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选派代表的时候，美国与加拿大代表团指定要我与杨慧敏担负这个旅行演讲的工作。最后，指派我与尹保宇去美国的东南各州，彭乐善与杨慧敏去西北各州。在美国的宣传完成后，我一个人再独自前往加拿大。其他代表被派往欧洲与南美洲宣传。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华沙大学告别了。当我从房间里取出我的行李时，立即被一群加拿大的姑娘抢走了，要我陪她们去纽约。她们是多么有趣呀！我同意了。上车以后，发现有五位姑娘挤在前面司机的位置上，将车后的位置留给一个青年男子与我。我就说：“前面挤成这样，警察一定会罚你们的，后面的座位非常空，你们至少可以过来两个人坐。”她们说，去纽约的这条路上，根本没有警察。我注意到，开车前她们把车上的后视镜转一个角度，使得前座的人完全看不到后座的人。那些姑娘给我介绍了那个男青年，他身材高挑儿，头发深黄色，眼睛大而黑，名叫艾伦·路根。我似乎在哪儿见过他。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在宗教组织会以及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茶会上，作慷慨激昂演说的人。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他愿意牺牲生命为中国正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奋斗。中国代表团的那些男代表们正在指指戳戳，眼睛望着我说：“还不如说这位先生是为了你而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我知道他们在逗我，所以没理会。车开了，我与艾伦开始谈话。一开始他有些腼腆，自我介绍说是安大略省汉默顿城基督教男青年团的干事。他问我的家是否住在美国。说：“我只是来开会的，我家在武昌，任务一完毕，我就得回去。”他就问：“那天拉你上旗台，大声地宣布‘这是我的姑娘’的那个人，他是谁？”我笑了，说：“那个疯小子，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又说：“为什么他今天不来接你去纽约？”我说：“他现在正在加拿大参加一个关于土地经济的国际会议。”他问：“你们要结婚了吗？”我说：“没有，他忙于学业，我忙于救亡工作。虽然我们已是八年的知交了。”他问：“他到美国有多久了？”我说：“两年。他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时，我们的小车已经到达纽约的国际公寓。我们俩都在这家公寓办理了入住手续。黄昏时，艾伦·路根来邀我去公寓的花园散步。我们坐在石凳上，我感觉到有一滴水滴到我的右臂上。我说：“在中国深秋才有露水，没想到西方的露水来得这么早！”月光通过树叶的空隙，照在他的脸上。我看见他眼睛里面闪着泪花。我很惊异，没再说下去。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美国之旅（二）
他说：“当他喊这是我的姑娘时，我看见你冲下旗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对自己说：她是如此美丽，如此有魅力，我必须征服她。从那时起，我千方百计来认识你。在那次宗教会和茶会上，还有几个其他场合，我都失败了。你就像一阵旋风，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抓不住你。那些姑娘真是好心人，她们为我创造了今天这个机会，但我总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给了他八年与你交友的机会，给我呢，连八个钟头都不到！但是，就在看见你的那一刹那间，你教育了我，爱是什么，为什么爱。我的假期后天就到了，明天就要开车回加拿大。你能不能大发慈悲，给我一年时间，来向你表示我的感情。我要用这一年来战胜他的八年。请你千万在这一年内，不要与他结婚，看到底是他还是我在爱情中更真实。”我对他说：“我尊重你的情感，我感到你是真诚的。但在人生中就是有一些不可能的事。最明智的还是忘记爱，建立友谊。友谊在我们之间可以无穷尽地发展，但爱只可能使我们立刻分离。”他叹息道：“上帝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第二天上午，艾伦·路根开车送我到纽约第11街张希先和唐锡朝的家中。张希先是我燕大同宿舍的同学，唐锡朝是清华一位很进步的学生。当时他们新婚不久，我因为等待旅行宣传的安排而暂时住在他们家。他们俩都是从小生长在美国的华人。唐锡朝是唐人街一份共产党报纸的主编，张希先在一家私人办的托儿所里工作。夫妻俩的收入很低，每月入不敷出。张希先的父亲是美国西海岸的一家大庄园主，缺乏远见，很反对他们的婚姻。没有想到那时很穷的女婿，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联合国的大使唐明照。当时他们家里穷得连一把椅子都没有，吃饭都是站着吃的。他们借了一张折叠床，让我睡在他们的客厅里。我住在他们家等待美国十四个民间团体为我们中国代表筹备旅行演讲的一切事宜。这十四个民间团体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干事是玛丽·瑞得小姐，她的办公室设在纽约第40街8号，借用的是美国青年团的办公室。委员会有一位先遣人员，是美籍墨西哥人，他负责事先联系、具体安排我们的演讲活动。
住在张家，我了解到，支援中国抗日的美国民众团体有援华会、美国大学女生联合会、美国青年团、中国之友等等。我还经常被一些美国家庭妇女邀请去出席她们的聚会。这些聚会轮流在各家举办。这些会是很有趣味的，邀请不同的人士来演讲，内容包括了政治、社会、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儿童教育与父母教育，开美术展览会，请音乐家来弹奏乐曲给大家欣赏。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节目委员会，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家庭妇女们去寻找合适的演讲者。
9月快结束的时候，通知来了，我们四个被指定的代表，要到纽约市政府大礼堂做第一次宣传演讲。那天晚上，男女听众们都是穿着礼服来参加的。据说，那一次入场券的价格很高。礼堂里座无虚席，新闻记者在其中穿梭。首先尹保宇教授在演讲中分析了战争的形势，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
第二个讲话的是彭乐善。他是青年会干事，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是地道的纽约腔。他的演讲非常活泼有趣，台下掌声不断。杨慧敏第三个发言，讲她送旗的故事。彭乐善担任翻译。那天晚上，夜色漆黑。她身穿男式的童子军服装，由苏州河的这侧岸边游向日本人的阵地。上岸以后，穿过日军阵地时被日军的刺刀刺穿了小腿，但她终于将国旗送到了坚守四大银行仓库的八百战士手中。之后，她又从苏州河游了回来。她上台演讲时，穿的是送旗时穿的服装，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小腿上痊愈后的伤疤。
我最后一个讲话。我往台下一看； 女性都是袒胸露背，男性则穿着燕尾服，打着漂亮的领结，吓得我把演讲词忘了一半。我讲得很糟糕，但是听众们还是礼貌地鼓了掌。讲完以后，一位姑娘来告诉我，有一位非洲的教育学家正在后台等着我。我立刻去了后台。这位非洲人是一位又高又大的老人，很慈祥地握着我的手说：“我热爱中国，我全心全意地拥护你们的抗战。我祝愿你的旅行演讲宣传成功，但你必须修改你的演讲词。你要记住，你的听众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要的是生动。你要讲难民的感人故事，你要讲伤兵在战地的故事，你要用这些故事把你的听众带到战场上和被轰炸的城市中去。让他们恨不得亲眼看到你所讲的情景。我明天一早，就要乘船回非洲去了，祝你成功！”我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了我的演讲稿。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但永远记得他的真诚和好意。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到波士顿，那是1938年10月初。我们惊喜地发现许多中学的童子军在火车站欢迎我们，他们奏起很美的音乐。我们思想上完全没有准备，不知所措。到了波士顿，我们四个人都有了进步。我演讲的时候，已经感到很轻松。之后，彭、杨二人就与我们分手了，到美国西北各州去，履行他们的任务。尹和我继续在美国东南各州，开辟我们的天地。一位中年的女士走到我的面前说，她是乌斯特市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从纽约一直跟随着我，担心我的演讲不成功。今天听了我的演讲以后，感到我一定能够把听众吸引召唤到中国这一边来。她说：“你的成功是没有问题的。我用不着再跟随你了。欢迎你到乌斯特来，它是你的第三个演讲城市。我代表全乌斯特的市民热烈地欢迎你！”她的话更增加了我的自信。
我在美国各地演讲的要点是：
一、正义是属于中国的。日本是侵略者，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是罪犯，日本人民是受他们的政府所欺骗的。
二、中国不是专为自己而战，而是在为全世界战斗。这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因为日本的野心，不仅仅是想占领中国，而是想占领整个亚洲。日本要和欧洲的法西斯联合起来，他们最大的野心是要占领全世界。
三、中国虽然仍然很贫弱，但我们有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而且中国的面积是世界第三。我们是联合统一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合作抗日的。团结就是力量。
四、我们不要求别国的帮助，但是我们迫切地要求别的国家不要去帮助日本。而直到今天为止，美国与加拿大还在经济上支援你们在道义上谴责的日本。美国95％的丝是日本丝，每当看到美国女士们脚下的丝袜，我们就像看到中国士兵的血从你们的腿上往下流。日本一双丝袜的丝可以赚七颗子弹的钱，来杀中国的士兵。我们希望你们的人民向你们的总统施加压力，要求他发出命令，禁运军火给日本，抵制日货。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美国之旅（三）
演说中，每当我说到“近一百年来，中国被全世界看成是东方的睡狮，现在这个狮子醒了，发现在它周围却是一个沉睡的世界”时，会场就会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美国人心胸宽大，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这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的。有一天，我刚讲完抵制日本丝袜，一个美国少女站起来大声喊：“我以后再也不穿日本丝袜了，”随即当场脱下了她穿的两条丝袜，又大声说：“别的做不到，这一点我想我们美国女人都能做到。”全场拍手赞成。
每次演说完，会议主席都要号召听众捐献钱和药品给中国的伤兵与难民，又致电罗斯福总统，要求禁止军火商运军火到日本，并要大家写信给当地的媒体，号召民众抵制日货。
有一天下午，我讲述了从难民口中听来的一个故事：一支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河北省的一个乡村，日本兵兽性大发，每强奸一个女人，就用刀割开女人的肚子，让血和肠子流出来，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开了。日本兵发现婴儿时，就用刺刀插进婴儿的屁股，高举在空中画圈，婴儿拼命地大哭，日本兵就疯狂地大叫大跳着。周围的日本兵都残忍地拍着手，也大笑大叫大跳着乱成一团。日本兵的心比狼还残暴，他们完全丧失了人性！
听众听完这血腥的事实，愤怒地站起来一次又一次举起拳头高喊：“打倒日本！”我悲愤地边讲边流下眼泪来。
所捐的钱物，都送到纽约欢迎中国代表委员会总会，再由他们转送到香港，之后交给宋庆龄。宋庆龄负责分发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究竟有多少捐款和多少捐物，我已记不清了。我们四个人这次走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