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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虏兵郎献民，是个不问政治的人，更不听信什么“赤化宣传”。作为一个机枪手，他也有个不可动摇的信条：吃谁的粮，就为谁打仗！他始终抱着“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神圣戒律，对于上级的作战意图，他是从不打听过问，就晓得服从命令。因此，也曾闹过不少笑话。有一次连队举行讨论大纲“问答会”，他恰好扯到这样一个题目：“张学良来鄂豫皖换防是个什么动作？”你猜他怎么回答？“这是政治讨论大纲题目，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向来不肯过问。”指导员笑了笑说：“郎教官，这个题目不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指的是军事行动！”他随口又说：“这不是我所考虑的事，也不是我所回答的问题。管他张学良什么动作不什么动作的，本人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惹得红军战士轰然大笑。
吴焕先听说此事和郎献民谈了一次话。“好兄弟，你从大东北来到大别山，吃的是东北军的粮，跟红军打仗为的什么‘！”“听说是委座讲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如此说来，是先消灭红军，再攻打日本？”“好兄弟，你恰好上了老蒋的当！我们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三省，国民党却欺骗说‘剿赤区即是抗日’。呵呵，大别山有日本兵吗？欺骗你们同自家兄弟作战哩！红军的标语口号，可不是胡乱喊的，而是要坚决实现！”“这个本人也知道……”“你知道可是并不完全理解。我的好兄弟，你虽然不问政治，政治可得问你！军部最近编了一首新歌你唱了吗？”
张学良呀张学良，
看你成了什么样？
丢了东北和家乡，
国民心中好悲伤……
郎献民情不自禁地抹了眼泪。也不知是歌词内容使他伤心，还是军政委的苦口婆心使他感动。反正他哭了，哭得好悲痛哩！
这个东北军的优秀机枪射手，一年又五个月之后，担任红军团长。
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觉得政委的形象很重要。他最早担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以后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老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国焘让他当游击总司令；沈泽民叫他当军长；他都觉得不如当政委更适应，艰难曲折的斗争磨练，“筷子里面拔旗杆”也拔出来了。眼下政治工作里面也要“拔一拔旗杆”了，政治委员的形象也要树一树！
红军初创时期的党代表，自从1929年改称政治委员，这个职称仍然是崇高的，神圣的，权威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过那么一场鲜血淋淋的“肃反”之后，军、师、团、营的政治委员们，给人所打下的烙印似乎又是冷酷的，无情的，残忍的！党在红军中至高无上的核心人物，各级政治委员的赫赫大名，总是跟“肃反”二字自然而然地扭在一起。令人尊敬的党代表，在许多指战员的心目之中，似乎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因为每一个政治委员的形象都是有鼻有眼，活灵活现就在眼前，包括戴季英和高敬亭在内，都被扭曲了原有的本来面目！
历史的曲折罪过，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阴影，往往也很浓厚、蒂固，不会自动消失。赤胆忠心的红军战士，在敌人炮火下是英勇无敌、舍生忘死的，但有相当一批“还没有当够战士”的战士，就以为当战士“保险”，死也不肯担任领导工作，害怕沾上干部的边儿。就是入党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谁晓得加入的哪个“党”，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第三党”！人错了门儿，同样跟着倒霉，会掉脑袋！有点文化知识或识得几个字的，宁肯把这点稀有珍宝暗自埋伏下来，让其完全作废，也不轻易显山露水，怕遭到意外的杀身之祸！许多师团营的领导干部，宁愿做个军事指挥员，冲锋陷阵而死，也不愿做个什么政委，招人讨嫌！由于这个缘故，各级政治委员、连队指导员，也很不健全，谁也不大乐意补这个空缺。
吴焕先当然是无所忌讳的。他在担任军长期间，没有直接参加“肃反”工作，而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职权范围，还曾从死亡线上挽救过几条性命，大家也是有口皆碑，称赞不已。相比之下，戴季英和高敬亭有所不同，很难取得指战员的宽容和谅解。豹子岩会师后的就职演说，不但无损于军政委的形象，而且很快赢得全军指战员的拥护、尊敬和爱戴！这，也许是他担任军长之时，就赢得的绝对权威，为他的职务改变作了应有的铺垫。这一切，都不过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演变的……
6月中旬，部队转入开辟边沿新区的时候，吴焕先为健全各级政治委员制度，增强党对部队的政治思想领导，很快就提拔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常玉清、陈先瑞、田守尧、陈锦秀、刘震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都担任了营政委、连指导员，逐渐形成一茬强有力的基层政治工作骨干。这时，包括他在内的各级政治委员，全部深入到各个连队，埋头从事实际而又具体的政治工作。省委提出：“政治工作到连队去”的口号，就是他们借以克服不切实际的工作方式，努力改变政治工作者形象的行动准则！每个连队普遍进行了“怎样组织和武装群众”、“怎样分配土地”的教育，全军指战员积极投入了发动群众、开辟新区的行动。
这一时期，吴焕先也建立健全了军政治部机关，成立了一支队伍精干的宣传队，唱歌演戏、刷写标语、喊口号鼓动士气，并做发动群众和瓦解敌军工作。军政治部印刷了《哗变士兵招待条例》，并在靠近敌军的边沿区域路口，设立了“哗变士兵招待处”，或俘虏兵回去散发传单，或派便衣队秘密张贴标语，或派地方部队向敌人喊话鼓动。甚至还给驻扎在光山县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捎去红军的传单和标语口号。王将军看了后也默默无语。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在一份标着“急！绝对秘密！”的军事训令之中，明确答复了鄂豫皖省委4月13日的请示报告，表示“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以“息县及光山、罗田以北，为新苏区的主要根据地及领导中心”；但同时也提到“只有积极地向外发展才能打破目前封锁局面”的问题。最后还提到这样一句：“中央苏区准派军事干部来帮助你们工作。”
但是，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战争中的红二十五军，想要凭借大别山脉一角，安安稳稳开辟一块新的红色区域，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敌人压根就不允许它的存在，一旦发现什么异常现像，顿时就会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像捕获猎物一般吞食干净。刚刚显露出一对头角的朱堂店、铁铺革命根据地，就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就在这时，张学良制定了一个从7月1日到10月10日的一百天“围剿”计划，使用了十五个师又三个独立旅的兵力，其方针是“一面划区清剿，一面无限制的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敌人将鄂豫皖地区划分为六个“驻剿区”、一个“护路区”（平汉铁路），并以两个师又六个团组成四个“追击队”，对红军主力实行跟踪追击。敌人声言要在三个月之内，将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竞全功！”7月初，敌人即开始行动。
7月12日，敌—一五师姚东藩部、—一七师吴克仁部，协同护路部队一○五师刘多荃部一部，从东西两面向朱堂店地区大举进犯。红军主力为避敌锋芒，掌握主动，即由朱堂店向铁铺以东地区实行转移。红二十五军经由殷家冲转移的途中，于17日早晨到达长岭岗附近，发现敌—一五师两个团夜晚间就盘据在岭上，早晨一起来便架起几门追击炮，朝四下盲目轰击，几顶黑色帐篷也未及拆除，戒备十分疏忽。徐海东马上与吴焕先政委作了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战机，歼灭该敌。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地形比较狭窄，敌人只不过是夜间借以宿营，并无工事可守。战斗打响后，两处连哨即刻被红军连窝端掉，长岭岗很快也被拦腰突破，敌人首尾不能相顾，顿时乱作一团。这时，活动在附近的地方武装独立团（又称西路军）和游击队，也赶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满山遍野红旗招展，号声震天，喊杀声响成一片。军政治部拟定的战场喊话口号，这时也变作强有力的催化剂，从四面八方喊了起来：
“缴枪不杀！红军优待奉军兄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奉军兄弟们，赶快投降吧！”
“调转枪口，收回东北失地！”
在红军几面夹击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下，敌军纷纷夺路逃窜。红军乘胜追击，拦路截获部分逃跑之敌。绰号“姚二楞”的敌师长姚东藩，率残部遁逃而去。
长岭岗一仗，给了东北军当头一棒！敌—一五师六四三。六四四两个团，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战后，该师残部即调往孝感休整，师长姚东藩亦被撤职。两年之后，张学良将军仍念念不忘此事，说二十五师在大别山一伸手，“姚二楞”就垮了！
战斗中总共抓得四百多名俘虏。吴焕先这时又发动各级政治委员和连队指导员，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分别对俘虏兵进行说服教育，晓以民族大义，使其能够为红军服务。随后又留下一大批东北军士兵，其余的全部发给路费，予以释放。战斗中缴获的捷克式轻机枪一百二十多挺，步马枪八百余枪，也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好几个营换上了一式的步马枪。不少的战斗连队，都配备到九挺轻机枪，平均每个班一挺，全军上下，战斗情绪都十分旺盛。多打胜仗多缴枪，对于改善劣势条件下的红军队伍，确实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徐海东和吴焕先随后又采取飘忽的游击行动，忽南忽北，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地与敌进行周旋，搞得敌人晕头转向。8月初，红二十五军转向罗山、黄陂、孝感交界地区活动。当敌三个“追击队”和三十二师及一个独立旅，对红军主力再次实行合围之际，省委考虑到继续留在这一带活动将很不利，遂决定红二十五军转向皖西北地区。敌人的合围计划，还没有完全部署妥当，就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皖西北地区熊家河，即回旋活动于商城、六安、英山之间的广大区域。其间，摧毁了不少的民团堡垒围寨。8月25日，于独山郝家集打退敌十一路军独立旅的进攻，毙伤俘敌五百余人，缴枪三百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这时，为扩大红军主力进入皖西北境内的政治影响，省委决定攻打英山县城。部队试探性地攻了一下，发现城内驻有敌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一个团，还有不少的地方民团，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如果冒险硬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徐海东一看不能攻打，就把部队撤了下来，立即建议省委改变作战计划，与其以很大伤亡攻打英山，不如远距离奔袭，攻打一下太湖。太湖是敌人的后方，防守兵力薄弱，远程奔袭，出其不意，也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