实践中真正影响了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甚至深入灵魂;而其遗传基因、病毒感染还传到21世纪,还将传到我们的后代。这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实际上已经蒙受了“文革”的强制扭曲和潜移默化。    
    黄:十年浩劫,优胜劣败,谬种居然成为“适者”,所谓“痞子革命先锋”、“最聪明的卑贱者(即奴才)”,堂而皇之的横行流氓专政,且“自我感觉良好”:没文化的支配(指挥)有文化的,没人性的压制有人性的,没良知的扼杀有良知的。例如:“不说假话不能办大事”、“面带三分笑心藏一把刀”、“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首长指示句句真理”、“七斗八斗”、“善于说违心话、勇于干违心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挖墙角扔石头掺沙子”、“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诸如此类痞气十足的“阳谋”经略,通过十年浩劫“触及灵魂深处”而普及得妇孺皆知。    
    丹:鲁迅深恶痛绝国民性中的“瞒和骗”、“马虎病”、偷懒敷衍、贪婪自私的病毒,早已猖獗渗透于我们民族的血液骨髓之中,几乎无处不在。到如今,观察研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话语方式,都可以发现或显或隐的“文革情结”即痞子意识的烙印。这是在认识我国20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状况时,不能回避的文化现象与基本事实。而鲁迅的反伪求真、反专制求立人的精神感召力,正是抗击种种痞子病毒的一剂苦口良药。    
    黄:只要世上还存在着虚伪的“瞒和骗”,那么鲁迅就仍然活着;只要世上还存着思想专制和精神暴力,那么鲁迅就仍然活着;只要世上还存在着愚昧、迷信、奴才相,那么鲁迅就仍然活着。因为一切虚伪、专制、愚昧、奴才相和反人道、扼杀人性的刽子手,都是鲁迅的不共戴天的死敌。所以鲁迅精神的火种将得到不断的延续,在说真话、写真实、辩真相、干真事、求真理的艰难曲折中,鲁迅的生命力更凸现出永恒的光辉。火炬虽小,但能击退和驱散万倍的昏暗。    
    [附注]:这篇对话录,吸取了李普、邵燕祥、钟沛璋、朱正、钱理群诸位先生的一些观点,特致谢意。    
    (2002年12月至2003年3月于北京莲花池反复讨论而成)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52节 “鲁迅如果还活着”的其他答案

    田海音    
    读了这些史料的主要部分以后,觉得还有些需要拾遗补阙的地方。    
    黄宗英《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中说:“(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这问题,文化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陈焜《设问求答于毛泽东的罗稷南》一文中也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是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时机都有人提过的老问题;但是,有了1957年夏季发生的事情,问题重提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    
    历史上,除了毛泽东对罗稷南谈话中给出的回答以外,还有什么人也“设问求答”呢?为此,我查阅了一些确切的资料,并将出处附后备考,摘抄如下,以飨同好。    
    1950年人民日报一读者的设问    
    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一读者写信向人民日报社提出设问:“鲁迅若是活着,现在该安排什么工作?”    
    人民日报社将这问题,转呈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负责文教工作的郭沫若。郭老按照当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答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首先不是考虑安排的问题,而是要看思想改造的表现。如果鲁迅思想改造得好,也可以安排适当的工作。”(据牛汉、邵燕祥等同志提供的史料)    
    1956年胡适的设问    
    孙郁《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一书里综述胡适晚年的心境说:    
    “他开始记起了鲁迅,在许多次谈话和书信交往中,都不由自主地感受到自己与鲁迅的某些相通。他甚至认为,鲁迅和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营垒的。在独立性与自由性这两点上,他们没有什么区别。50年代初,中国大陆思想界掀起了规模很大的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的运动。这一运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思想界的萎靡,使文坛与五四传统、和西方文化,一下子失去了联系。胡适在海外很是关心这次文化清算,能找到的资料,他几乎都找到了。他意识到大陆对自己的排斥,并非学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炮击俞平伯,实则打击他自己。胡适认为,横扫胡风,其背后是驱赶鲁迅的影子。在胡适看来,胡风问题的本质,是鲁迅传统的问题。倘鲁迅仍活着,与自己将有相同的处境……”(引自孙郁《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第421~42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1956年4月1日胡适在致雷震的信中自问自答——    
    “例如胡风一案,我搜了许多材料,才明白这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湖北乡下人,原来是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忠实信徒,他打的仗可以说是为这个运动的文学方面出死力打的仗。所以胡风夹在‘清算胡适’的大举里,做了个殉道者,不是偶然的。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九四六~九六八页,)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1935年9月12日,编者注:参见《鲁迅全集》第13卷2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就可以知道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引自《胡适书信集·下》12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些观点值得学者们参考和讨论。    
    1966年郭沫若的设问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结尾写道:“我记得,类似的这种拟想(编者按:指的是‘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一设问),在‘文革’初期,母亲就曾接到学生红卫兵的多封来信,也有径寄党中央的;叙述了许多的理由,要求追认并接纳鲁迅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党员,我不清楚是否也有与罗稷南先生那般脾气的人,亦把这个问题率直地提出来请示,毛主席的回答是怎样的,那也只能留待另一位写了。”(原载《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71页)其实,这样的“设问”,在文革初期(1966年中)已经有“另一位”公开出面,对当时造反派红卫兵的“要求”作出完全肯定的“设答”。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几乎骂倒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化人,而惟独鲁迅仍被尊为“革命文化的旗手”。这当然是出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于鲁迅的推崇。    
    196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祭日。“中央文革”召开了一个空前的纪念大会。由陈伯达主持,姚文元作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基调报告,主题为“红卫兵战士们对剥削阶级旧事物猛烈进攻的丰功伟绩、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突出批判“折中、公允、调和”,号召“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绝不宽恕”;“发扬鲁迅坚韧、持久的革命精神”,任何时候都“不消极,不埋怨,不灰心,不逃避,不怕围攻,不怕‘孤立’,而是无所畏惧地相信真理,总结教训,坚持斗争,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大方向继续前进”。造反派红卫兵坚决响应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的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一切领域加强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大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纪念大会上发言的有鲁迅夫人许广平、两位红卫兵代表,以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但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科学院和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三个堂而皇之的最高立法、科研、文化机构,都濒临形存实亡的厄运、已被或即将被“砸烂”了。    
    许广平的发言以《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为题,反复强调一个意思:“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鲁迅由“文化战线的旗手(或主将)”,变成了仰望着红太阳、跟随红太阳转的向日葵。    
    郭老的发言标题是:《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    
    “造反有理”本是“文革”初期的最高指示与核心口号。郭老的发言2500余字,并未在鲁迅的“造反精神”上有所具体分析论证,更多的是引用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并塑造“鲁迅就是始终听党的话,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歌颂党,特别热烈信仰毛主席”的新塑像。(在重新塑造这种“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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