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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是广阔的蓝天，脚下是海水，空中充满了美妙的音乐。那是安息日早上的9点。岸边教堂的钟声，飞翔在安详的海上。“康狄孚尔狄”号进入了地中海边的威尼斯港。乘客们下到一种用人力划动的威尼斯平底船上。据说平底船上的船夫都是好歌手。他们长发披肩，白衣宽袖，十分英俊。我们请这位船夫唱歌，并答应他唱完后，由我们唱中文歌。他于是放声高歌，他那男中音的声调回荡在海上，真是异常动听。我们唱起《黄河颂》来回报他。
到了旅馆，我们放下行李，马上就去圣马可广场参观。那里地下、空中都聚满了鸽子，它们与人的关系非常融洽，随便地飞到人们的肩上。人们就一边走，一边取出花生等食品放在手心，喂养它们。广场两边的人行道上，在各种彩色的伞下，摆设着咖啡茶座，小提琴手拉着琴游走于茶座之间。沿着人行道店铺的门口，有钢琴师在演奏。真是一个音乐的仙境。杨慧敏和我穿着无袖的短旗袍，露着赤裸的双臂，走到礼拜堂的门口，看门人不让我们进去，因为我们不但没有用黑纱遮脸，而且还是赤臂赤脚的。我们团里的小伙子们一拥而上，与守门人谈笑，遮住他的视线，让我们两个人弯着身子，偷偷地跑进教堂。许多人都跪在教堂里，鸦雀无声。每一个忏悔室里都有人在祷告。女人们都用黑纱蒙住头。我们两个人在这个虔诚的空气里显得十分的不协调。谁也不相信，就是这个国家正在非洲进行着战争。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赴美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四）
我们两人走出了教堂，发觉我们那一群小伙子，仍然围在看门人身边，指手画脚，大说大笑。一群女中学生看到我们，就围了过来，问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我忽然发现，去巴黎的火车开车的时间快到了，那群小伙子也不见了。我们俩找不到回旅馆的路，甚至连旅馆的名字也不记得了。正急得要命，一个像来自美国的女人，很热心地领着我们回到了旅馆。一进门就发现尹保宇（后来是约翰哈甫金斯大学博士、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正在焦急地等候着，我们立刻拿起行李疾步走到火车站。上了正要开动的火车后发现，代表团其余的人都没有来。原来，他们都被扣押在车站的一间玻璃房子里面，因为警察发现他们的行李中有写有“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品。中国驻威尼斯的领事跑到车窗前面嘱咐我们：到了巴黎，赶快到中国大使馆找顾维钧大使，要他与意大利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在从威尼斯去巴黎的火车上，我看到了早在中学课本里就知道了的阿尔卑斯山，现在山头还有积雪。我喜欢法国的农村，它有五彩缤纷的农舍，田野里有鲜花，穿着漂亮的农妇们悠闲地在农舍前聊天。第二天早晨8时到了巴黎。车上有一个中国人来告诉我们，法国人的习惯是相互亲吻，你们不要感觉奇怪。于是，杨慧敏就趴在窗上看法国男女亲吻，然后大喊大叫。许多正要下车的人都盯着看她，这使我们感到尴尬。下车后，我们找到一家小旅馆。放下行李，尹保宇赶快坐下来给顾维钧大使写了一封信，并亲自送去。顾大使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被扣押的人全部放回来了，而我们从中国带来的所有反法西斯的宣传品被全部扣留。
小旅馆的房间很大，明亮凉爽。房内附设的卫生间里，只有洗浴设备，却没有马桶。这时，杨慧敏要上厕所，我赶快下楼找旅馆服务员。但我的法语别人听不懂，我只好用纸写出来，他们告诉我马桶在楼梯下面。后来，我要寄信，一直走到凯旋门，见到一个法国警察，我用法语讲了半天，他都不明白。忽然我想到法文与英文的“邮局”应该差不多，而且法文中的“邮局”这个词大概是属“阴”性。这样一讲，他居然明白了，马上指出前边不远处的一座绿色的房子说，那就是邮局。
我发现，世界名城巴黎的公共厕所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厕所就在人行道的中间，外面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厕所里边人的头和脚。我也很遗憾，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去参观当地有名的蜡像馆。后来，我被邀请去凡尔赛宫参加基督教国际会议。到了宫殿门口，一对日本基督徒夫妇前来欢迎我。他们表现得很有礼貌、很热情，但是我想他们恐怕是伪善者，我压着火，仍然尽力保持着礼貌。开会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发言中大骂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而且是真诚的，我很受感动。
第二天；我们那些被关押的团员到了巴黎，我们就一起乘上了美丽的“诺曼底”号邮船（曾获得过“蓝色带板”奖）前往纽约。船上的法国餐很有中国滋味。有一次午餐，上了一条大鱼，完全像中国的红烧鱼，味道十分好。我也特别喜欢法国的面包，色、香、味都很好。它们装在一个篾编的小篮子里，摆在餐桌中间，里面的面包每一块都不一样，又香，又漂亮，又松软。有一种完全像中国的银丝卷。不过我们的是蒸出来的，它们却是烘烤出来的。
我在“诺曼底”号船上的舱位在船的尾部，舱前没有遮拦，非常明亮。这间船舱里只有三个铺位，住着一个美国中年妇女、一个北欧的老太太和我。这个老太太带了一篮子的“臭奶酪”，是她精心制作、送给亲友的礼物。但是那种“臭”味令那个美国妇女实在无法忍受，北欧老太太出舱去甲板乘凉时，她就把这一篮奶酪放在舱口门外。老太太回舱，发现她的宝贝礼物不见了，十分焦急地四处寻找，并且口中叽里咕噜地说：“上哪儿啦？到哪儿去了？”那个美国妇女睡在上铺，就是不吱声。当老太太发现奶酪就在门外时，一边骂，一边把它往舱里拖。那个美国妇女顿时从高处跳下来，把篮子使劲往舱外拉，也是边拉边骂。她们彼此互骂，用了许多的脏字，连头上的筋都鼓起来了。篮子都快要撕成两半了。我用一本杂志盖着脸，等待着最后的胜利究竟属于谁。当她们闹得面红耳赤、汗流浃背时，我忍不住笑了。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美国之旅（一）
“诺曼底”号邮轮越过美丽的大西洋，抵达美国的东海岸，向哈德逊河入海口的自由女神像驶去。自由女神高举着自由的火炬，屹立在岸边，引起了船上乘客们心中对民主、和平、自由的向往。岸上军乐队的鼓声和号声响起来了。华侨来欢迎我们代表团的汽车，在码头上排成长龙。华侨们站在岸边，摇着国旗欢呼。我们被迎接到中国城，这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墙上贴满了标语，街心悬挂着很大的横幅，用中文写着“公理属于我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团结就是力量！”“最后的胜利必归于我们！”“中国人不流泪，只流汗与血！”华侨们沿着街道两旁排队站立，拍手欢呼，欢迎我们。他们的热情，感动得我流下了眼泪。我们来到一个豪华的酒店，接受宴请。女主人们都穿上了绣着梅花和凤凰的旗袍，男主人们穿上了整齐的西装。一共有十多桌，桌上都摆满了美味佳肴。我们代表团团长向他们承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在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上，宣传我们的正义和抗战的精神。
当天晚上，他们开车送我们到长岛出席开幕式。与会代表有五百多人，代表五十八个国家，而全部与会者一共有二十万人。会场是个临时的建筑，席位是阶梯式的。当我们中国代表团十六个代表高举国旗进入会场的时候，全场二十万人肃立致敬，拍手欢迎。纽约市市长拿瓜地耶首先致词。他的演讲非常精彩动人，直到今天我还能回想起他演讲时的容貌。然后主席宣布，全场静默三分钟，向中国抗日军民致敬。我顿时热泪盈眶。我们这个古老而贫弱的民族，被帝国主义欺侮了一百多年，现在站起来了，保卫自己并带头与法西斯战斗。会议到午夜12时才散。五百多名代表被送到纽约郊区华沙女子大学住宿，我们将在这里开八天会。为了各个国家的代表们彼此交流，所以在安排住房时，是错开安排的。我和一位印度女子医科大学的学生住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每个代表团的团长高举各自的国旗，五十八面国旗排成长队非常壮观，以进行曲的步伐走上主席台，旗帜在台上插成一个半圆。大会主席是一位美国姑娘，副主席是一位印度姑娘，她们很成功地主持了大会。每个与会者都戴上了耳机，会议用三种工作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汉语。每一个国家代表都讲了几句话。五百多个代表被分成许多组，每个小组不超过五十人，对政治、经济、宗教分别进行讨论。我参加的是宗教组，组长是天主教徒，一位美国的孤立派。他的和平观念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参加任何战争，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战争才会消灭。”我们这个小组里有一个国家的代表提议，在大会结束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带一份写好的大会宣言，给自己的组织，并说明：“日本的战争是侵略的，是非正义的。”而我们的组长坚持认为，我们的与会者不应该站在任何一边，煽动战争的火焰。但是有些人坚持：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不义之战。这位组长一再坚持他的想法。辩论了一整天，这个提案也未获通过。
第二天，我感到会议的趋势是向着孤立派的，就去拜访加拿大朋友。因为我知道他们中间有好多人的思想和我们中国人是一致的，我希望他们能来参加我们组的辩论，增加我们的力量。最后请来十多个加拿大朋友，他们辩论得十分有力。那个组长虽不大高兴，但是小组秘书是个荷兰人，非常快活，他站在我们这一边。忽然，一个日本青年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组长非常高兴；他以为他的力量加强了。于是就宣布，这个日本人的发言是最后的发言，之后就举手表决，而且特别留给这个日本人较长的发言时间。这位日本人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发言，说他坚决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并且提议想办法来制止这场战争。他十分赞成用联合的力量来抵制日本的侵略。组长最后只好宣布：“停止发言，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那位代表的提案，对日本发动的战争进行谴责。
大会闭幕以后，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个大型茶会。许多代表团都受到了邀请。美国代表团与加拿大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表示了极大的同情，邀请我们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旅行演讲，宣传抗日。还有一些欧洲和南美洲国家，也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当我们选派代表的时候，美国与加拿大代表团指定要我与杨慧敏担负这个旅行演讲的工作。最后，指派我与尹保宇去美国的东南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