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旁边的一座山上。
这个山有座“齐天大圣”的庙宇，当地老百姓叫它“猴子山”。上山后，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他们，约有一个旅的兵力围攻上来。徐海东下了担架，命令特务连守住山头，让号兵吹调动号，他估计，这一突然遭遇，一定还有没过去的部队。
军号伴着密集的枪声在群山中响着。过了一会儿，山下答号了。原来红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队也掉了队，敌人弄不清虚实，不敢妄动。“猴子山”上集合半天，才收容了六个连队。当然靠这六个连队是冲不过公路的，唯一的办法是折回皖西。
吃的粮食本来就困难，现在又仓促转移，更是无处筹备。每天部队只能抓些秋南瓜充饥。部队在西河进行了轻装，又把勤杂人员编成两个多连队，昼夜行进，在丁家埠会合了红八十二师和皖西北道委。郭述申见到徐海东很高兴，这是他们第二次途中相遇。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移，时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率一个团掩护主力转移。敌军切断了他与主力红军联系，他果断率部撤回，途经金家铺碰到了郭述申，这才和皖西东路游击司令刘士奇一起组建红二十七军。在皖西转战一个多月里，天天和敌人打仗，从强敌如林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血路，把部队和逃难群众两万余人带回老区。这次相遇也不例外，皖西北道委决定，组建新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下辖红八十二师、八十四师，全军二千三百余人。原八十二师建制不变，师长刘得利，政治委员詹大列；八十四师由红二十五军未能西过潢麻公路的部队组成，师长黄给南，政治委员周化贤。
1933年冬，红二十八军政委郭述申患病，军长徐海东让担架队抬着他行军。由于敌人严密封锁，皖西北和省委失去一段联系，省委对此不满意。
经过敌人多次一围剿”的皖西苏区，这时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域。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在敌人“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人都让敌人杀了，卖了。
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几千青年妇女，运到河南卖了。许多家庭被灭绝了后代。在吕家大湾，部队发现一个新土堆，开始不知道埋的是什么，挖开一看，是一百七十多具被无辜惨杀的尸体。血的仇恨，激起了全体红军战士无比的愤怒。复仇的烈火，在战士胸中燃烧。
这时，敌人在皖西“进剿”、“驻剿”和“追剿”的部队，不下十个师近十万人。红军名曰一个军，实际上不过两千多人，而且粮缺弹少，又值寒冬。全军的行动方针是，避免与敌人决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八十二师坚持原地斗争，八十四师到赤南熊家河一带，一面游击，一面筹备给养。
红军游击到赤南，敌十二师、四十五师的一个旅和独立三十四旅又分路合击上来。我军跳出包围圈，连夜向外转移。经六安、简家畈、东西莲花山、八道河、椿树岙、母猪河一线进入湖北罗田县境的僧塔寺。甩掉敌人之后，又转口赤南熊家河一带。
红军战士肩膀上扛粮袋腰中别一把镰刀。白天隐蔽在山里，自己割草搭棚子；晚上就下山去“打粮”。有时奔跑一夜，也奔不上个“大户”，只能搞点米回来。“打粮”回到苏区，除了供给部队和伤病员，有时还救济穷苦的群众。苏区的群众更是不顾生命的危险，给红军送情报，掩护伤病员。有些受敌摧残严重的村庄，人虽然很少，但只要剩下一个人，他的心仍向着红军。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军民吃饭几乎彼此不分，老乡做好了米汤叫战士们去喝；战士们煮好了稀饭，请老乡一块喝。有的群众自己忍着饿，把仅有的一把米、一把菜，送给部队吃。有些群众被反动派抓去了，要他们领着找红军，有的领着敌人乱转，有的宁死也不说出红军的去向。红军和人民群众，就是这样相依为命。
红军大娘陶子荣，她是红军的卫生队长，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一天她带着十八名伤员向山上转移。怀中抱着尚未满月的小儿子，背上背着两岁多的大儿子。就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疯狂地朝他们射击，子弹打在陶子荣和伤员们周围，山上的石头迸出了火花。
突然，陶子荣听得背上的孩子发出一声惨叫，赶紧扭头一看：大儿子面色惨白，鲜血直流。连叫几声，没有回音。她眼前一黑，差点晕倒。伤员们也都看清了，要和敌人拼命，她没有答应，解下儿子的尸体，抱起小儿子，领着伤员继续爬向高山密林。
陶子荣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她知道密林深处有一个秘密山洞。陶子荣将伤员领进洞里，一再嘱咐大家，“别吱声，千万别吱声。”
敌人的枪声和呼叫声越来越近，陶子荣怀抱中的小儿子却吓得大哭起来。
“把奶头塞进嘴里，他也不吃，真急死人啦！”
“敌人要是听到了，伤员们全完了。”
她只得狠心用力捂住儿子的小嘴。
如今已是八十多岁的陶大娘，说到这里老泪纵横。
十八名伤员保住了，陶子荣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哭声了……
在皖西北的大别山主脉，巍巍金刚台如一座巨碑，镌刻着苏区军民的血肉深情。
1932年秋，金家寨两万群众追随红军来到这里，被国民党军二十二个团四面包围。红二十七军只有四千多人枪。在八华里的长岗上，红军与敌人反复冲杀，毙伤敌七百余人，残暴的敌人放火烧山，红军拼死杀开血路，掩护一万多群众逃出火海。负责后卫的一营红军和四千多群众同时遇难。
一块普通的墓碑上记录着：红二十七军营长吴茂祥（二十四岁）、红二十五军医院女护士廖海星（十九岁）、战士黄从先（二十二岁）、独立团班长朱维绪（三十五岁）、杨仕全（二十三岁），还有十九岁的女宣传员程菊伢……
10月底，红二十八军向北游击。在商城的红门，一举歼灭了宋时科的独立三十四旅一个团，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和一部分棉大衣。借助这个胜利，又收容了一部分归队的伤病员，先后组织起两个多连，红八十四师得到了补充。不久，红八十二师从赤城过来，会合之后，时值冬天来了，大雪纷飞，过冬的衣服成了红军的问题。全军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没有棉被，睡觉也是就地一歪。有时住上有人烟的村庄，弄到点稻草盖在身上，那算是很美的事了。可是，被敌人蹂躏多年的苏区，稻草也成了罕见之物。有的同志晚上冻得不行，只好起来跑跑跳跳，用这个办法来取暖。红军的供给部，这时的全部财产只有十三块钱。这几块钱，一来买不到几匹布，二来在敌人严密的控制下，也无法买到布。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打仗。
11月初，红二十八军和二路游击师配合作战。徐海东布下了一个口袋，等敌四十五师来钻。冲锋号响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劈里啪啦”的步枪声震荡山谷，敌人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敌四十五师师长戴民权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地庙里，他听到枪声走出来站在土坡上，“叭”的一枪，被红军战士打掉一只耳朵。戴民权捂着耳朵跑了，敌人兵败如山倒，红军乘势杀向敌群，这一仗在石门口击溃敌人一个旅，歼灭一个团，毙伤俘敌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百多支，迫击炮三门和大量军需物资。
12月底，战士仍然没有棉衣，徐海东打听到段集、吴桥有个布行，是土豪开的。于是便来了个“黄鹰抓小鸡”的战术，一下搞到六百多匹布和几百斤棉花。战士们情绪高极了，纷纷说：“现在该不愁穿了！”
愁还是愁。有了布，棉花太少。再能搞到些棉花多好啊！说来凑巧，赤城县委书记吴德峰同志来了。他说：“叶集有棉行，也是土豪开的。”
这个情报，真是“雪里送炭”。
叶集，是霍丘县西面的一个镇子，原驻守着国民党来时科的部队，不久以前被我军消灭了一个团，残部都调到霍丘整训去了。这时镇上只有四百多民团防守。我军连夜奔袭，歼灭了民团，搞了一千多斤棉花。又在市面上买了一部分，合计了一下每人能摊到一斤多棉花。一斤多棉花怎么够一套衣服的絮呢？经过大家研究，决定棉袄絮上薄薄的一层，棉裤腿和裤裆都不絮棉花。布有多余的，每人再发一副裹腿。
全军人人动手，你帮我，我教你，几天功夫，棉衣全部做成了。虽然长长短短，缝得不太美观，不过，像这样全军大换装，人人穿上新衣，打上新裹腿，还是头一次哩！
1934年2月初，经过一段时间的外线游击活动后，红二十八军再次返回葛藤山。这时敌人在皖西地区集中了四个师向红军合围。2月6日，红二十八军在火炮岭以南阴阳山一带与敌两个旅进行整天激战，战斗中，红八十二师师长刘得利负重伤光荣牺牲。
面对敌人围攻，红二十八军为避免与敌硬拼，遂跳出敌人合围，北上固始地区，尔后又南下转向金家寨。3月10日，到达金家寨西北固始以南狗迹岭、铁炉冲消灭了敌四十五师一个团零两个连后，敌人又调动两个师和两个旅，分四路向我熊家河进攻，企图报复。我军在前后塘、天桥与敌激战了一天，便主动转移，由金家寨以南渡过史河。刚刚进到古碑冲，得到情报：驻守金家寨的敌独立第五旅和伪县长率领民团围攻上来，徐海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到侧后，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俘虏八百多名，缴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七百多支步枪。带队的伪县长也被打死了。敌旅长负重伤逃回。
敌人的援兵赶到，我军携带着胜利品转移了。要回转苏区，必须通过南溪和金家寨之间的两道封锁线。刚打了胜仗，部队两天两夜没休息了，又抬着伤员，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行军速度很慢。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南溪附近时，天快亮了。在马头山又打了个小仗，歼敌一个连，耽误了些时间。现在，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到大埠口一带宿营，还要翻过烂泥湖的一架大山，路程有四十多里，是困难的。因此，便派出两个营警戒汤家汇和南溪的敌人，其他部队停下来休息做饭。
饭还没做熟，敌五十四师从南溪进攻上来了。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火力很强。徐海东和红八十二师师长梁从学、红八十四师师长黄给南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敌人部署，决定先把敌人“调动”一下，然后歼灭它。
徐海东决定红八十四师一营坚守阵地阻击敌人，红八十二师一营二营向葛藤山西南簸石沟佯动，造成敌之错觉，吸引敌之主力。当敌以主力进攻簸石沟时，又令红八十二师留一个排的兵力，将敌主力紧紧吸住，其余的主力又顺着一条山沟隐蔽地撤下来。
敌人只看到我军两个营在山上运动，却没看见撒下来，便误认为葛藤山是我军的主要阵地，随将兵力、火力转向葛藤山。红八十二师主力协同红八十四师二、三营从东面迂回至敌人侧后，突然发起猛攻，簸石沟的一个排和葛藤山东南山脊的红八十四师一营也乘势出击，敌遭红军三面夹击，顿时混乱。激战又一个多小时，敌人两个团除跑掉一个营外，全部被歼。敌五十四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