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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4节 封建制度与佛教思想
日本六十年前封建时代的社会阶级制度，差不多是现代的中国人所梦想不到的。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宣传了许久，但是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僧侣的本身，都带着“萨木来”的臭味。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工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把天龙八部人非人的观念，应用在阶级的制度上面，也就觉得阶级的存在，没有什么不应该。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易的。在日本语言里面，有很多话是从前佛经的用语来的，然而和佛语的本义，完全两样，譬如两人相打的时候，常用的“畜牲！觉悟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在日本的纯文学里面，去看佛教的感化，材料是多得极了。本来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一大部分是由佛教来的。最初的留学生，十个九个都是僧侣。他们借用中国文字记述日本语言，造出一种所谓“假名”来。“假名”这两字的意义，已经是很深长的了。而最初所制的“伊吕波歌”就是很纯正的佛教诸行无常的思想。文字排列之巧妙，实在是很值得称赞的。我们再看日本人的饮食，他们能吸收去的中国食品制法，实在都是僧侣的常食品。如像豆腐、豆腐皮、豆腐衣、豆豉、咸菜、麦麸种种。现在的日本人忘记了，以为是日本的特产。中国人到日本的，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来历，然而我们可以确实晓得，这是完全由僧侣吸收去的文化。
在民间的文学里面，在贵族的文学里面，我们都看得出很多的佛教关系来。就是日本最古的一种“能乐”，这是和“神教”有密切关系的，而他们后起的谣曲，有许多题材，是采诸佛教里面的故事传说。可是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佛教思想，绝对和中国的两样。他们的佛教，在贵族里面，确是含着不少积极的牺牲的精神。而在民间方面，又含得有不少的人情世态的趣味。比起中国艰苦而枯寂的佛教来，的确是大不相同。
印度的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日本以后，我们看得出，明明白白，分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神佛对立的时期。本来日本人是崇拜神教的，神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宗法社会里面必然应有之义的祖先崇拜。这一种拜神思想，本来是很幼稚的。然而部落的权力，渐渐扩大，到得诸部落统一于一族的时候，当然要生出一种调和的理论，组织的体制来。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国文化传入之后，才有统一和组织的工具。于是中国敬天敬神敬鬼的思想，给他们的神教，充实了不少的内容。然而这个时代，中国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的道德文化，同时输入进去了。并且佛教的输入，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当然不是容易调和的。一个是世界无差别，一个是九族分亲疏；一个是冤亲平等，一个是正名定分严体重刑。此时神佛两教，在输出国的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冲突期，在输入国的日本，更不是容易调和的了。
然而久而久之，应于他那社会的必要，不能不想出种种的调和方法来。“历史上的后进文化上的先进的佛教”便运用着很微妙的经义，造出一种“本地垂迹说”来。在实际的势力上，要把幼稚的拜神信徒，拉到佛寺里来，便先在理论上，把佛教的信仰投降到“神”的威力下去。某神就是某菩萨的体现，这一种的混合信仰，便由此而生了。这是第二个时期。
日本人如果是弱者，如果四围有了强固的信佛威力，这神教的信仰，或者就会绝灭了。然而四围的情况不是如此，日本国内的情况也不是如此。所以随着汉学的进步，封建制度的完成，与武家势力的膨胀，日本古学派哲学突然创兴起来。直到日本维新的时代，日本民族一方面抛弃了“日本三岛的封建制”而加入“地球的民族封建制”下去活动，一面就很严密地定出神佛的区分，这是第三个时期。由对立而混合，再由混合而对立，这是两个很大的变动，他们应该从里面学得许多的教训罢！
第一部分第5节 封建制度与社会阶级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都是藩主的。不能有“姓”，不能带刀。这种现象，还是中国三千年前的制度，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治者阶级而外，其余的人，都不承认有完全的人格。此外还有一种第四五层阶级的最苦人民，叫“秽多”“非人”，是完全驱逐到人类生活以外的。那些武士，往往制了一把新刀，要试验刀的利钝，可以随便去找了一个“非人”杀。而最奇妙的，就是连这特殊的阶级制，也借用着佛经中的用语。此种残酷的社会组织，和治者阶级的残酷习惯，可以证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浅与程度之低了。秽多非人这一个阶级，至今还是存在，近年来日本社会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叫做“水平运动”，就是这一种特殊部落的民众争自由的运动。将来日本革命的烽火，恐怕是这一种民众做最先头的部队了。
有一个贵族院议员叫杉田定一，他是从前自由党的名士，民国五六年时，有一天我去访他，看见他的书房里供着一个孔子像。他对我说：“这个孔子像，是很有来历的。我家里本来是农民，我的父亲是很慈善的。想到智识这样东西，人人都应该要有，就请了一个有学问的汉学先生，在我家里教村中那些农民念书。被藩里的武士们晓得了，说我们读书是僭越，就把我家抄了，教书先生也赶走了，种田的权利也没收了。这孔子像还是在那时候拼命夺出来的。那个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了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许多的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他这个议论，我以为很的确。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两种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够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而我们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材料，来证明唯物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的全部事实。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第一部分第6节 日本人与日本文明
日本自从平源执政以后，争权杀伐，没有一天休息，战事的事越多，武士的权力越是强大。到了德川氏的时代，幕府的权势，非常巩固，各国诸侯势力，又能够保持均衡，所以大家都是注意保守自己的地盘，不愿意从事战争。文学哲学，当然随着平和的幸福，发达起来。一种是古学派神权思想的复兴，一种是荷兰学问的输入，一种是汉学的发达。古学派神权思想的根源，前两段已经大略讲过了。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只是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纯日本学派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去学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思想，在德川时代，可以叫作全盛时期。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里面，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如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中村惕斋，都是努力鼓吹“仁爱”的。从制度上看来，这种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和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氏时代统一的政治，使全部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达，和明治初年民权思想的发达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近代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例。而这仁爱观念发展的原因，全在于政冶的统一和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组织的整理。现在日本的治者阶级系统，都由封建时代的“萨木来”直传下来的。明治时代的教育主义，标榜一个武士道，更是因袭封建时代的食禄报恩主义。一部明治维新史，如果只把表面的事实，作为研究的材料，或者只注意他最近几十年的事实，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是不对的。因为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倘若哪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的运动，决计不会成功。即使四围的环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间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间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决不是从外面输入去的。
日本有许多自大自尊的学者，往往欢喜把“日本化”三个字放在脑筋里，不肯放弃，动辄喜欢讲日本的特殊文明。这种观念，当然不脱“日本的迷信”。日本的文明是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的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同取了出来，赤裸裸的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吐蕃差不多。文明本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的。但是我们也要晓得，这一种自尊心，也是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