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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讲的那些传说，不用说是发生在日本有文字以前的。自从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输入日本以后，外来的制度文物，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日本的国民，不是皈依释迦，便是尊崇孔子。后来渐渐文明发达，组织进步，国家的力量，也就强大起来。丰臣秀吉【丰臣秀吉（1536～1598）日本战国末期武将。初为今川氏家臣的侍从，后为织田信长的家臣。1573年成为近江滨的领主。1585年任关白，后晋升为太政大臣，赐姓丰臣。1590年平定关东和奥羽地方，完成统一日本大业。1592年入侵朝鲜，被李舜臣的龟船舰队打败。1597年第二次侵朝，又败，死于伏见城（桃山）。】打平了国内群雄，战败朝鲜，日本的武功，已经到了极盛时代。德川氏【德川家康（1542～1616）江户幕府的首任将军。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成为政治势力独一无二的大名。1600年，在关之原大败丰臣阵营的石田三成等西周大名，奠定了德川政权的基础。1603年出任征夷大将军，开创了江户幕府。家康死后，江户幕府由其子孙巩固发展起来。】承续丰臣氏的霸权以后，政治文物，灿然大备。传入日本千余年的印度、中国的思想，已经和日本人的生活，融成一片。于是日本民族自尊的思想，遂勃然发生。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山鹿素行，在这民族自尊心的鼓荡里面，创起一个日本古学派。这一个日本古学派之学术的内容，完全是中国的学问，并且标榜他的学问，是直承孔子，他对于中国儒家的学说，连曾子以下，都不认为满意。对于汉唐宋诸家，尤其对于宋儒，更抨击无遗，以为宋儒的思想，是破坏孔子之道的异端。但是他却借了中国的学问来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们看他的著作，就晓得在方法上、理论上，都没有一点不是从中国学问得来，没有一处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却绝对两样。他是鼓吹“神造国家”“君主神权”。山鹿氏所著《中朝事实》一本书里面，把他的思想根据，也就发挥尽致了。再从另一方面，日本民间的信神思想，一方面受着中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受着佛教思想的感化，随日本统一的国力发展，渐渐脱却了地方色彩生出国家的色彩。而这一种新国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学美术的陶融，赋与以较为优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会性。后来日本种种进步，都要算是这一个时代的产儿。那些传说，是什么东西呢？不用说，就是中国子不语的“盘古王开天地”“女娲氏炼石补天”。我且把日本古事说里面开天辟地的一段，译了出来，别种传说的内容，也就可以即此类推了。
“天神下了一个诏书给依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两位尊神，要他把那个漂荡的国土，修理坚固，又赐他一根‘天沼矛’。这两个尊神，领了诏书，站在天浮桥的上面，把‘天沼矛’往下面海水里一搅，抽起来的时候，矛尖上的海水，滴了下去，积了起来使成了一个岛，这就叫做淤能碁吕岛。”
这一种传说，我们从他的象征研究起来，很容易明白是由男女生殖观念发生出来的，天沼矛就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征，而这一篇故事，无非是表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在古代思想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这一类的信仰，而在男系家族制度扩大起来的日本统治组织上面，更是很自然的事实，绝不足奇的。
第一部分第3节 皇权神授思想及其时代化
中国在孔子的时代，封建制度渐渐破裂，交通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一方面打破了旧国家观念，一方面产生出人类同胞的世界思想。这时已经打破了许多传说的迷信，抛弃了君主神权，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从此刻兴盛起来。日本到了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这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实，除却了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进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唐的气象。他是一个岛国，而且在文化历史上，年代比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现，才渐渐打破，直到德川时代，造成了统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基础。如果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看来，日本的维新，则和秦汉的统一足以相比。
这一个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治者阶级，以为皇帝的大权宝位，是天神传授下来的。和德国凯撒说他自己是天使，德国民族是天的选民，一样荒唐。那些军人和贵族，他们的地位既由传统而来，当然也一样迷信部落时代的传说，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识上，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的人，为维持阶级特权，也决不敢便说这些神话是假的。今天还活着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七八十岁的老人们，本来脑根里面所装的，只有一些封建时代的故事，不用说除了这种迷信之外，再也没有他自己的个性精神，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我们看山鹿素行讲到中国的学说，只推尊孔子，把汉以后的学说，看作异端邪说，我可以晓得他们复古情绪中所含的创造精神了。此时他的范围已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得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那些倡王政复古的学者，虽然是各方面都有，汉学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动的主力，还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且把素行学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详详细细的看起来，就晓得日本维新史的“心理的意义”在哪里了。《坐狱日录》里面有一节说：
“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决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当初天照皇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的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他们的皇统怎么样，我是不晓得，却是日本皇统的运命，就是和天地一样长寿的。”
和吉田松阴同时的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藤田东湖，他也是以神权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说“天地的发源，人类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历史家汉文学家，叫赖山阳，著《日本政记》《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统学问系统，是比较纯正的儒家，所以纪史断自神武。但是到底还要列一个什么神什么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这些荒远无稽的事实抹杀，也没有对于这些记载，下过一点批评。日本维新，得力于山阳的文字甚多，而藤田东湖，又是维新前期从思想学术上鼓舞群伦的大学者，而他们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讲的，是关于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种观察，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以来，逐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国”的这一个字，在此时只是作藩国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谓之国家迥殊。社会的阶级，也就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西历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为那些藩国，不但是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萨木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个“侍者”的意思。俗语叫做“家来”，也是如此。就这些事实看来，“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他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的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决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