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第二天别索诺夫就遇到了不幸。当他贴近营房半倒塌的墙壁匍国前进时，一发重迫击炮弹在身边爆炸了。他被掀起来，又重重地摔在地上，尔后被齐根倒塌的墙壁压在下面。
若不是布扎科夫很快发现他失踪，被压在瓦砾下面无法呼吸的别索诺夫准会长眠不起。尽管这时德军炮弹仍在他倒下的地方不断爆炸，布扎科夫仍旧设法找到了自己的战友，把他从倒塌的墙壁下救了出来，拖着爬回了地下室。
别索诺夫好不容易才恢复了知觉。他受到严重震伤——耳朵聋了，也不会说话了。他躺在地下室里休息了三天，两个朋友常来看望他，给他弄来了几片面包干或是几口浑浊的穆哈维茨河水。后来，他的听力和说话功能稍有恢复，又能站起身来了，便同战友们又投入了行动。
他们也是同时被俘的，那时已到了七月初，枪里头一颗子弹也没有了，身上也和别人一样滚得军装破烂不堪，浑身泥土。他们被饥饿和口渴折磨得疲弱不堪。最难熬的是加伊沃隆斯基；伤口溃烂了，身体显然已虚得要命。伤势如此严重，他还是坚持战斗了两个星期左右，简直是奇迹。甚至在战俘的队伍里，他也自己挣扎着走路，只是有时精疲力尽了，布扎科夫和别索诺夫才从两侧搀扶着他。
当他们被带到布格河边时，让他们喝了一次水。战俘们都跳到河里，象牲口一样把头插进水里，直喝到肚皮涨得象一面大鼓，水都漾出来了这才罢休——这种多日的干渴似乎是无法消除的。
后来战俘路经一些波兰农村，村妇给他们送来了面包和蔬菜，可是警卫人员驱散了他们，并惨无人道地枪杀了饿得没有一点力量、无力继续前进的战俘。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离布格河不远的一座村庄，里面住的都是俄国人：全村居民涌上街头，看着这些生命垂危、脚步迟缓的士兵，妇女们失声痛哭，面包、黄瓜和西红柿接连从押送兵头上飞进俘虏队伍。不管德国鬼子怎样逞凶，在这个村子里，几乎每个战俘都得到了一些吃的。
在布格河对岸，就是那座令人毛骨惊然的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的集中营，幸运的是他们在那里关押的时间不长，就转到一个准备押往林区的伐木队。尽管敌人警戒森严，他们干活的工段又围着铁丝网，但他们仍决心逃跑—一人们传说马上就要把战俘押往德国，所以不能再迟疑了。眼下离布格河很近，可以回到祖国，如果从德国往回跑，那可就困难重重了。
可是，能参加逃跑的只有两个人——布扎科夫和别索诺夫。加伊沃隆斯基步履艰难——身体愈来愈虚弱。当战友们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时，他忧伤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伙伴们，祝你们一路顺风，”他说。“我已经不能随你们走了。如果我能活下来——以后再相见吧。只是希望不大了…”
朋友们互相拥抱，眼中泪如泉涌。三个人都明白，加伊沃隆斯基已经不可能返回家乡了。三个朋友第一次分手，而且知道这是最后的诀别。
第二天快要收工时，林区的暮色降临了。别索诺夫和布扎科夫佯作捡拾碎木片，躲到铁丝网远处的一角。隔着灌木丛哨兵没有发现他俩。他们急忙钻过铁丝网，在森林里拼力跑起来。直到跑出很远，浑身没劲了，才停住脚步。
两天后，他俩侥幸在一个波兰农村里搞到了农民的农服。波兰人还给了他们一些食物。但是两个逃跑者知道，他们是走不远的——两人疲惫已极，瘦弱不堪，和附近的村民差别过于明显，不管是谁，一眼就能认出他俩是从战俘营逃出来的。必须暂时隐蔽在一个可靠的地方，多少吃点好的。恢复一下体力，然后再渡过布格河。
于是，朋友牺想起了他们被押往战俘营时途中经过的那个俄罗斯村庄。当地村民曾那样真诚感人地对待战俘，所以他们完全可以指望在这个村于里会得到殷勤的接待。
他们来到村里，发现果然没有想错。从村长到村童——全村人象亲人似的接待了他们。在安排他俩头一天过夜的茅舍里，不时挤满了客人——每个人都想和苏联人聊聊。妇女们络绎不绝，带来了各种食物，当她们看到逃亡者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时，边哭边叨咕说：“哎呀，可怜的孩子！哎呀，那些该死的，看把你们折磨成什么样子啦，作孽啊！”有一些长者也来了，他们打听完两个朋友从哪儿和怎样逃出来之后，突然问道：“孩子们，跟我们说说，德国人为什么跟你们动手啦，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原来琢磨的可不是这样啊。我们寻思，希特勒只
要敢动一动你们，他马上就要完蛋的。打仗第二天，我们就等着红军打到布格河这边来，可为什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呢？”
他俩无法回答这些长者，这两个普通战士自己也搞不明日，为什么一切会是这样。
不过，他们一面大口喝着菜汤，嚼着甜馅饺子，一面还是作了解释：“等着吧，老爷爷，再过些日于我们的军队会打过来的。”
几个长者和村长商量了好一会儿，往哪儿安排逃亡者。他俩不能住在村里：虽说这是个孤零零的村落，但是它靠近主要公路，德国人时常开车进村，并且已向村民宣布，谁隐藏了逃亡的战俘，对他要严惩不殆。
所以第二天两个朋友就被带到村外，在一片僻静的小村林里有几处新挖好的土壕和土窑。
“看吧，全村人干了一个星期，”带他们来的村长说。“这是我们给自己修的避弹工事，没派上用场。我们寻思，这地方离边界太近，希特勒一攻打你们，咱们的大炮马上就要打倒，那时候我们这村子怕也要遭殃。所以决定给自己挖个土壕——可以躲在里面，等红军打过来。可是一直没等来——一发炮弹也没落到这儿来。”
他俩被安顿在土窑里，村妇每天给他们送吃的来。
两个在要塞里一直忍饥挨饿，后来又身陷囹圄的朋友，头几天怎么也吃不饱，吃起来似乎没够儿。一个村妇送来一小桶汤，两人一会儿就喝得点滴不剩，接着还会这么痛快地把另一个村妇带来的一大罐奶油粥吃得精光。有时他们自己也担心，吃这么多东西会不会撑死，可是极度虚弱的身体需要食物，所以他们还是不住嘴地吃……
到了第四、五天头上，他们才觉得饱了。但是由于长期受饿，现在又患了一种奇怪的病症，就是杰克·伦敦在小说《生之欲》中描写的那种病。象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他们总觉得饿，总觉得马上就会断食，吃的东西又会匮乏，所以必须多多储藏。这是一种本能的兽性的恐惧，是他们忍饥挨饿所引起的心理变态。热心的村妇仍象头几天那样带来许多食物，虽然这两个朋友现在已吃不完，可每次都照收不拒，生怕别人断了给吃的，他们又要挨饿。
一个村妇送来一锅汤，他们感激而又贪婪地赶紧把它拿过土窑。第二锅汤送来了——又被拿了进去。带来的馅饼、甜馅饺子、薄饼——全都送进土窑存了起来。
第二天该把铁锅、铁罐还给村妇了，可要把那么多东西吃掉，即便是一头大象也无能为力。于是只好把剩下的东西倒出去喂狗，装出一副把东西全吃光了的样子。村妇们哎哟哎哟地惊叹着，不过还晕按时按顿地送来装满食物的大钵和铁锅——这个村子不穷。只是狗都跑到逃亡者的土窑附近来了——大部分食物都进了它们的肚子。朋友俩仍象头些日子那样，非常担心得不到大量吃的。
这种病态逐渐消失了。他们的身体得到了恢复和休息。于是村长给他俩找来一个向导。他们告别了殷勤好客的主人，第二天便到了布格河对岸。
他俩有时在农民家里于活，有时设法慢慢往东走，流浪了整整一冬。一九四二年末，在巴兰诺维奇市附近，别索诺夫遭到警察逮捕，又被押回了战俘营——先到波兰，后到德国。不久他又出逃了。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一九四五年春在克拉科沃市附近遇到了我军，在军中服役到一九四六年。
布扎科夫同朋友分手之后，一年后流落到平斯克地区，加入了著名游击队员费多罗夫领导的一支游击队。一九四四年游击队编入正规军，一九四五年三月攻击布勒斯劳时，列兵布扎科夫身负重伤——失去一只手臂。
直到战后别索诺夫复员回到克拉斯诺达尔时，朋友俩才重逢。可是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了，加伊沃隆斯基正象自己所预料的那样，已在战俘营里故去。
第五章 佩带红星勋章的上尉
一九五五年，我在克拉斯诺达尔第一次见到布扎科夫和别索诺夫，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个关于佩带红星勋章的上尉的有趣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保卫战第。天，要塞已处在严错的封锁之中，德军占领了一二五团驻地，隐蔽在紧靠穆哈维茨河的要塞墙上。他们多次企图过河突入中岛，但营房窗口的火力每次都迫使他们又退了回去。
天近傍晚，双方的机枪不时仍在对射，不过在夜幕降临之前，紧张激烈的战斗渐渐平息了。
突然所有的人——隐蔽在防御阵地里的观察哨和射手们——都警觉起来。对岸，德军占领的要塞墙脚下，灌本丛中闪出一个人影。打这边可以看见，那人身着军官制服，手里拿着转轮手枪。
他钻出树丛，两步跳下河岸陡坡，把手枪插入枪套，猛地扑到水里。他双手用力划动了一会儿，游到了我方岸边。射手和机枪手担心他是奸细，所以便瞄准了陌个人。不过，对方仿佛发觉了。
“不要开枪！自己人！”他喊了一声，迅速地上了岸，跳进了最近一个营房窗口。
随后，德军机枪发出爆豆般急促的响声．不过为时已晚。
此时，在整个营房一线，始终紧张观察着泅水者的战士们高呼起”乌拉”。各房间的战士都跑向这位陌生指挥员进入的房间。
别索诺夫和布扎科夫也匆忙赶了过去。指挥员身旁围着一群战士，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身上的水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朋友俩一眼认出这个上尉；他们同在一个团服役，以前常常见面。他没戴军官帽，但穿着一身军官制服，腰上紧紧扎着皮带，肩上斜挎着武装带，胸前佩带着一枚红星勋章——参加芬兰战争的奖赏。
上尉喘息了片刻，从枪套中拔出手枪，用手帕把枪仔细擦拭干净，然后微笑着环视了一眼周围的战士。
“我说，你们这儿情况怎么样？不太妙吧？”他问道，然后抬手指了指城市方向，补充说：“那边的情况也不妙。我军暂时在撤退。”
“上尉同志，您是从城里来？”有人好奇地问。
“是的。好不容易才到了你们这儿。到处都是德国鬼子。现在要和你们一块儿拼了。”
他开始拧干制服。关于一个“当官的”只身冲出德军包围圈来到要塞的消息，已经在防御阵地传播开来，战士们纷纷来到这个房间。
“有指挥员吗？”上尉突然冲大家问。
人群中站出两个人：一个穿一件很脏的衬衣，另一个身着士兵服装，没扎腰带。
“我俩是中尉，”其中一个说。
上尉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俩一番，轻蔑地冷笑了一声。
“中尉？”他嘲讽地又问了一句，“看不出来。”但他立刻换了口气，生硬威严地说：“限你们二十分钟整理好军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