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号召，扩充上几千人马，红二十五军还是一个军！你们谁是红二十五军的，到时可要听着号音，看着旗号，千万不要忘了归队喽！……”
当场就有好几个伤病员亮了相，说他们就是红七十三师的，都表示愿意及早归队；即使本部队暂时回不来，他们也肯归入留下的红七十五师，好上前线杀敌人！
到了仙居顶以西的高家店附近，对于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消息，吴焕先才时有所闻。有人说红军主力转到了枣阳，跟敌人打了两仗！也有人说红军还蹲在枣阳地区，与敌人进行周旋……更有趣的是，当地的一些共产党员，互相之间传得更是神乎其神，私下里给吴焕先通风报信：“红军主力回来了，转到根据地边上了。前些日子，就听说在广水车站跟敌人打了几天几夜，几十里以外都听到了炮声！”吴焕先听了以后，心里也很高兴，马上就派了几个便衣侦探，直奔广水车站去打听情况。无论是真是假，也要尽快弄个明白，当前最为迫切的就是察明方面军的行动消息！
侦察员早晨出去以后，当天就领回一老一少两个红军战士，老的是红七十三师的伙夫班长，少的是少共国际团的战士。他们是一千多名红军重伤员的幸存者。
蒋介石这回是真的要消灭红军。他命令：李默庵第十师、蒋伏生八十三师、罗启疆独立十四旅；胡宗南第一师、肖之楚四十四师、刘恩茂六十五师，冯鹏翥六十七师；你算算多少个师旅，在枣阳、新集（不是鄂豫皖苏区的新集）把红军包围起来啦嘟队接连打了几个大恶仗，刺刀拼弯了，大刀砍钝了，把敌人杀退了，可是红军也伤亡惨重。徐向前一看，不走不行了，不走就死路一条。部队在土桥铺连夜大突围。
天黑沉沉的像一口锅，部队要突围了，红军将士们背上的大刀都拎在手里了。一千多名重伤员怎么办啦？不像在根据地，有苏维埃政府，有苏区人民作后盾。对不起了同志们，突围的部队带着你们还不是死吗？不死就要干革命啦，革命火种不能灭啊，不是当兵的心狠，是蒋介石逼得没法子，同志们只有留下来了，留下就意味着牺牲。为了革命，为了胜利，重伤员同志们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部队出发之际，被遗弃的人和就要出发的战友们之间，却出现了极为悲壮的一幕。听说部队要突围，许多重伤员主动不要战友们再管他们了，要走的人流着眼泪解下自己的干粮袋，留给被留下的人。有的将最后一颗手榴弹塞进重伤员怀里，将拉火环套上伤员的手指，以此履行对后者的最后一点责任。有的情况正相反，重伤员把身上的干粮和最后一粒子弹交给离去的人，嘱咐他们为革命战斗到胜利！一定要坚持到胜利啊！革命总要死人，同志们别流泪，我们死了，革命没有死，只要你们能突围出去，革命就活着，工农就有希望！我们的魂会跟随着你们，变成厉鬼帮你们杀敌。还有极少数人，要求战友们把他们藏进山洞；留下武器和干粮，争取躲过敌人的杀戮，爬回鄂豫皖，养好伤，继续打游击，干革命！
两支队伍在惨痛的道别声中分手，全军出发时一片惊天动地的呜咽。且不要以为这全是哀伤，它也是一种未死的激情的表白，一支催人与敌拼命的号角。有了这份惨痛的分离，在每个西行的人心中，就深深埋藏了一份对敌人的仇恨。这些仍然活着的战友们对他们来说已经死了，他们是被敌人杀死的，敌人又欠下了他们的一笔血债！他们要对方用鲜血来偿还！
天亮后这一千多名伤员的遭遇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批将死者身上，蜂拥而上的蒋军官兵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每一个视死如归的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们向敌人最后一战的形式各样，却同样英勇壮烈。烈士们牺牲前的最后一击，只是为了向杀死他们的敌人索命，却迟滞了东线敌人的追击速度；帮助了向西北突围的战友。而且，敌人在肆意屠杀红军伤员时虽搜遍了几乎每一个山洞，每一条沟溪，却仍有部分伤员奇迹般地逃脱了毒手，活了下来，敌大队离开后，他们互相帮助，夜行晓藏，一点点向东方爬行，令人难以置信地回到了黄麻老区，找到了沈泽民、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领导的新红二十五军，继续在鄂豫皖地区战斗下去。
沈泽民在红军出发的那个夜晚听到长空雁鸣已经预感到什么，就在那个夜晚，已经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妻子张琴秋走过他的身边。他在一副担架上躺着，脸色煞白，什么也没说，还能说什么呢，“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他无力地摆了摆手说：“你走吧，走吧”。王平章看他那病弱之躯实在可怜说：“胡子，你跟着主力一块走吧，也好和夫人一块儿。”他的小胡子都急得翘起来了，说：“不成，不成，我是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省委书记的战斗岗位就是保卫苏区，坚持斗争。”
他是一个忠贞的共产党人。他不能容忍张国焘的“逃跑”。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忘记给中央写报告，他正式指斥“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行动”，“与1930年邓中夏同志在湘鄂西所进行的逃跑右倾机会主义如出一辙”，“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之领导负责者，当为国焘与昌浩同志，而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因为他从南昌暴动一直到现在以及由于他在苏区所发表的种种观点，实是一贯的倾向”，要求中央“指示并帮助我们去找”红四方面军，“命令他（它）迅速来鄂豫皖苏区。’枕泽民到底为张国焘率四方面军“逃跑”的“错误”，正式向中央告了一状。
1932年10月2日，在大别山的另一端，英山金家铺的河滩上，一面新的旗帜竖起来了，红二十七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了！
皖西北道委机关和道区军事指挥机关改为红二十七军军部机关，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副军长吴宝才，政治部主任江求顺。下辖红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王建南。辖一团、三团。红八十一师由军部兼师部，辖二团、五团；全军四千五百余人。
金家铺聚集着2万多名地方干部、“跑反”群众和红军伤病员，他们是跟随红四方面军向鄂东北转移时被敌人堵截下来的。红二十七军一诞生就担负着二万多名地方干部、群众和伤病员的安全转移。随军跑反的群众使红军感到棘手。他们人多，又无组织。部队行动时，他们漫山遍野跟着走；遇到敌人时，又到处乱跑，有时把部队都插乱了。
我军越过街前，拟北渡淠河，返回皖西北根据地。行至头陀河时，遭敌三十二师截击。全军指战员一鼓作气，冲破敌人堵截，直插桐城县大沙河边。敌人数次企图抢渡大沙河，都被打退。
11月6日晨，我军到达磨子潭附近淠河东岸。敌三十二师九十四旅占据河西岸的大小山头，控制了黑虎山制高点，堵住我军的去路。尾追之敌四十七师也跟踪而至，占领我军来路上的两侧山头，切断我军退路。我军被压在河川峡谷里，情况异常紧急。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决定立即突围，任务交给七十九师红一团。师长徐海东带领该团，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强渡淠河，向黑虎山发起冲击，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出一条血路。然而，突破口很快又被敌人封锁。徐海东带领突击队再次进攻。红三团团长程启波从敌侧翼几米高的陡壁攀登上去，向敌发起突袭。后续部队乘势冲入敌阵。刹时敌兵大乱，纷纷溃逃。我军胜利突出重围。这次战斗歼敌数百，我军也付出很大代价，许多随军参战的群众也牺牲了。
红二十七军很快与鄂豫皖省委会合，省委决定红二十七军红一团、三团归建红二十七师；红二二四团归建红七十五师。红二十七军番号撤销。
不久，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也被“肃反”错杀。
吴焕先不再抱着什么幻想了。一个新的思考已经想在他的心中。他立即去找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建议省委把留在根据地的五个主力团尽快集中起来，重新组建一支主力红军，独立坚持武装斗争。
身材矮小的省委书记沈泽民，鬓发漆黑稠密，面色白皙清秀，嘴唇上留着两撇短短的八字胡须，噙着个蝌蚪形状的小烟斗。平时讲起话来，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从容不迫，把个小烟斗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完全是一副文人学士模样。但他处理问题却很果断，马上就决定说：“对对，应当把五个主力团集中起来，重新组建一支坚强的主力红军……”
“要组建就组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建议说。“有关红二十五军的传说很多，根据地军民思想上比较混乱。敌人也在四下造谣，说红二十五军被消灭了。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把红二十五军的番号恢复起来，把红二十五军的旗子重新打起来！”
“呵呵，我看也成！”沈泽民高兴地笑了起来：“红二十五军还留下个七十五师，完全可以扩建起来……”
“就是，几个老人手还都在嘛！军政委王平章，七十五师师长廖荣坤，还有……”
“还有你哪！七十三师的第一任政委……”
“也是。如果需要的话，我再担任师政委！”
“唔，谁当军长？”沈泽民劈头问道。
吴焕先搬着指头数了几个，留在根据地的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大都没有沾着“黄埔”边儿。想了想才说：“姚家芳怎么样？他是黄埔四期学生，军事才能也有一些……”
“不成不成！”沈泽民忙不叠地回答，“姚家芳虽说是个军事技术人才，可他参加过第三党，早在保卫局挂上号啦。这个人……不能掌握一个军的兵权！”
吴焕先不由一怔，仿佛触及到什么危险物似的，半晌都没有作声。就这么一个难得的“黄埔”牌儿，却又背着“第三党”的罪名，实在使人扫兴！数来数去，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黄埔”牌的，最老的还数廖荣坤和徐海东，这两年他们都担任过红军团长、师长职务。
沈泽民则说：“组建红二十五军，最重要的还是军长！无论如何，都得从省委领导成员中选上一个。我看这个军长人选，还非你不可！”
“我当军长可不成！比起蔡申熙的军事指挥才能，实在是难以胜任……”吴焕先自愧不如地回答。
沈泽民火了。两撇八字胡撅得老高的，没好气地说：“蔡申熙死了，叫鬼当军长不成？大敌当前，可不是闹着玩的！”
“实在不成的话，我就担任军政委。”
“军政委用不着你，还有王平章呐！”
沈泽民提议吴焕先担任军长，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觉得吴焕先的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就干得不错。当游击司令是打仗，当军长也是打仗，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
提起这个游击总司令他也心有苦衷。吴焕先担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时，红四军领导人与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发生意见分歧，即当时的“南下之争”。张国焘对此极为恼火，以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名义写信严加指责。北返之时军政委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张国焘来信。包括吴焕先在内都不同意信中的无端指责。会上通过一个“申明书”，委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返回，面陈一切。对此，吴焕先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在组织原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