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地强调困难，跟我讨价还价。……”沈泽民正在气头儿上，讲起话来也是很冲的，一点不留情面。这时，他不禁又脱口而出：
“你别以为省委在军事上没个中心人物，非你吴焕先不可！省委最近写给中央的报告；你也看过，就是要请求中央派个军事领导干部，如刘百成（刘伯承）之类的同志才好。刘百成，乃是我党著名的军事将领，百战百胜，百事百成！到时候，你别以为跟你过不去，给你难看
“谢天谢地，但愿如此！”吴焕先瞅着沈泽民的小烟斗说。
沈泽民又举起小烟斗问：“夺口七里坪，你们红二十五军成不成？如果不成的话，我就调动各地的游击队，还有苏维埃政府人员，一齐上阵围攻！”
“我服从省委的决定。省委坚持要打，我就坚决打！”吴焕先只能表示这个态度。
“好，我就要你这句话！”沈泽民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儿。马上又叼起他的小烟斗，吧嗒吧嗒地咂了几下，自感自叹地说：
“我说焕先同志，我们在座的省委成员，除了高敬亭以外，谁是真正的工农分子？我出身于书香门弟，小资产阶级家庭。你的出身成份又有多好？大小也是个地主呀！”
“地主是地主，听说早就破落了。”徐宝珊在一边跟郑位三嘀咕着。
郑位三说：“舍家革命，没有个不破落的下场！这也是当地主的一个特点。”
“家庭破落了，名声还在！”沈泽民接着又说，“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省委成员都要引起警惕，注意自己的立场问题。在此大举反攻时期，必须以战斗的进攻，夺取革命胜利。谁要犯下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张国焘就是一面镜子……”
张国焘是一面镜子，同时也变成一个包袱。拥有绝对权威的省委书记，他在照镜子的同时，被这沉重包袱压得好死！
七里坪之日
1931年1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大“围剿”被打破。同时，蒋介石对鄂豫皖“清乡”、“清剿”也未得逞。他又撤帅易将，任命刘镇华为“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将刘镇华第十一路军六十四师、刘恩茂六十五师和肖之楚四十四师调至鄂豫边区。
刘镇华设总司令部于潢川，调兵遣将，增筑碉堡，运集粮弹，编练民团，鄂豫皖第五次“围剿”拉开序幕。
这个时期，中共临时中央博古（秦邦宪）掌权，王明去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摇控指挥。博古继续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主张，沈泽民唯命是从，一意孤行。刚刚复苏的红二十五军又要面临灭顶之灾！
鄂豫皖省委会议之后，红二十五军立即进入临战状态。政委戴季英、高敬亭分头到各师团进行战前政治动员。吴焕先召集廖荣坤、徐海东、姚家芳等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研究制定作战方案。他首先传达了中央的军事指令和省委决定，同样以“大举反攻”、“坚决进攻”、“夺回中心城市”这些响亮口号，强调此役之重要，随后话题才转入围攻七里坪之作战部署。无须介绍七里坪的地理位置，每个人心中都把它记得清楚明白。“黄麻起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仿佛就在昨天；红四方面军红旗猎猎，刀光闪闪的阅兵大会，好像就在眼前；七里坪大血战，肉搏拼杀，血染城墙还没有被雨水冲洗掉。
历史名镇七里坪，本来没有那么沉重。很多年前她只有三家小饭店，来往于六安、合肥、光山、信阳的客商在此投宿，故名“三家店”。上溯七里棚，沿河而下有七里路的平原，故又改称七里坪了。以后经商的人多了，南北盖了一条街，两边摆满小铺店。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命名“列宁街”；红军打胜仗了改名“长胜街”。
清朝末，王朝腐败，各地掀起反清浪潮，太平军进驻七里坪；清军谭军门奉命“追剿”，太平军撤出七里坪。谭军门看到这儿依山傍水是个好地方，驻下来不走了。谭军门为了防范太平军，下令在七里坪四周筑高墙，城墙高二丈，宽四尺，周长三华里，上面架土炮，放白龙枪，城坚利炮，太平军不敢再来，他们也不来了。
历史流过二百年。国民党不是清政府，红军也不是太平军。七里坪能不能打？没有人敢回答，中央军事指令让你打；省委书记系党政军一把手非要打，不打能行吗？
吴焕先指着一张地图说：敌人有七八个师的优势兵力，占领着根据地全部城镇和大部乡村，控制着所有的交通要道。敌十三师三个团六千余人，全部驻在七里坪。师部带一个团驻在枣林岗，镇内驻有两团兵力，工事也相当坚固。七里坪周围筑满了碉堡、围墙、壕沟，还设置一道道铁丝网……
“敌八十九师，还在黄安城里蹲着呢！”徐海东忍不住插了一句。
“对！”吴焕先接着说，“敌八十九师三个团，驻地七里坪以西华家河等地，他们也不会坐守旁观。我军的兵力配置，战斗方案，都得根据这些情况，马上确定下来……
徐海东说：“我认为当前不是夺取中心城市的时候，红军力量弱小，不能打阵地战。”姚家芳因为背着“第三党”的罪名，不说不能打，也不说能打，摆出一副听其自然的神态。廖荣坤虽然没有表态，倾向性是有的。他说：“大举反攻，夺回这个那个，都不过是上面的宣传话，不见棺材不掉泪……”
“你别再说了！”吴焕先猛地拍了桌子，怒气冲冲地站起来，给他一个“下马威”！
廖荣坤，1926年入党，麻城以北乘马岗人，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一把大刀曾伏虎的故事流传很广。王树声有个舅公叫了杭鱼，号称“麻城一只虎”，有田一百二十石。他依仗是王树声祖母的亲兄弟，指使狗腿子捣毁了罗家河村农协办公所，继续逼租逼债。王树声闻讯，一声怒喝：“就拿了枕鱼开刀！”夜半时分，两千多农民点起灯笼火把，扛起刀矛、鸟铳、锄头、扁担，涌向罗家河。在丁家大屋后门，廖荣坤身背大刀，肩扛长梯，带领十几个身背大刀的青年农友翻墙而入，把丁枕鱼从里屋拖出来。愤怒的农民你一拳他一脚，将其打个半死。第二天游街示众，送进县农协关押。从此王树声、廖荣坤走上木兰山，他俩都成为红军的猛将。
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廖荣坤，和政委王平章同敌人决死拼杀，从皖西转战而来，又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红七十三师师长。他不怕死，但他对攻打七里坪确有怨言。身为虎将的廖荣坤，哪里知道省委领导对其评价只不过“是个中农分子，政治知识较薄弱”，军事上虽然“较有把握，也是全从经验中得来，没有理论研究。”他当然是不了解这个内情，更不会想到随意发上几句牢骚，几天之后竟会造成杀身之祸！
徐海东也是一员虎将。他和廖荣坤一样，有话憋不住。就是冒死也要谏言。他说：“我军就三个师万把兵力，围城没有打援的，打援没有围城的，咋说都扒拉不开！敌八十九师一旦从黄安出动……”
吴焕先不能容忍任何动摇情绪。他说：“现在所讨论的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必须打，坚决打，怎么打的问题！作战兵力不够，粮食供给困难，省委已经作了安排，由徐宝珊和郑位三负责完成，都不准再提这个意见！对于省委的决定，我们现在只有执行的权利，谁再动摇围攻七里坪的决心，就是政治上的罪人！”
围攻七里坪的部署就这样确定下来。吴焕先提出由姚家芳绘制几张七里坪以北以东山势地形图，就近挖上几个不同形状的工事式样来，然后召集连以上干部观摩一下。部队是头一次进入攻坚战，缺少构筑工事经验。大家没有异议，会议结束。
廖荣坤和徐海东都不是省委成员，不知省委会议意见分歧，对吴焕先的一套做法心中不服，两位血气方刚的战将不可能体谅他们军长的苦衷，一散会便拂袖而去。
吴焕先也无须对部下作何种解释，他当军长本来就受命于危难之际，省委会上的争论没有必要再争论一遍，对谁也没有讲过，压根也没提过。他是省委常委，即使私下里出口怨气，又能达到什么目的？上不愧党，下不愧兵，吴焕先是个无私无畏的人。
吴焕先，1907年7月22日生，1935年8月21日牺牲。1926年由戴季伦、戴克敏介绍入党。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大别山，献给了中国革命。箭场河四角曹门的后代无人不知“破家革命”的“七相公”。他家本有困地百亩，还兼营商业开了一家杂货铺，是个十分富有的小地主。吴焕先领导穷人闹革命，恶霸地主方晓亭怀恨在心，勾结土匪民团一次杀死他家六口人，只剩下他和孤苦伶丁的母亲、二嫂和侄女荣荣三人。七里坪之战开始，身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还不知道在这兵荒马乱年月，他的母亲和新娶的妻子曹干先正在乞讨为生……
残酷的现实无处不在。年仅二十五岁的军长也如泰山压顶，他不是不知道眼下夺取七里坪没有条件。这时的敌情仍然严重。敌人“围剿”的兵力十五个师又四个旅，加上民团等反动武装超过红军二十倍，整个鄂豫皖苏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无改变。敌人继续采取“筑碉修路”、“稳扎稳打”。“驻剿’与“追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加紧对苏区实行摧残。潘家河战斗后，敌人重新调整了黄安、七里坪等地的兵力部署，由第十三师接替第八十九师在黄安、七里坪、华家河、河口镇地区的“驻剿”任务，敌八十九师改任“追剿”任务。而这时红军虽然经过整编，红二十五军虽然下辖三个师，六个团，一万二千余人枪，但红军既没有围攻和阻击援敌的足够兵力，又没有攻击坚固设防据点的重武器装备及攻坚经验。此外，鄂东北苏区屡遭敌人摧残、洗劫，元气远未恢复，人力、物力、财力等均十分困难。特别是正值青黄不接之时，群众生活极为困苦，红军给养亦无保障。另外，七里坪位于黄安县城以北二十公里处，是鄂东北地区的重要集镇。其南面为大小语仙山，是突出的制高点，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为自然屏障。自1932年12月敌人占领七里坪后，即在其周围修筑碉堡、围墙，挖堑壕，设置鹿砦、铁丝网，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由此可见，红二十五军要夺取七里坪是不可能的。但是，省委强调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强调夺回七里坪对恢复苏区的作用与意义，坚持一定要打。并且提出，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根据鄂豫皖省委的战役企图，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的部署是：红七十三师布置于七里坪以东王锡九、习家坡、石门口。郑必高至大斛山一带；红七十四师布置于七里坪以北江家（土旁）、高庙岗、酒醉山一带；红七十五师除以红二二四团配属红七十四师布置于神龙岗外，两个团随军部留在七里坪东北的龙王山为军预备队。另以黄安独立第七师等地方武装，在七里坪附近活动，配合主力作战。省委书记也在这时从大畈来到军部。他巡视了七十五师构筑的示范工事，看到部队饱满的战斗情绪，心里也十分高兴。他听说这些工事都是姚家芳领着干的，马上又告诫吴焕先说：“姚家芳参加过第三党，对他军事上可以利用，政治上要实行监视。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