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打英山，不如远距离奔袭，攻打一下太湖。太湖是敌人的后方，防守兵力薄弱，远程奔袭，出其不意，也有一定的胜利把握。一旦攻下该城，政治影响比起英山更大！徐宝珊和吴焕先都以为很有道理，一致同意这个意见，决定远程奔袭太湖。
战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向来都是十分紧张的、繁忙的，但又是异常热烈的、兴奋的！吴焕先每到一个连队，都少不了向战士们鼓动几句：“同志们，东北军给我们改换了武器装备，可我们目前还是缺吃少穿，英山县城的敌人又不肯供给，怎么办呢？听说太湖的县太爷拥有不少的物资，就看我们去不去领！要去的话，大家都把鞋子收拾利索一点，今晚上就要甩开膀子，磨磨脚板咯！”战士们也都习以为常地回答：
“甩开膀子磨脚板，一夜走它百二三！”
部队完全采取“昼伏夜行”的秘密行动，于9月3日傍晚出发，当夜行军九十余里，进至太湖西北的回龙湾，集结隐蔽起来。4日下午，继续行军一百三十余里，正时拂晓时分，以极其神速勇猛的动作，一举攻占太湖县城，歼敌安徽省警备旅一部，缴获了大批棉布、粮食、药品等物资。战后，全军每人都发到一把雨伞，当时部队经常露宿野外，雨水又多，没有防雨用具，指战员们都高兴地说：“一把雨伞就是一间小房啊！”
天亮以后，吴焕先就写了一份“红军攻占太湖县城”的战斗捷报，由文印员刻出，满县城张贴。宣传队也走上街头，演唱红军歌曲，进行口头宣传。当天，军政治部就组织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县城内外，一片欢腾。其声势影响之大，遍及附近几个县境。“太湖、霍山许多地方群众，自动抗租子和高利贷；潜山、宿松一带起来杀反动，打游击；合肥、屯溪发生了很大的抗粮暴动；这些地方的穷人自动跑来参加红军！”远程奔袭、攻克太湖的胜利，极大地鼓舞、振奋了军心民心！
之后，红二十五军即遵照省委的决定，转到太湖与英山交界的陶家河地区。这时，全军两个师分别展开活动：军长徐海东率红七十四师南下蕲春县张家（土旁）一带，担任警戒掩护任务；军政委吴焕先则率领红七十五师，就近在陶家河四周乡村，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很快就开辟了一小块新的区域，使部队有了立足之地。这一时期，先后成立了陶家河区委和两个乡政权，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为贫苦群众分配了土地。但是，这一块新区的开辟，并没有给吴焕先带来新的喜悦，新的希望，反而增添了不少的烦恼。有时候，动不动就大动肝火，碰到谁就在谁身上出气。甚至，连徐宝珊也感到莫名其妙。
有一次，吴焕先叫军部交通队绑了一副担架，挑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随时跟在徐宝珊身边，以便应付意外情况。谁知徐宝珊不但不领这个情，反说他多此一举，虚张声势！吴焕先也不肯相让，怒气冲冲地说：“这事不属于你的职权范围，你就别加干涉；该管的就管，不该管的别管！”居然在众多战士面前，弄得省委书记下不了台。徐宝珊过后找他谈心，不由问道：“你好像有什么心事，这两天火气很盛！”吴焕先沉默了许久，随后才忧心忡忡地说：“不是我的火气盛，也是没有法子，感到前景不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开辟了这一块新区，纵横也不过三十里，这叫做什么根据地！敌人一个包围进攻，很快就得完蛋！你说，我不为你弄好担架，到时候……谁吃罪得起？”
“呵呵，才是这么回事！……”徐宝珊似有所悟地笑了起来。
这一时期，徐宝珊那么一副久病的身体，似乎也好得多了，能够跟随部队一起行动，平常就住在军部。郑位三、戴季英、郭述申等省委常委，平时都是各在一方，独当一面，每召开一次会议也很困难，给省委领导工作带来许多不便。鉴于这种情况，徐宝珊也只好仿照沈泽民生前的领导方法，跟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担负起省委的领导职能。因为省委一直没有建立党的军委会领导机构，有关部队作战行动的决定和开辟新区工作方面的问题，他也只能与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同志互相进行商讨研究，及时做出相应的决策。决定放弃进攻英山、改为奔袭太湖县城，就是个明显的例证。徐宝珊对于开辟陶家河根据地的前景，似乎也怀有一种忧虑之心，不无感慨地说：“将近两个月了，从鄂东北来到皖西北，每天总是飘忽来飘忽去的，在一个地方也待不了多久。陶家河这块地方，物资倒是富足，群众条件也好，就怕敌人发动围攻，说不定哪会儿又得挪窝！看来，确也不是长久之计……”
“是呀，飘忽来飘忽去的，总得有一块比较巩固的区域。陶家河这块方圆不过三十里的新区，看来也只能住上个把月，时间长了，势必招致敌人的围攻。我们现在转到了皖西北，谁知鄂东北那边又变成什么样子……临过来时，就听说反动民团都编成了收谷队，准备下手抢割稻谷，完全断绝群众的粮食。长此下去，总是飘忽不定，队伍发展壮大不了，新区域怕也巩固不住，这个问题得认真研究一下！”吴焕先一口气道出了他的基本看法，也是他所以感到烦恼的实质所在！
徐宝珊也不由皱起了眉头，边想边说：“根据地被敌人压缩成几个小块，到处都是一片封锁的罗网，碉堡围寨林立，反动统治严密。屡遭摧残的根据地境内，土地荒芜，村舍成墟，人口锐减，兵员枯竭……到了这种地步，看来也难以继续恢复！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块新区，并不十分景气，到头来也无法巩固。唉唉，这一场生死的阶级搏斗，看来是到了最后的吃紧关头……”
“中央不是说派人来么，已经三个多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吴焕先不由问道。
“谁晓得怎么回事？军事训令上写了那么一笔，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徐宝珊也是忧心忡忡。无奈又感慨多端地唠叨起来：
“东北军欺人太甚！九个师压到鄂豫皖还嫌不够，忙又调来个一二九师，整整十个师了！简直逼得我们没有立足之地，毫无喘息之机。有朝一日，看看这帮家伙怎么去见家乡父老？他们还有脸回去吃大豆高粱么？”
是啊，东北军十个师大兵压境，毕竟是压在鄂豫皖边区的一支强敌。血气方刚的张学良将军，为继续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的“围剿”，遂于10月初又一次调整加强了“追剿”部队的兵力，将原来的四个“追击队”改编为“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下辖五个支队（总共十六个团），由上官云相担任总指挥。
10月10日，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张学良三个月“围剿”计划的最后一天。驻扎在鄂豫皖边区的十六个师（包括一二九师）又四个独立旅的军事长官们，都雄心勃勃地期待着“双十节”的到来，好弹冠相庆，“以竞全功！”然而，恰好就在这一天，鄂豫皖省委于红二十五军的驻地——陶家河，郁氏祠堂内及时发布了一份《为粉碎五次“围剿”合劳苦群众书》，其中有这样几句口号：
“只有坚决斗争才是我们穷苦群众唯一的正确出路！”
“只有参加红军才是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顶好办法！”
“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至此，张学良的三个月“追剿”计划，实际上已宣告破产。10月下旬，敌人集中三个“追剿”支队，在飞机大炮的羽翼下疯狂扑向陶家河。红军战士在牛背脊骨山上与敌大血战，敌机撂下来的炸弹把牛背脊骨山炸成一个一个窝坑，震动得陶家河居民房屋乱抖。无奈，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立即撤离这一地区，途经古坊、凉亭坳，经过两场激战，遂又转而北上，转向南溪葛藤山一带，沿途留下了很多红军伤员……
大约七十年后，陶家河人民仍然想念红军，他们记住这里是红二十五军创建的方圆不到三十里的根据地。忽有一天，五个百岁老汉倡议，把群众捐献准备修庙的钱拿来修了一座红军纪念馆。为在牛背脊骨山上战斗牺牲的无名烈士迁了墓，并在郁氏祠堂门前徐海东拴马的梭罗树旁立一石碑：徐海东军长拴马树……
相见时难别亦难
1934年11月4日，大别山脉已经到了寒冷的季节，山民们屋中的火塘烧起了柴火，红色的火焰正在驱逐着严寒。
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东西转战到达葛藤山时，恰好遇到当时留在鄂东北养伤的营政委陈锦秀。他奉鄂东北道委之命，扮装成走乡串村的小货郎，及时送来了郑位三写的一封亲笔书信。信的大意是：由中央苏区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带来了重要指示，已到道委驻地……并建议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速回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大计！
党中央终于派人来了！鄂豫皖省委多次书面提议、吴焕先也盼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在这飘忽不定的时刻，得以实现。多么使人兴奋而又急切的消息啊！
然而，红二十五军眼下要奔赴鄂东北，敌人的严密封锁，沿途的艰难险阻，已很难以穿插突破。东北军刘瀚东第一○七师、牛元锋第一○九师、吴克仁第—一七师和八月间调来的一二九师，早已在商城、麻城、光山、潢川等县交界地区，构成了重重封锁，等于设下了天罗地网。上官云相指挥的五个“追剿”支队，如同几条疯狂的猎犬，紧紧跟追在后……
为了争取时间返回鄂东北，徐海东和吴焕先决心以出敌不意的快速行动，选择当面敌人的薄弱区域，突破敌人的封锁防线，奔赴鄂东北！经过一天的紧张准备，把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和比较笨重的行李挑担，暂时都留了下来。11月6日晚，全军从葛藤山紧急出发，向西挺进！
7日，以突然袭击的勇猛动作，将驻守于商城以南汤泉池之敌一○九师牛元锋部工兵营全部歼灭，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当天，又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遭敌一○七师刘翰东部两个团堵击，经过一番激战，终将敌人击退，继而突破第二道防线。当夜，即从白雀园以北穿过第三道防线。接着，便在白雀园与仁和集之间边走边战，强行越过潢麻公路，也是第四道封锁线。8日拂晓，到达光山县东南五十里处的胡山寨，稍作休息。
两夜一天之内，紧急行军二百余里，途中经过几次激战，部队已十分疲劳。谁知刚刚休息了两个小时，敌一○七师、—一七师各两个团，以及第四“追剿”支队（六十四师三个团）、第五“追剿”支队（六十五师三个团），总共十个团的兵力，都紧紧跟踪而来，分别从东面、南面发起猛烈进攻。此时，敌“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也乘飞机在战场上空亲自督战。几架急如巨风的敌机，临空实行轮番轰炸、扫射，情势万分危急。红二十五军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决战！
陷入此种境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以“走”来摆脱敌人已不可能。红军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战斗，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很大，如果以“走”仓促转移，势必更加被动，不但不能完全摆脱敌人的尾追，很有可能遭到覆没的危险。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