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河桥头，簇拥着一群男女群众，老经理也在其中。人群中仿佛笼罩着一团阴沉的云，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肃穆、寂静而又悲哀。只有两只雪白的小山羊，活蹦乱跳地在绿草丛中撒着欢儿，“咩咩”地叫！……
“焕先，”老经理破格地叫着军长的名字。“六姑她……唉唉……她在这里死了！”
“什么？”吴焕先大吃一惊。两个充满血丝的眼窝，顿时又蒙上一团血和泪的粘液，发出无限的痛苦和可怕。那天在山头上的事又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她怎么会死在这里？她那天到龙王山去，不是说回家了吗？”
吴维儒说：部队在围七里坪时，驻扎在新集以南的反动民团，也不断向箭场河一带侵犯，强迫好几个村子插了“白旗”。那天，曹六姑从龙王山回家，第二天就要收割青棵，敌人又进村骚扰破坏，婆媳俩一块儿逃出村子，半路上又被敌人冲散，各自不知去向。老经理派人送去的钱也没送到。敌人“坚壁清野”，烧了已经黄熟了的青棵，她才跑反到了这一带。当地群众说她是跑来拾麦穗的，哪有麦穗可抬，还不是为了讨吃几顿饱饭，谁知就在这小麦收割的时候，她就饿死在甘渣岗，还是一个放羊娃儿发现了她的尸体，老经理才闻讯赶到……
她，就倒毙在绿草丛中，听说是刚刚咽气不久。身上还是那么一件已经褪了颜色的阴丹士林衣衫，一条膝盖上缀着补丁的粗布裤子；那么一双奔走过多少山山岭岭的大脚片儿，鞋袜都被泥水酱过一般，看不出本来的色泽。一块曾经在丈夫面前顶过的印花布头帕，变成了蒙脸的殉葬品，覆盖在她的脸上。身边还是那个盛过豌豆角、青棵穗和蒲公英的小竹篮子，里面只是增添了几样野菜，还有几束黄熟的小麦穗子。别的什么衣物则一无所有。红亮亮的朝霞，绿茫茫的野菜，明晃晃的露珠，还有那五彩缤纷的奇异花朵，裹着一具朴实无华的尸体。她就这样地躺倒在“七相公”面前……
吴焕先心在滴血。他伸出一双颤抖的手，轻轻地撩起妻子头脸上的印花布头帕，眨着一双血泪模糊的眼睛，与妻子见了最后一面。这最后一面对吴焕先来说，应当是在七里坪战地龙王山下！
警卫员姚小川领着一副担架，急急忙忙随后赶来，他不曾想到会是这样的事情。他放声大哭说：“嫂子，我对不住你，她说是有喜了，我没把这事告诉军长……”
老经理也是十分悲痛：“都怪我这个糊涂长辈……早知这事，我就是抬上担架，也要送她一程……”
省委书记也来到甘河桥头，他为这个不幸的女子洒下了几滴眼泪；他为自己想到了的事情没有办成而悔恨。怪谁呢？都怪这多灾多难的七里坪！
很多年后，人们在甘河桥边发现一块墓碑，墓志铭被风雨剥蚀已经看不清了……
秋收保卫战
红二十五军没有跳出困境。鄂豫皖“剿总”刘镇华亲率十四个师又四个旅卷土重来。蒋介石坐阵江西，全面指挥第五次大“围剿”，他还聘请了一个以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中央苏区也有个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在中共党史上留下大名的李德。两个德国人代表两党两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实际上在中国指挥了一场欧洲风格的战争。
李德、博古用“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欧洲“拳击”取代了毛泽东“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太极功夫”。白军可以，红军惨了。二十五岁的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同志“左”得吓人，他们把毛泽东赶下台，让布劳恩当上“太上皇”，“左”倾冒险主义者风光依旧。沈泽民比之也不逊色。不管沈泽民人品怎么好，执行起“左”倾路线来，他是翻脸不认人的，他是中央代表，手中还有“肃反”的“尚方宝剑”，戴季英等人搞肃反比谁都积极。远离中央的鄂豫皖，一次次悲剧的发生并不比中央苏区差多少。张国焘带走了无线电，苦了沈泽民夜以继日地给中央写报告，一个叫邵达夫的人常常穿梭于中央与鄂豫皖苏区中间，传递着双方的报告和指示。七里坪之围的惨败，并没影响沈泽民旺盛的革命热情，他不知疲倦地写作，有时一天只喝两碗稀饭，甚至以野果、观音土、葛藤面充饥，也没有把他拖垮，他给中央的报告一写就是千万字，都可以当文学作品来读，他实际是个好文学家。
面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省委虽然也看到“刘镇华来了以后，正在极力设法布置新的进攻”，但是并没有认识到这就是对鄂豫皖边区的第五次“围剿”，沈泽民还抱着围攻七里坪之前临时中央的指令，认为“鄂豫皖苏区所处的是非常顺利的客观形势”，这个“新的进攻是以破坏苏区秋收为主要目的”的，于是便提出了“完全保障秋收”的战略任务。“誓与土地共存亡”这些响亮的口号出于省委书记的笔下，被堂而皇之地当作秋收保卫战的作战方针，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斗争失利在所难免了。
吴焕先病倒了。拄着一根拐杖，有时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妻子的死对他是个无情的打击；部队没有饭吃，更使他心急如焚。
从龙王山下来，队伍在十丈山驻了一夜，便开到光山境内，边“打粮”，边休整。从此以后，边“打粮”，边打仗的艰难岁月就如同一幅密封的画卷，接连不断地展现在他的面前；至少有好几个月的日子，那封得相当秘密的画卷都没有绽到尽头，也不曾看到尽头……
1933年6月16日，红军攻打沙窝集。这是个粮食殷实的小集镇，敌人占领该镇以后，修工事、挖堑壕，鹿柴障碍，竹尖篱垣，防守甚严。拂晓前战斗打响，姚家芳率师发起攻击；徐海东占领外围阵地，激战数小时，敌军拼死顽抗，红军接连几次冲锋没有拿下外围据点，我军伤亡数人。天亮后，吴焕先命令停止攻击，及时撤出战斗。
攻打沙窝不克，继而转向南向店一带打粮。数天之后，听说敌八十九师撤离黄安，于是又日夜兼程，绕过七里坪，奔向香炉山、阳真山。谁知敌八十九师尚未完全开走，闻得红军南下，即以两团兵力据险扼守，迎头堵截。筹粮行动未果，前进不得，而附近各地又无粮可筹，随身所带的粮食反倒吃尽。这时部队又不得不折转麻城北部福田河一带，继续从事“打粮”活动。如此疲于奔命的“打粮”，并不比作战轻松多少，何况随时都在与敌浴血奋战！
7月1日至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太平寨陈氏祠堂召开常委会议，又定“以内线单纯防御与敌决战来保卫根据地中心区”的方针。红二十五军“积粮计划未能实现，将影响到我军不能打破敌人新的进攻”，决定“无论如何准备一月之粮”。吴焕先匆忙返回福田河，不管战局发生怎样的变化，部队总是要吃粮食啊，七里坪之战就是血证！
盛产粮食的福田河两岸，芦花白，稻谷香，各种五谷杂粮也极为丰富。但要就地筹备“一月之粮”无论如何也十分困难，不足以主观愿望可以实现的。吴焕先正急得焦头烂额，徐海东领来一个人。“军长，你看谁来了。”
“哎呀！郭大个子，呵呵……”吴焕先紧紧拉住郭述申的手，乐得直笑。
郭述申带领红八十二师由皖西北来到鄂东北，寻找省委报告工作。两支艰苦转战的红军，又一次在福田河畔携起手来，奇迹般地汇合了。
“郭大个子”与吴焕先站在一起，是高出一个脑袋，年纪也大两岁。这个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的知识分子，家就在孝感县城北关，与鄂东北根据地相距不远。郭述申原以为中国农业落后，一心想报考农科学校，谋求农业救国之道，谁知也不那么如愿，随后才考入武昌师范。1927年6月，他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刻，由阵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从担任鄂豫皖特委第一任书记以来，已经三年多了，仍在皖西北根据地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皖西北有粮食吃吗？”吴焕先迫不及待地问粮食。
“吃的粮食么，比起鄂东北还是稍好一些。青黄不接的时候，部队也没有饿过肚子……”郭述申讲话比较斯文些儿，总是那么不慌不忙的，低而沉的嗓音似乎与他的高大块头很不相称。因为吴焕先最为关切的是有没有粮食、能不能吃饱肚子，他首先还是谈粮食。
吴焕先说：“部队从七里坪撤了下来，完全处于一种打粮吃的状况。为了打得几天吃的，这些日子就象赶集似地到处奔走，跑了数里路程，沙窝集、阳台山两处大的粮食目标，都没有捕着……唉唉，沿途所打得的粮食，只够当日糊口！”考虑到鄂东北根据地的艰难处境，他马上就想采取远距离的飘忽行动，把红二十五军拉到皖西北去，吃上几天饱肚子，恢复一下体力，抓紧机会休整休整，以利再战。当他向省委讲明情况后，沈泽民却不由反驳道：“呵呵，你想带领队伍去皖西北跑反？逃难？以度饥荒？”沈泽民似乎明察到问题的实质所在，接连发出好几个问号。可他马上又笑着口答：
“大敌当前，若要离开鄂东北根据地，可就变成了逃跑主义！张国焘个驴日的，他不顾我们死活，抛下我们省委溜之大吉，我们可不能步他的后尘，抛弃鄂东北根据地，重犯逃跑主义的错误……”
7月11日，敌五十四师一六二旅两个团，突然向福田河地区进犯。吴焕先指挥红二十五军和皖西红八十二师，于黄土岗一带抗击敌人。红八十二师战斗力很强，师长刘得利也是一员虎将。战斗中，刘得利指挥全师冲锋在前，吴焕先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师长。这次战斗，两军合战，将来犯之敌全部击溃，毙其旅长郭子权。战后，他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抓紧整编部队。由于七里坪战役减员过半，决定撤消红七十三师番号，补充加强红七十四、七十五师。这时全军两个师共六个团，约六千人。
与此同时，郭述申带领红八十二师奉命返回。临别时，吴焕先和郭述申都紧紧拉着手，依依不舍地互相嘱咐：“一路胜利，胜利！”刘得利含泪握别，说：“军长，到皖西北去吧，那里保证有同志们吃的。”两支红军的送别场面也别具一格，被俘号官赵凌波，领着二十几个刚刚学会吹打的小号兵，聚集在福田河上，举起小钢号，“嘀嘀嗒嗒”地吹了一支送行曲……
7月17日，敌开始第五次“围剿”，刘镇华坐镇新集指挥，开始以摧毁光山、黄安边区根据地为目标的大举进攻。18日至19日，敌六十五、三十、三十二师逼进光山南部省委驻地太平寨。省委以光山、罗山、黄安两个独立师等地方武装，从正面阻击敌人进攻；又急令红二十五军火速回援。7月21日，红二十五军奉命到达太平寨，即在王家湾以南的陵牌石与敌六十五师一九五旅展开激战，打得血流成河，难解难分。击伤敌旅长马棋臻，歼敌七百余人，但未能将敌击退，红军亦伤亡五百余人。
22日，敌三十师突然占领长冲，并向檀树岗地区进犯。在此危急时刻，红二十五军又奉命调头南下，抢占长冲以东的光宇山阵地，阻击敌三十师的进攻。经过几次激战，毙伤敌四百余名，但也未能将敌击退。红军亦有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