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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指挥员中间发生了争论：守军到底应该怎样行动——是突破敌人包围和本军汇合，还是保卫要塞。据说，祖巴乔夫言辞异常激烈地反对撤退的意见。“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所以必须保卫要塞，”他坚持道。”我们的军队不可能撤离很远——他们马上就会回来。一旦放弃要塞，将来就得重新夺取它。那时我们又怎么向战友和指挥部交代呢？”
他的语气是这样的坚定，对我军迅速打回来又是这样的坚信不移，因而说服了其他指挥员。由于他的坚决要求，从《第一号命令》中删除了“迅即撤离要塞”的字样。决定在要塞中央核堡继续进行防御，这样祖巴乔夫就成了保卫战的一个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
老实说，他、福明和其他指挥员很快就意识到，战线已经转向远方，不能再指望从围困中被解救出来。计划被迫改变了——如今守军采取了各种突围措施，祖巴乔夫又成了突围战斗的积极组织者之一，只是多次突围未能奏效，——敌人在兵力方面的优势实在太大了。
在战争打响后的这些日子里，大尉和福明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友情。这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是刚毅果断、雷厉风行的军事指挥员，一个是善于思考、稳健谨慎的政委。他们相得益彰，使保卫战的进行既有勇敢精神又有深思熟虑的计划，既有坚强的意志又有冷静的头脑。他们俩几乎形影相随，指挥部每一个新的决策都是他们共同思考和讨论的结果。甚至负伤也在同一时间——当德国鬼子的一颗手榴弹飞进了窗口，在司令部的房间里爆炸时，福明的手臂被炸伤，祖巴乔夫头部挂彩。两天以后，指挥员和政委及一些战士同时被压在废墟下面，两人又一起被俘，只是福明被叛徒出卖，就地遭到枪杀，而祖巴乔夫幸好未被认出来，他和战士们一起被解往战俘营。
直到找到加夫里洛夫少校后，我才进一步了解到关于祖巴乔夫后来的遭遇。
原来，一九四三年在德国哈麦利斯堡的军官战俘营里，他见到了自己从前的副团长。加夫里洛夫从一个被俘人员口中得知，祖巴乔夫就押在战俘营邻近的一个区里，于是便请他把祖巴乔夫叫到铁丝网跟前来。
祖巴乔夫来了，这两个人——老共产党员、国内战争参加者、战场上的苏军指挥员，现在被折磨得瘦弱不堪了。命运使他们身陷囹圄，中断了来往，如今被分隔在铁丝网两侧，他们对视着流下了悲痛的眼泪。加夫里洛夫含泪说：“祖巴乔夫，咱们两个没有尽到责任啊。一个是团长，一个是副团长——两个人都成了俘虏。”
这时哨兵来了，两人只好分手。加夫里洛夫发现，祖巴乔夫步履艰难——看来他有病，虚弱到极点了。
稍后，从一个前哈麦利斯堡的囚徒那里得知，祖巴乔夫在战俘营里染上了肺结核，于一九四四年病故，由被俘的战友就地安葬在战俘营里。只差一年他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虽然从战争的最初时刻起到最后的弥留之际，他始终坚信胜利必将到来。
第四章 克拉斯诺达尔的三个朋友
在克拉斯诺达尔市郊的一条小街，住着三个朋友——普扎科夫、别索诺夫和加伊沃隆斯基。童年时代，他们是城市里的三个普通孩子，顽皮，好斗，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于一番冒险事业，在院子里踢起球来不要命，在体育场看球赛口哨吹得震天价响，在库班河岛水扎猛子是拿手好戏，偷偷钻进别人的果园去摘苹果更是家常便饭。
他们仨在同一条街上长大，上学是同窗，下课形影不离，长大了之后又一块儿进同一家工厂工作。后来又同期入伍，三个朋友就这样来到布列斯特要塞，在步兵第四十四团军械修理厂服役。
长大后，三个朋友变成了性格迥然不同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情。别索诺夫是个急性子，好发火，是个 郁型的人物，受不了离开家的滋味。布扎科夫却完全相反，他稳重沉着，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和团足球队队长，几公里的行军和全副武装的军事越野对他来说简直算不得一回事。而加伊沃隆斯基从小就有一个滑稽的雅号叫“玛尼亚”，是个乐天派、电影迷，也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在三个性格不同的朋友中间，似乎总处于优越的中间派地位。
这三个伙伴到了部队也同参军前在克拉斯诺达尔一样，事事都在一起。为了在训练中节约炮弹，他们设计了一门训练专用大炮，谁也说不清这个点子究竟是谁先想出来的。
这个设想确实非常巧妙，在老军械机师科托卢科准尉的帮助下，三个朋友完成了设计。当这张小小的图纸送到团长加夫里洛夫少校手里之后，引起了他的兴趣。三名军械员奉命在军械修理厂把设计图付诸实现，然后当着指挥员的面试验训练火炮。
两个星期来他们一直为自己的火炮制作和加工零件，终于制成了第一门火炮。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三个朋友在工厂里试验了自己的发明，第二天就将在靶场进行正式试验了。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看来试验后大有希望得到指挥部颁发的奖金，再不就是短期回家度个假，三个人早就巴望着有这么一天了。
这美妙的前景本应该使他们产生无比兴奋的心情。要是说布扎科夫和加伊沃隆斯基．倒还真是喜气洋洋，心情振奋，可别索诺夫到了傍晚时分却突然感到郁郁不乐，在伙伴们一再追问下，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心里这样闷得慌。
人的预感问题是一个科学还无力解释清楚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种感觉是存在的，尤其是那些神经质的、心情不稳定的和敏感的人则更是如此。不仅是一个别索诺夫，还有许多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也告诉过我，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就在战争爆发的头一天晚上，他们都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这个战祸即将爆发的夜晚显得异常宁静。在夏夜漆黑深途的天幕上，硕大的星星在睡意朦胧地闪着光。没有一丝风，暖洋洋的空气中飘散着茉莉花淡淡的香气，在穆哈维茨河畔隐约可以看到白花花一片盛开的荣莉花丛。
那天傍晚，到底为什么很多人都感觉到恰如人意识到灾难降临时的那种无法解释的压抑、不可言状和难以排遣的忧郁心情呢？莫非就象牲畜对暴风雨和地震的来临会作出反映一样，人们由本能地意识到那雷电交加的战争乌云已经临头？这团乌云正在附近布格河对岸，在那片绿色的草原上，在那河边的灌木丛中越聚越浓，在那边，德军炮兵正在火炮周围不失时机地忙碌着，完成最后的准备。人们仿佛觉得，要塞里的空气不仅充满着茉莉花的甜美馨香，而且充满了未来四年战争暴风雨的电荷，它的头几道闪电当在拂晓时闪现。
那天晚上，别索诺夫的感觉正是如此。他思念起家乡的亲人，突兀而生的惆怅撕心裂肺，仿佛周围的一切都阴森无望了。
他甚至没同加伊沃隆斯基一道去看电影，虽然那里上映《契卡洛夫》——一部他早想一睹为快的影片。布扎科夫也没去——他以前看过这片子。他俩先在要塞里散了一会儿步，又在穆哈维茨河边坐了一些时候，听着远处传来的乐曲——工程兵俱乐部里正在举行舞会，接着他们就回去就寝了。临近黎明别索诺夫醒了，走到营房的院子里吸口烟。四周不知为什么异乎寻常的黑暗：连哨所的窗户都没有光亮，捷列斯波尔塔楼顶上往日彻夜长明的红星也熄灭了。
司令部值班的准尉发现了烟头的红色火星，来到跟前停了下来，他看了一下别索诺夫的面孔，认出是他。
“活见鬼，整个要塞不见灯火，”他唠叨着，”可能电站出事故了。”
不过这不是事故。伪装的德军破坏分子已经在要塞活动，切断了照明电缆——离战争只有个把小时了。
别索诺夫回到营房，又睡着了，随后就被一阵爆炸的隆隆声惊醒，耳边是伤员的叫喊和呻吟，眼前是浓烟和烈火，坍塌的墙壁和天花板搅起了冲天的石灰粉末。别索诺夫、布扎科夫顾不上穿好衣服，就和大家在营区里懵头转向地跑了起来，想找个躲避炮火和死神的藏身之地，直到准尉科托卢科跑来，主动承担了指挥任务，这种混乱局面才有所改变。
这时他们才发现，只有他俩在一块儿，不见加伊沃隆斯基的踪影。他俩赶忙跑回睡觉的房间，发现他还在床上，弯腰坐着，双手捂着肚子，眼睛里露出乞求和恐惧的目光。
他俩把他放倒在床上，察看了伤势。弹片划破了肚皮，不过显然没钻进里面——伤口不长，看起来也不深。没找到绷带，他们从一个已牺牲的战士身上脱下衬衣，结结实实地包扎了伤口。包扎过后，加伊沃隆斯基不但能站起来，而且还能走路。他愁云顿消，拿起步枪，和其他战士一起行动了。
要塞保卫战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开始了，当人们在等待自己军队到来的时候
，简直是度日如年；而当人们展开激烈的战斗、肉搏和对射的时候，一切又仿佛白驹过隙，一纵即逝。他们时而从地下室窗口向外射击，抵抗德国鬼子的冲锋，时而嘶哑地呼喊着“乌拉”，迅速追歼逃命的敌自动枪手，奔跑着持刀猛刺；时而在活地狱般的空袭爆炸中，趴在地上连气都不敢喘，心都要提到嗓子眼来了；时而在战斗间隙爬向废墟和尸体狼藉的大院，在德军士兵的背囊中搜寻子弹和食物。三个小伙子象从前一样，始终一起行动，加伊沃隆斯基也从不落在战友后面——虽然他的伤口不时作痛，可是并没有妨碍他的行动。他就那样肚子上带着用衬衣包扎的伤口去执行任务．甚至同敌人拚刺刀。
第三天，当他们趴在穆哈维茨河畔的废墟中时，遭到德军狙击兵的射击。德国士兵占领了一个极为有利的阵地，根据各种情况判断，他能窥见第四十四团、第四十五团营区很宽的一个地段，一旦有人不慎从废墟中探出身来，就会碰上子弹。一个半小时的工夫，十来名战士被打死打伤，可是狙击兵射击的位置却一直没有暴露。
三个朋友隐蔽在一堆碎石烂瓦后面，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对岸绿色的灌木丛林。后来科托卢片科准尉也隐蔽到附近来了，他用刺刀挑起钢盔慢慢举起来。立刻一发子弹啪的一声打在上面，穿出一个洞来。
恰在这时，布扎科夫偶然抬眼望了一下，在对岸一棵大杨树浓密的枝叶丛中，有个东西稍微动了一下。他开始仔细观察，终于发现，在茂密的树冠中间有一个黑点儿，不知是什么东西，他持枪仔细瞄准，扣动了扳机。
一个身穿丛林伪装衣的家伙呼地从上面掉了下来，把树枝砸得喀嚓喀嚓直响，摔在树跟底下一动不动了。废墟里高呼起“乌拉！”，朋友们跑过来拥抱布扎科夫，五分钟后，指挥该防御地段的上尉爬过来了。他问明是谁干掉了狙击兵，把布扎科夫的名字记在笔记本上，还答应等我军部队一到，立即呈请上级奖励。
可是，第二天别索诺夫就遇到了不幸。当他贴近营房半倒塌的墙壁匍国前进时，一发重迫击炮弹在身边爆炸了。他被掀起来，又重重地摔在地上，尔后被齐根倒塌的墙壁压在下面。
若不是布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