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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里的小学教师们来试试看，看他们能否比我教得更出色。
公社决定，将我和另外几名小学教师召集在一起，到县里惟一的一所师范学校去接受培训。
那些日子我整天躲在宿舍里，羞于在村中抛头露面，感到又孤单，又寂寞，又自卑，又 有点内心凄凉。坐在炕上，刮掉窗上的霜，呆呆地望着冰封的黑龙江，是排除内心种种复杂情绪的惟一方式，孤单寂寞之中感受一种冷寥凄凉的“原始宁静”。
冰封的黑龙江也是那般寂寞和宁静。面对白色会令人停止思维，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偶尔有他们的爬犁或我们的爬犁从江上驰过，像一幅无声影片的朦胧画面，在我眼前化出化入。
一天早晨，我又呆呆地坐在窗前凝望黑龙江。窗上的霜已被刮掉了一层，又结了一层，但很薄。霜图仿佛是一片奇株异叶组成的美丽喷制图案，使窗子变得像磨花玻璃似的。外面在飘落着大雪，宛若玉带的黑龙江看不见了。雪帏如一道虚幻的屏障，仿佛分隔两国的就是这从天垂落的幕。我们的村子里静悄悄的，他们的村子里也静悄悄的。在这静悄悄的黎明时分，世界显得那么神秘又那么宁寂。现实的国界消隐了，使人真希望这世界能够永远保持这样一种近乎原始的宁寂，不要风云突变，不要战争，不要炮火和硝烟污染这美妙的大自然的黎明的宁寂……
突然，从江那边传来一阵女人的恐惧的喊叫声。
我本能地跳下炕，蹬上鞋，顾不得系好鞋带，就跑到了外面。我并没有感到害怕，真的，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即使江那边果然有一个凶恶而残忍的杀人狂，我也不会受到丝毫伤害。不必谁保护我，我也不必担心毫无自卫能力。江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要我不跨过它，我的生命就绝对安全。我是被极大的好奇心促使才跑出去的，想知道他们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家人打架？还是邻人斗殴？有热闹可瞧，就瞧瞧热闹，消除一些郁闷。
我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江面上奔跑，她身后紧紧追赶着一个男人，握着一把镰刀。许多人又追在那个男人身后。他们有好几次追上了他，围住了他，却不能擒获住他。他挥舞镰刀，朝围住他的人乱砍乱劈。他们一散开，他又追杀那女人，那女人始终在他们那半边江面兜转奔逃。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大概她那紧张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国界”两个字。
谁如果将这种场面当成热闹看，谁的灵魂中就丧失了全部的天良和人性。谁如果面对这种场面能掉头而去，谁就一定心如铁石。
我既不忍目睹惨事发生，也不忍无能为力地掉头而去。我完全呆住了，被这种情形吓傻了。
“来人呀！快来人救救她呀……”我大声喊叫起来。
我们村里的许多人也都跑到江边来了。他们与我一样，只能替那女人提心吊胆地隔江观望而已。我们的女人和孩子们，一个个都吓得屏息敛气，神惊色惧。男人们则齐声呐喊，企图用恐吓声制止那疯狂的追杀者，并用雪团冰块抛打他。几名苏联士兵也从他们的哨所那边跑了过来，加入对追杀者的围拦堵截。但他们跑过来的太晚了，那可怜的女人已眼看就要被追赶上了。
“往这里跑！傻娘们，往我们这边跑哇！”我们队长连连跺脚，扯着嗓子朝那女人大喊。
也许那女人能听懂中国话？也许对死的恐惧将她意识中的“国界”两个字早已抹掉了？
她拼命朝我们这边跑过来。
我们的几个强壮的男人就跑过去迎救她。
而那男人，也紧紧追赶了过来，仿佛根本无视国界的神圣存在。
那女人突然滑倒了，并且没有立刻爬起来继续奔逃。
那男人高举着镰刀，只差几步就扑到那女人跟前了。
姚医生突然撑着滑雪板出来了。谁也没注意到他是从何处滑过来的。他出现得太突然了，速度迅猛极了，他朝着那个男人从右侧直冲过去，转瞬间已将那男人撞倒，两人在雪中翻滚扭打起来。
两边的人都奔跑到一起了，我们的几个男人和他们的几个男人，一块儿治服了那个手握镰刀的追杀者。
他是个精神病患者。
那女人是他的妻子，她已经昏过去了。她穿得很单薄，赤着双脚，而且，她还是个孕妇，肚子已经很大了，显然离临产期不久了……
我们村里的某些人对那个苏联女人和她的疯丈夫很有所了解，甚至还叫得出那个苏联男人和那个苏联女人的名字。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奇怪，如同江那边与江这边的小学校和卫生所象征着过去的一段历史一样，在人们的内心里也保留着一段友好交往过的记忆，某些记忆是人们所不愿轻易从头脑中抹掉的。
村里的某些人还告诉我，那对苏联夫妻原很恩爱，早年夏天经常在江里双双游泳，游泳后就并躺在江岸的沙滩上唱歌……至于那做丈夫的怎么得了精神病，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了。即使有人知道，我也绝不会去询问的。
某种好奇心只能使人感到自己卑俗。
我倒是深深同情那苏联女人……
晚上，我来到了卫生所。在那几天里，我曾多次想找姚医生交谈些什么。哪怕什么也不交谈，就是听他唱支歌或拉段手风琴。我忍受孤独和寂寞的能力已达到了极限。自从那次我认为他当着我的女伴们嘲讽了我之后，再也没理睬过他。他也再没接近过我，好像只要我不主动与他和解，他就决不对我表示任何关心似的。但我却多么希望从他这位“大插兄”那里获得一些感情上和心灵上的安慰啊。孤独和寂寞是心灵的“冬眠”状态。少女的心耐不住这种特殊的“锻炼”，寻求感情交流的欲望战胜了我过分乖张的自尊心。
他住在卫生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内，左壁是注射室，右壁是药房。他住的小屋又兼作诊断室。我曾去开过几次药，那小屋给我留下良好印象，清洁，规整，一切都摆放得有条不紊。墙上用图钉按着一张白纸，上书“禁止吸烟”四个墨字，魏体，笔力挺雄浑，挺苍劲。他爱好书法。
我礼貌地敲了门，听到他说“请进”，才迟缓地推门进入。
屋里乱七八糟。他的箱盖敞开着，他正往旅行包里装衣服。
“是你？……”他有些意外地望着我。
“不欢迎？……”我低声说。
“不，是没想到。”见我局促地站在门旁，他立刻将旅行包从床上提到桌上，用一种客客气气地语调说：“你先请坐一会儿吧，我马上就收拾好。”
我在床沿上坐下后，问：“你要探家？”
“不，过几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头也不抬地回答，继续往旅行包里塞衣服。旅行包塞得太鼓了。我走到他身旁，帮他拉上拉链。
“你要到哪去？”
“到边防部队去，当军医。”
“调你去的？”
“我自己请求去的。”
“这里人们不是都很尊敬你吗？你为什么非要离开这里去当军医呢？”我的语调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几分挽留的意思。
他抬头看着我，那目光是奇特的。
他说：“你看看最近的报纸就会理解我了。男人对保卫国家疆土，比女人有更大的责任。我知道我不能成为一名好士兵。在学校军训时，我打靶成绩从没及格过。但我自信我能成为一名好军医。边防部队的接收函件已经转到公社了。”
我不再发问了，瞬息间，心中产生一种感伤的惜别之情。
他将提包放到桌子底下，忽然问：“你是生病了吧？真抱歉，我光顾收拾东西了。”
我忧郁地瞧着他，摇了摇头。
“那……你找我一定有别的事？说吧，我是你们的‘大插兄’啊。”
我说：“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想……听你唱支歌。”
“唱歌？对，对，此时此刻，为什么不唱歌呢？”于是他从墙上摘下了手风琴。
“如果我为你唱一支苏联歌曲，你愿意听吗？”他非常认真地问。
我低下头，用更细小的声音回答：“不管你唱什么，我都愿意听。”
于是，他轻轻拉起了手风琴，低声唱道：
等着我，我会回来，
不过要久等。
等着，当秋雨潇潇，撩起愁思时，
等着，当冬雪飘飞，炎夏难熬时，
等着，当别人不再等待亲人时，
等着，当远地没有书信寄来时，
等着，当等待的人都已灰心时，
等着，千万等着啊，
因为你跟别人两样，你善于等待。
你善于等待……
我眼中涌出了泪水。我被这首歌所感动。我被在这个夜晚，我与他共同度过的这个时刻所感动。几天后，他就将离开这里了。也许，我从此再也不会见到我们这位“大插兄”。他曾给予过我们许多关心，许多帮助，许多快乐……
他唱完之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他望着窗外，我低着头。
西北风在外面呼啸。井台上枯朽的吊杆，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江对岸传来一阵狺狺的狗吠。我们村子里的狗也咬了起来。
西北风更猛了，像一万个醉汉在吹口哨。
“咔嚓”……
我倏地站了起来。
“是水井吊杆倒了。”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又缓缓地坐了下去。
他却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说：“有件东西，我想请你替我保存。”语调那么轻，又那么郑重。
我默默无言地直视着他。我想他要委托我保存的，一定是件对他来说无比珍贵的东西，否则他怎会用那么一种奇特的目光瞧着我？我心中顿时对他充满了感激，为着他在这样的一种时刻对我的信任。
没想到他从箱子里拿出的是一个笔记本，一个普普通通的，半旧的笔记本。蓝缎封皮，既无花纹，也无图案。
他双手将它递给了我。
我轻轻翻开它，见第一页上，庄重的字体写着一串姓名：
王涛——男，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三十二分出生，身长五十二厘米，体重八斤，先天发育良好。
李小娟——女，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夜十一时零一分出生，身长四十五厘米，体重六斤三两……
赵秀梅——女……
第二页，仍是这样一串姓名。
第三页，依然是……
我迷惑地抬头望着他。
他微笑了，说：“这是我建立的一份特殊档案。我来到这个地方三年多了，在这一带八九个村子里，接生了十七个孩子。我知道，你们这些小‘插弟插妹’曾背后议论过我，不理解我为什么来到如此落后偏远的地方，还会天天那么高兴？这十七个孩子的出生，就是令我感到高兴和自豪的理由啊。人，在一切物质之中，又在一切物质之上。人，这是所有文字中最崇高的一个字啊……”
他情绪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