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莉娅望着妈妈为她准备的结婚礼服、嫁妆潸然泪下。 那白色的婚纱,淡粉色的晚礼服,隐含着妈妈多少欣慰呀! 瓦莉娅去找托里亚的母亲。几天里,托里亚的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故。他的爸爸被抓走了,托里亚这个远离政治并讨厌政治的人也被带走了。托里亚回到苏联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在那里做苦工,放牧。但是,他最终活了下来。后来他找到了妈妈,也找到了瓦莉娅。他在来信中说:“要不是父母给了我这样好的身体,我也会像许多人那样,晕倒后再也不能站起来。” 那天,托里亚的妈妈哭着把儿子的一幅画交给了瓦莉娅。她说:“这幅画是托里亚画给你的,他刚刚画完,还没来得及送给你。” 瓦莉娅看着那幅画。在那油迹斑驳的画布上,瓦莉娅似乎能感受到托里亚的体温,也仿佛能触摸到每一笔每一划上传递着的恋情。泪不知什么时候落下来的,落在了那画布上。往事又一件件地涌了出来。那天,托里亚在排球场上练球,快到中午的时候,瓦莉娅正好路过那里,就跑去看他了。中午,他们舍不得离开,那短短的一个小时,让他们格外珍惜。在他们的缠绵情话中,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托里亚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去参加下午的训练了。 几十年过去了,瓦莉娅还会惦念地说:“那天一定把他饿坏了。” 此时,她指着墙上的那幅画对我说:“我们就在那儿散步,那是江北,是我们常常去的地方。现在,那条路没有了,盖起了房子。” 画面上是蓝天、白云和辽阔的大地,还有绿阴和蒿草。路旁沉醉着一棵老榆树,不那么直,也不那么弯,增加了半个世纪的年轮,它如今还在吗?还有被车轮碾出一道道痕迹的小路,坑坑洼洼地延伸到很远的地方,那是他们没有走完的路。 她说:“托里亚很聪明,他没学过油画。” 那天,瓦莉娅在托里亚的妈妈面前拿出他送给她的袜子,“我妈妈说,女孩子不能接受未婚夫送的鞋和袜子,否则就要分开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收下呢?”托里亚的妈妈问。 “如果上帝安排我们结婚,那我是幸运的;如果我不能结婚,那也是上帝的意思。袜子又能起什么作用呢?”瓦莉娅说。 但是,瓦莉娅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些恐慌。现实让她感到自己的虚弱,是不是真的因为接受了这6双袜子,他们就要分开了呢?她天真地想着,要是把这袜子送给托里亚的妈妈,是不是可以挽回自己的命运? 托里亚的妈妈说:“孩子,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托里亚怎么可能回来呢?你留着做个纪念吧。” 以后的日子里,瓦莉娅经常去看望托里亚的妈妈,把她对托里亚的思念和情感倾注在那个不幸的、孤独的女人身上。瓦莉娅每次去都要给他妈妈买些白糖,因为她有心脏病,听外国人说吃白糖对心脏有好处。 瓦莉娅说:“我只能这样。”
第三部分:在黯淡的日子里打听父亲下落(图)
她的丈夫和儿子究竟被抓到了哪里?她一直不知道。直到1948年,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托里亚,通过红十字协会,把一张寻找妈妈的白色卡片寄来,她才知道托里亚和他爸爸的下落。托里亚在信中说:“我在被改造的地方见到了爸爸。”但是不久,她的丈夫就死在了那里。1954年,她满心伤痕地回到了苏联,不久也去世了。 1945年8月23日,成了瓦莉娅的生活的分割线,过去和未来就这样被残酷地割断。托里亚从她生活中消失就如同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她的生活在瞬间全倒塌了。日子在等待中变得悠远,瓦莉娅知道,这样的等待将一直伴着她,直到她的心变成空气,生命变成化石……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伴她到永远。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
第五部分:托里亚的油画摆在了地摊上瓦莉娅和尤拉(图)
1954年4月23日,苏联驻华使馆向我国政府外交部提出,苏联政府将在华苏侨于本年6、7、8月,分批召回国内参加建设,希望中国政府给予协助。为此,哈尔滨专门成立了“协助苏侨归国委员会。”根据中央提出的“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速送走”的方针,具体协助苏方遣返侨民。 ——石方 高凌 刘爽《哈尔滨俄侨史》
牙克石的大雪没有留住瓦莉娅,她回到了哈尔滨。从牙克石铁路林业所调回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以后,瓦莉娅又把大弟弟调回了哈尔滨,并安排他在《新朝鲜》杂志做排版工人。这是一份用朝、中、俄三国语言编写的杂志,是一份面向中国和苏联发行的杂志。那时,他们家的房产被当作“敌产”没收了,瓦莉娅就住在小阿什河街(现永和街)米拉的姑姑家,隔壁就是米拉和她妈妈住的房间。那是一套俄罗斯式的老房子,墙体中间有的地方的锯末子(木屑)没了,变空了,隔着墙板,说话声听得很清楚。每到夜晚,瓦莉娅和米拉就会隔着墙谈服饰,谈工作,也谈女人之间的悄悄话。和托里亚的爱情结束后,瓦莉娅又遇到了一些男人,她大多不冷不热地对待他们。爱的激情在一次火山式的爆发之后,冷却了下来。她很无奈地对米拉说:“这辈子我再也遇不到像托里亚那样的人了。”那时,她们都没有男朋友。米拉不想在哈尔滨成家。尽管她出生在这儿,但她仍然觉得哈尔滨不是自己的家。可是家究竟在哪儿?她也说不清楚。她很茫然。瓦莉娅的日子过得比米拉热闹些,生活中会不断地有男子出现,她有时也会应酬得很忙。她需要男人,但是,她又不喜欢身边的那些男人,内心总是空落落的。她唯一的伴侣是家中那只波斯猫。那是一只她在路上捡回来的小猫。还记得那只猫脏兮兮地蜷缩在院子的角落里,样子很可怜,瓦莉娅就把它抱回了家,用清水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她发现那只猫很漂亮,长着一身灰色的长毛,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睛很亮。瓦莉娅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波妮。白天它总是跑到米拉家里去,大概觉得那里比它自己的家热闹。瓦莉娅有时候出去约会就把它忘记了。晚上,波妮会乖乖地等待着瓦莉娅回来,然后躺在她的胸前,撵都撵不走。瓦莉娅和波妮一直相伴着。十几年后,在瓦莉娅被关进监狱前它才去世。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战火很快越过三八线,烧到了鸭绿江。10月,中国人民政府宣布了“抗美援朝”。1951年,瓦莉娅的大弟弟尤拉随《新朝鲜》杂志搬迁到了朝鲜平壤。瓦莉娅从尤拉那里知道朝鲜的战争越来越残酷。尤拉说,他们住的房子随时都可能被炸掉。后来,听说尤拉的心脏不好了,她就不断地给平壤寄罐头、糖等食品。瓦莉娅说:“许多食品都寄不到那里,半路上就丢了,但我还是给尤拉寄。那里太艰苦了。”瓦莉娅和尤拉的感情一直很好,尤拉有什么事情都和姐姐商量,直到他离开中国。1953年,瓦莉娅的工作变动很大。在那个大大的本子里,有3张纸被一枚大头针别在一起,经过半个世纪的侵蚀,大头针有些斑驳的锈迹。我拿起它翻阅着:
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长命令命令 第十二号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于哈尔滨 本处打字员韩明禧自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日转制材厂司级打字员支薪24级 此令 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长
下面印着一枚拇指大的圆形印章,上面的名字有些模糊,看不清楚。第二张是这样写的:
退职证明 兹有韩明禧系本厂司账员工薪215分,因自愿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十七日离职,特此证明。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东北制材工业局第六十六厂
我问:“215分是现在的多少钱?” 瓦莉娅想了想说:“这个,我早就忘了。不过,那时候钱很少。”1953年,瓦莉娅从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调到东北制材工业局第六十六厂。不久,她又调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那年她已经30岁了,被安排在工会里做秘书。米拉在哈尔滨铁路局图书馆上班。她们离得很近,都在大直街。休息的时候,她们能常常地凑在一起。
第五部分:托里亚的油画摆在了地摊上一定要嫁给中国人(图)
不久,她们又有了一个好朋友。她叫吉拉。 那时,瓦莉娅常常请一些同学和朋友到家里聚会。俄罗斯人喜欢聚会,他们在一起朗诵诗歌,讲离奇古怪的故事,跳着、唱着。2004年,我在瓦莉娅家里,认识了一位从伊尔库次克回来的哈尔滨姑娘和她的爸爸。姑娘叫丽娜,外祖母是俄罗斯人。12岁的时候,他们全家跟着外祖母离开了中国。十年过去了,我问她:“还愿意回来生活吗?” “我喜欢在俄罗斯,那里的人们性格开朗奔放。他们经常聚会,场面很热闹,邻里之间也处得很亲密。在那里,我不觉得孤独。”丽娜说。 “将来想嫁给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我看着她问。她有些像爸爸,中国式的。只有仔细端详的时候,才会觉得她有俄罗斯血统。是第三代了。 瓦莉娅说:“一定要嫁给中国人。” 丽娜笑笑说:“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 可是,她爸爸就不那么容易适应了。他说:“刚去的时候,我觉得挺孤独。毕竟40多岁的人了,关系都在中国。现在好了。有时,我在聚会的时候会给朋友们唱《喀秋莎》。那里的年轻人就说:“你还会唱俄罗斯歌曲?这些歌我们都不会唱了。” 可是,那些俄罗斯歌曲,一直在哈尔滨上空经久不息地缭绕着。几乎每个人都能哼上几句。人们闭着眼睛,就能说出那些俄罗斯歌曲的名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小路”、还有“红梅花儿开”、“三套车”……最让人激动的是,有些人还能用俄语唱这些歌曲。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了黑龙江省歌舞团歌唱家周琪华的家里。她小时候曾经用纯正的俄语和英语,给法国总统蓬皮杜唱过歌。总统听了她的歌曲,兴奋地把她抱了起来。那天,她给我们唱了一首俄罗斯歌曲《手套》。 那时,和朋友们的每一次聚会,瓦莉娅都会认真地准备一首诗。当她仰头把酒倒进肚子后,会兴奋地站起来,用她那柔软的俄语给大家朗诵一段诗。那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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