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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大变了。”我笑这位父亲的彻底掉价，见了面免不了刺一刺他。
“时代在前进嘛。”那父亲自我解嘲地说，“实际上咱老一辈坚持的往往不能代表时代潮流。当初要不是听了你的劝说，哪能发展到今天？”
其实我内心非常惭愧，因为我当时的价值观与这孩子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对别人家孩子的自主选择容易表示同情和尊重，自己的孩子若这样，说不准也会拼命反对呢。
第二卷教孩子寻求帮助
公平公正的道德准则、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不是在温馨的家庭内和程式化的课堂上形成的。它需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历练。
小叶的妈妈是个半文盲，望子成龙的心思也不怎么急切，可是，她却培养出两个有出息的儿子。探索其中的奥秘，那就是她放手让孩子们走向社会，自己去寻求帮助。
小叶的妈妈原来跟着前夫在重庆生活，丈夫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膝前有两个儿子。不幸的是后来发生了婚变，丈夫把她和小儿子小叶遣送回山西农村，自己又组织了新的家庭。小叶的妈妈带着孩子回村后，适逢“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经济濒临崩溃，农民们靠工分吃饭，小叶的妈妈生活难以为继，无奈又嫁了人，后来又生了一男一女。每当家中拿不出上学的费用时，小叶的妈妈就说：“孩子啊，给你重庆的爸爸写封信，让他帮帮你吧。”这位善良的母亲，从来也不抱怨，不在孩子心灵深处播撒怨恨的种子。
然而，一封封信都如石沉大海。
小叶的妈妈在万般无奈下，就领着正上五年级的小叶，跟生产小队队长说：“星期天、节假日，能不能让孩子帮队上结算结算工分（小叶的算盘打得不错），如果你们觉得他能行，就给他也记上几分。”
这样，小叶在十岁时就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打工。走出家门、校门，开始进入成人社会。自己出了差错，曾被别人冷嘲热讽；自己做得好，也会被别人赞许。其中的艰难辛苦难以一一尽述。
然而，小叶现在回头来重新认识那一段人生经历，却觉得那是妈妈送给他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公平公正的道德准则、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不是在温馨的家庭内和程式化的课堂上形成的。它需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历练。
小叶在农村表现好，13岁被保送读高中。妈妈对其前途的期望并不大。孩子在校读的是“政治侧重班”，目标是为农村培养干部或农民夜校的政治理论教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的办学方针是“社来社去”，直接面向当地农村培养人才）。入学前，妈妈又让小叶到各亲戚家寻求帮助，凑够了入学所需的第一笔经费。
入学后，在班主任老师的支持下，小叶申请到了助学金，补贴了部分伙食费。由于亲身经历了筹借学费时难以启齿的窘迫，小叶在学校如饥似渴，学得非常勤奋。政治侧重班的课程根本不能让他满足。他又借了数理化课本，蚂蚁啃骨头般硬啃。在同学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去找老师。为了学数理化，他几乎找遍了母校所有的理科老师。
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末期，主动找老师问课的学生几乎没有。因为上大学实行“推荐选拔制”，能否被推荐，与学校，更与学习成绩无关。“交白卷”的张铁生被宣传为“反潮流英雄”，“读书无用论”正统治着学校。小叶不同寻常的勤奋好学，自然感动了老师们，那些满肚子学问、无人重视的老师简直把小叶当成了知音，倾囊相授。有人好奇地问小叶：“你怎么对学习这样热爱呢？”他说：“在我的生活中，什么都不及学习快乐。”
机遇属于有准备的头脑。恢复高考制度后，刚满16岁的小叶以优异的成绩被华中工业大学录取。
可是，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小叶的母亲却突然病逝了。母亲没有给小叶留下任何遗产，却留下一家的拖累：尚未成人的弟弟、妹妹，还有病病歪歪的继父。母亲临终前留给儿子的遗言是：“儿啊，妈妈再也帮不上你了。世上好人多，自己找贵人相助吧。”
小叶在母校老师的资助下上了大学。
小叶是他家第一名大学生，很快就与亲生父亲重修旧好。在父亲和继母的帮助下，他顺利地完成了大学学业。 大学期间，小叶不仅学习成绩突出，而且积极参加多种活动，他曾以《我的老师》一文获得学校的征文大赛奖。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开阔自己的眼界，他努力学习外语（中学期间未开设外语课程），不仅按学校要求通过了英语等级考试，还自修日语。学校里有一位归侨老师，精通日语，小叶常去求教，受益颇多。毕业那年，适逢国家选派出国留学生，小叶以日语特长脱颖而出，在经过一年的加强训练后被派到著名的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攻读博士。
留学期间，他克勤克俭。常用这样的座右铭来鞭策自己：道德品质上严要求，生活享受上低要求，学业科研上高要求。在取得博士学位前夕，他的继父也去世了。他又担当起了这个家庭擎天柱的角色，供弟弟读完高中和大学，帮妹妹成家立业，以及供养下岗的生父和继母。如今，小叶在日本一家著名企业专门负责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业务，可算是事业有成，但他没有忘记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他都及时得到好心人的帮助，他在竭力回报亲友、老师、母校、家乡和祖国。
一个人能清楚地判断出谁肯帮助自己，并能得到有效的扶助，其实就是自助能力的展示。这其中，个人诚信、亲和力和人格魅力都在发挥作用。
小叶的成功，当然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但妈妈放手让他寻求各方面的帮助，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卷一个家庭的兴奋点
女孩的光彩如果没有事业的附丽，当她被叫做“女人”时，便会黯然失色。
长女赴美留学之前，时间紧迫，与女婿领了结婚证，确定了夫妻名分，接着就负笈远行，家中根本没操办什么婚宴。儿子紧步大姐后尘，也是出国前夕才告知我们他与女朋友已经确定了关系，也是急急忙忙把未婚妻请来，照了个结婚照，然后就天各一方了。如今，两对年轻人都已相聚在美国，夫妻们亦相知相爱、互帮互助、志同道合，没感觉有什么缺憾。只是常有亲友们议论：你们家三个孩子，那两对都没有操办，待到二女儿结婚时，可得热闹一下了。更有贴心的至亲告诉我说：你们两口子常参加别人的婚宴，也没少搭出礼去，该借此机会往回收一收了。
我们俩私下商议：叫亲朋好友一起聚一聚也好，既增进友谊，又加强感情。要不显得咱们家冷门冷户，与世俗格格不入。可是，事情还八字没见一撇，两人一讨论起买多少请柬，在哪个饭店办这些琐事，心里就烦。电话中问及外地读书的二女儿、二女婿（女在广州暨南大学读研究生，男在北京中科院读研究生），两个年轻人也是含含糊糊，没个准信儿。放假的日期也不能确定，这个说学校可能是腊月二十二放假，那个说中科院可能是腊月二十六。终身大事，难道不能向老师请请假？女儿说原本想借寒假整理资料，为毕业论文打基础呢，为个结婚去请假很不值。女婿也说他的毕业论文已开了头，本来已进入状态，放下来不好。孩子们的不配合也让人心烦。
我曾见不少女孩子为了在喜宴上赢得喝彩，置办婚纱、头饰、鞋袜、手套等，哪一个细节也马虎不得。为的是在大庭广众中展示自己的青春亮丽，在闪光灯下留下幸福的一瞬，使之成为永恒。可是，这一切没有引起我家女儿的兴奋。后来，还是我先生拍板定案，他说：“既然孩子们不感兴趣，咱俩也一提这事就烦，为什么非从众不可呢？” 结果是我们的二女婿到广州走了一趟，与二女儿照了婚纱照，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饭店与同学们小聚一顿，就算完成了仪式——当然结婚证是早领了的。这天，室友搬了出去，那间宿舍就变成了这一对新人的洞房了。整整一个寒假，两个年轻人都没有耽误学业。后来，二女儿的文章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二女婿的毕业论文获得导师好评并荣获刘永龄奖。 孩子们学业上的长进带给我们的喜悦，远比大办婚宴收些礼钱带给我们的实惠使人兴奋。
我先生为此发表了一番评论。他说：“各家有各家的兴奋点，咱家的兴奋点不在呼朋唤友、大宴宾客上……” 是的，想当年我和先生结婚也没怎样操办，只是国庆节时学校集体婚礼中极为普通的一对。记得作为新娘的我，尽管没有换新衣服，当时的自我感觉却非常好。
事实上，女孩的光彩如果没有事业的附丽，当她被叫做“女人”时，便会黯然失色。
那么我家的兴奋点在哪里呢？我喜欢写小说、散文，生活中每当发现了好素材，我就情不自禁地讲给家人听。初稿完成后，也常让我先生和孩子们传阅。他们总愿意七嘴八舌给我提建议，我也常常采用。一旦这篇文章在省级或国家级刊物发表，全家人都为此高兴。我先生是高中数学教师，常常送毕业班，并辅导学生参加数学竞赛，他的学生每取得好成绩，也便要在孩子面前乐呵上一番。此外，他还经常参与编写教学资料，或写点关于数学教学的专题文章。不论我们俩谁得了稿费，都要买好书或好吃的犒劳孩子们。一家人聚在饭桌旁，吃着“稿费”，谈论着与发表文章相关的话题，大人小孩都非常兴奋。
各家的兴奋点反映了这家人的价值取向。因为家长对读书、教学和写作感兴趣，耳濡目染，孩子们便也对这些发生了兴趣，与此无关的其他事情就觉得不重要了。
我家曾在崞阳小镇住过十几年，那里每年从农历六月十三（传说是关云长磨刀日）开始过十天庙会。购物、看戏、待客，小镇热闹得翻天覆地。我们只领着孩子体验过一两次庙会的氛围，一般则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后来家搬到原平县城，这里是每年从农历七月二十开始过十天物资交流会，除了唱戏，还有歌舞团、马戏团的演出。我们依然是领略过一两次，就不感兴趣了，嫌闹得慌。孩子们宁愿在家里看课外书、温习功课，或者一家人去游泳、到树林里采蘑菇。
当然，并不是说我家的兴奋点就是惟一正确的模式；我们这样做也有显而易见的弊端：小儿子书呆子气太重，人际交往能力差；钻研学业多，记忆力强，动手能力则相对弱些。
与此相反，曾经与他同桌的一位同学，不爱死学功课，可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