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朗诵一段诗。那语调，那神情有多少是托里亚给她的呢？ 他们聚会吃得很简单，就两三个菜，大多是色拉、肉饼、红肠，还有苏伯汤（罗宋汤）和红酒。有一次，吉拉也来了。吉拉穿了一双新皮鞋，很好看。她说，她的男朋友阿寥沙也要来。阿寥沙长得很胖，大家都不喜欢他，吉拉说她也不爱他。但他俩常常在一起。 那天，瓦莉娅特意买了一块新台布。晚会上，女朋友喝葡萄酒，男朋友喝伏特加，他们开心的时候就唱起来、跳起来，伴着巴扬琴的琴声。
一会儿，阿寥沙被酒精和音乐鼓动得激动起来。他突然抱起吉拉，把她的鞋子脱了下来，大声地嚷着：“吉拉，让我吻一下你的脚吧！让你的鞋做我的酒杯！”说着，他就抓起一瓶伏特加，咕嘟咕嘟地倒在了鞋里，然后拎起那只鞋，将里面的酒大口地喝了下去。四周的人都在尖叫，兴奋的浪潮掀了起来。 伏特加酒的烈焰在年轻人胸中燃烧了！俄罗斯男人野性、放纵，像烈马一样狂奔了起来。一阵风卷残云之后，杯盘狼藉，到处都是呕吐物。那块新台布也被弄得污秽不堪。 “这有什么不好的呢？”瓦莉娅在微微的醉意中说着。 可是，她的心却是痛的：托里亚现在做什么呢？不久前，托里亚的妈妈回苏联了，她给瓦莉娅来过信，说托里亚还在西伯利亚。在那里，他什么苦事都做过。托里亚也给瓦莉娅来了信，告诉她，如果妈妈没给他一副好的身体，他也许像许多人那样倒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瓦莉娅皱起眉头：“那时，我在哈工大，每天很忙，所以很少给托里亚回信。有时三四个月不给他写信。” “只是因为忙吗？”我问。 “我爱他，但不喜欢写信。他等待我的信，很痛苦。”瓦莉娅耸耸肩。 “是哪一年？” “1954年前后，大概在我30岁的时候。那时，我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想没想过能有机会去苏联找他？” “想过，但是很难。那时候我加入了中国籍。” “假如没有加入中国籍，你就能去找他吗？” “那个时候，他们被改造，听说那里的生活很可怕，人是没有自由的。我盼着他能够获得自由。” “为什么弟弟尤拉和埃利克都能去苏联呢？” “他们都是无国籍的人，又娶了俄罗斯姑娘。”
第五部分：托里亚的油画摆在了地摊上托里亚的画（图）
后来，托里亚的妈妈又来了一封信：“孩子，你应当原谅托里亚，他结婚了。他的环境太苦了，他需要有人照顾。他妻子的前夫是位军官，在劳改营里死了。他们都是苦命的人，希望你能原谅他。但是，托里亚是爱你的。他很痛苦。” “这都是命。”瓦莉娅说。 我们都沉默了。 一会儿，我问：“你相信命吗？” “相信，相信！”这时瓦莉娅的眼睛睁得很大。那目光告诉我：你也要相信。 她又说：“外国人有个说法，姑娘给新娘做伴娘不能超过7次，超过7次就嫁不出去了。我做了20多次伴娘，只能这样。” 她只能相信命运，这样能淡化她的痛苦。 在生活的颠簸中，瓦莉娅的青春年华在不知不觉中逝去，像烟又像雾，飘飘渺渺。岁月给她留下了什么？在这三十年中，她没有生活在自己本民族的国家里，也没彻底地融进那个塑造她生命和性格的俄罗斯文化之中。而中国，尽管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但是她连中国话也不会说，她喜欢与俄罗斯人呆在一起，她的脸却是纯亚洲的。她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境遇中。 她说：“那时，俄罗斯人大量地回国，有的去了日本和澳大利亚。越来越难找到我喜欢的能娶我的俄罗斯人，他们也常常觉得我是亚洲人。朝鲜人不了解我，他们对我来说也太陌生了。” “那你没试着在中国人中找一个爱人？”我问。 “我也不太了解中国人了。”她这样说。 瓦莉娅的爸爸妈妈早就不再约束自己的女儿了。女儿的境况让他们非常焦虑。韩光淑对妻子说：“都是你对她要求得太严格了。你看，她这么大了，还没找到自己的爱人。” 瓦莉娅的妈妈很无奈地说：“这都是她的命。”
命运是什么？大概就是许多偶然性的存在。那一天，瓦莉娅走在街上，看见前面一个俄罗斯孕妇正向自己这边走来。正要擦肩而过的时候，对方突然喊了一声：“瓦莉娅！” “啊？是阿拉！”瓦莉娅喜出望外地叫了起来。“阿拉，你还没回国？你嫁人了？幸福吗？”瓦莉娅不停地问着。 阿拉也很兴奋，她说：“瓦莉娅，真没想到临走还能见到你。听说你去了北边。”瓦莉娅说：“我已经回来四年了。”
阿拉用手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问：“瓦莉娅，你还是一个人吗？”然后又抬起头说：“瓦莉娅，托里亚有一幅油画，你想不想要啊？” “什么？托里亚的画？是托里亚画的吗？你在哪儿弄到的？”瓦莉娅半信半疑地问着。自从离开哈尔滨以后，她家的房子便稀里糊涂地被政府按“敌产”没收了，包括那些家具、饰物，还有她的钢琴和托里亚画给她的那幅画。 爸爸究竟错在哪？没有人答复。 为了那幅画，瓦莉娅回到哈尔滨的时候，还曾四处地打听过。 这时，阿拉说：“我是在小摊上买到的。”
阿拉回忆道：“有一次，我散步的时候，看见路边的地摊上摆着一幅画，上面写着阿那托里·维列日夫的名字。我想这一定是托里亚的画。” 也许因为最初的感情，阿拉不忍它冷落在别人那里，想着或许有一天能把这幅画还给它的主人。于是，她用5元钱把它买了下来。 “真的？是这样！我要，我要！给我吧。”瓦莉娅迫切地说。 “我明天就要走了，我们全家就要回国了。这幅画在我家里，你跟我去拿吧。你更需要它。” 阿拉带着瓦莉娅来到家。因为就要回国了，她的家很零乱，大包小包地堆着。
托里亚的画放在墙角里，瓦莉娅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托里亚画给她的那一幅。她蹲下去把那幅画捧在胸前，像久违了的朋友一样，然后又放下它，退后几步，仔细地端详着，她说：“谢谢你，阿拉。” 阿拉很感动地说：“瓦莉娅，你还爱着托里亚！” 这幅画如果不是遇到了阿拉，如果阿拉不是遇到了瓦莉娅，它会流落到何方？ 瓦莉娅也感谢上帝，“是圣·尼古拉帮助我找到了它。” 瓦莉娅给了阿拉5元钱。
失而复得，往事又浮在瓦莉娅的眼前，仿佛托里亚回来了。她想告诉托里亚，你走后，许多熟悉的俄罗斯朋友也走了，却扔下了我…… 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瓦莉娅很低缓地对我说：“30年代以后，有一批白俄回国，80℅被杀害了；1954年开始，又有大批白俄回国，真的很担心他们的命运。” 也许，这是最初她不想去苏联的原因。
第六部分：体育场上又一个托里亚参加了田径赛跑（1）…（图）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是1920年5月开始筹建的。参加筹建的主要是中东铁路的俄籍和中国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地方的官商绅士。1920年8月5日，成立了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筹建协会，并召开了第一次筹建协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筹建协会的领导人：中东铁路理事会主席宋小廉将军担任名誉主席，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德·勒·赫尔瓦特中将任主席，中东铁路理事会副主席沃·德·拉其诺夫工程师为副主席。 1920年10月5日，举行第一次入学考试。 1920年10月17日，举行开学典礼。 1920年10月18日，开始上课。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史》
1951年，从牙克石回来不久的瓦莉娅，报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经济系学习。那时的哈工大还沿袭着俄罗斯的教学方法。 瓦莉娅仰慕这样的学府。那里有她熟悉的环境，尽管外教已经撤离了，但是还有许多定居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在那里工作。那建筑的气势，那里面的氛围，都是她所喜欢的。瓦莉娅还记得，当她第一次踏进这所大学的时候，就有一种莫明的熟悉与眷恋，恍若前世就曾来过这里。她说：“我大概就属于这里的吧。”1952年，哈工大从公司街的旧校址搬到西大直街66号的新校址。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但延续了俄罗斯建筑的艺术特征，庄重而又神秘。9米多高的多立克柱子，传承了希腊风格，挺拔地立在大门前。教学楼里有宽宽的走廊和楼梯，还有高大的窗子。那样的环境充满了文化底蕴，富有神圣感，让人留连。 瓦莉娅想：我一定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人才。瓦莉娅在1953年的秋季顺利地调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那天，她穿着一件柠檬黄、小碎花的布拉吉去报到，被安排到哈工大的工会做秘书。她非常喜爱自己的工作。1953年2月21日，瓦莉娅参加了在八区广场举行的哈尔滨大专院校冬季运动会，她获得了冰上舞蹈第二名。她还记得第一名是位波兰人。在那里，她用美丽的舞姿和高难的技巧赢得了众人的喝彩。晶莹剔透的溜冰场上，她穿着一身咖啡色的连衣裙。裙摆很短，像喇叭花一样绽放。白色的蕾丝领边和裙边，还有白色的贝蕾帽，活泼、跳跃。一头长长的鬈发飘着，伴她轻轻地起舞。那舒展的体态、流畅的音乐，那轻盈的转体、快速的翻跃，那热烈的掌声、尖尖的口哨声……她依然年轻，依然美丽，依然高贵，也依然自信。当她气喘吁吁地回到了观众席上的时候，突然有人用俄语对她说：“请到这边坐吧。”她看到一个俄罗斯人，觉得这人有些面熟。瓦莉娅很礼貌地坐在了他的身边。他是谁呢？
那人像老朋友一样，礼貌地向瓦莉娅点点头，然后什么都没说就认真地观看起比赛来。瓦莉娅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大概所有故事的开端，只缘于一句话、一个碰面，或是一件不经意的事。 转眼到了1954年的春天。 大学生春季运动会又召开了，瓦莉娅参加了田径赛跑。她和所有准备参赛的运动员一样，在操场上做准备活动。这时，传来了喊声：“托里亚！” 瓦莉娅抬起头四处看了看。 “托里亚！托里亚！过来。”那人还在喊。 远处有人向这个方向跑来。瓦莉娅定睛地看着，是托里亚吗？那个黑色的鬈曲着头发的托里亚？那个热爱运动的托里亚？那个在她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托里亚？ 她急切地望着。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她仍然按捺不住自己的目光。 这个人走近了，瓦莉娅看清了他，是他？在冬季运动会上遇到过他。他也叫托里亚？是俄罗斯人？ 这时，这个托里亚走得更近了。 他穿着一身蓝色的运动装，有1米75的个子，身材很好，很健壮。俄罗斯式的脸，略黄的头发，略黄的眼球。他向她点点头，从她身边跑了过去。瓦莉娅发现他戴着裁判员的标志。
第六部分：体育场上又一个托里亚参加了田径赛跑（2）…（图）
一会儿，他又转了回来，走到瓦莉娅身边，用纯正的俄语说：“你也参加比赛？” 瓦莉娅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