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的阐述。“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 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学者，体育之研究与实践不过是一个例证。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在第一师范时期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他主持学友会，为全体同学服务。主办夜校，为失学的工人服务。他的抱负与理想，总是力求付诸实践，而且常有凡俗之不敢为的举动。他在《 讲堂录 》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从旧的《 民报 》中看到两个学生旅行全国一直走到打箭炉（按即今四川康定）的记载，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于是在1917年的暑假，邀了当时在教小学的朋友萧子升徒步旅行。他们像旧时的“游学先生”一样，不带一文钱，穿着草鞋，背着包袱雨伞，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在这次漫游中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物，特别是贫苦的劳动者，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毛泽东的实践家的品质高于他的理论家的品质，这一点在他学生时代就有非凡的显露。 还应该提到一件可以看出他的胆识的事情。1917年11月，段祺瑞政府所委派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在桂军谭浩明部压迫下弃城逃走，长沙一时成了真空，一夕数惊。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身份领导了护校活动，“学生自愿军”手持军训课用的木枪，“分夜逡巡，警卫非常”。北洋第八师王汝贤部奉令增援傅良佐，一天晚上该部的一支队伍到达长沙近郊，因不知桂军入城没有，不敢贸然前进，在距离学校两里地的猴子石徘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于是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几支真枪带头，扼守妙高峰制高点。在苍茫夜色中，毛泽东指挥这一支只有木枪的队伍切断通道，形成了包围圈，警察在山头鸣枪，同时大放炮竹虚张声势，迫使这支北洋军缴了械。当然，这事也跟倾向直系的王汝贤不愿为皖系的傅良佐出力有很大关系，但毛的过人胆识毕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正式发表的论文以及笔记之类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这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括的说明。一方面，以民主的思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明显倾向为主的杂学庞收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坚定的反帝、反军阀、反封建。这是学生时代毛泽东的思想的主流。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主流，一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他就能够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学生时代的毛泽东（7）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来说，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论作为封建时代思想体系的孔孟学说，或是康德的先验论哲学，或是乌托邦主义，同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必须彻底清理早期所受的思想影响，清理这一堆思想的混合物，这是一个何等艰巨的任务。列宁在20岁时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2岁就写了《 什么是“人民之友” 》一书。这是许多不同的条件造成的。俄国与西方联系多，中国与西方长期隔绝。在中国内部，湖南又是一个极为闭塞的省份。列宁出生在一个民主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毛泽东只有在克服了父亲的反对之后才能念一点书。更重要的，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资本论 》已经有了俄译本，特别是俄国出现了普列汉诺夫这样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列宁能直接阅读马恩的原著。这些条件毛泽东都不具备。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马列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更是30年代后才陆续翻译过来。历史注定了毛泽东以及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先要接触那些欧洲已经过时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不破不立，不破除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不能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当年在较短的时间内，克服了十分驳杂的思想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异乎寻常的艰难。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可是由于思想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少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发生“沉重的负担”这类感叹。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两年，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读书计划在那里自修，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则应付了事，甚至根本不去上课。教师们都能谅解他，把他当作一个特殊的学生。对于一个有自学能力的好学的人来说，自修，也许是一种最好、最有效地利用时间的学习方法。不少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人，都有过这种独立自学的经历。马克思在柏林大学，9个学期中只选修了12门功课，甚至这12门课他也很少去听。他选修法学的课程不过是作为研究历史和哲学的一种附属修业。正如梅林说的，“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的灌输的话，就是20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1｝ 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同青年马克思颇有近似之处。 1918年6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在1920年6月7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从此，毛泽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随即进行了组织新民学会、组织勤工俭学等等活动，开始了他投身革命洪流的新阶段。 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这些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胆识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特别用功、好学深思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如此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不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天青年一代学习的。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六年私塾（上）…（1）
《三字经》和《幼学琼林》
从1893年出生到16岁，毛泽东一直住在家乡湖南湘潭韶山，这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山村。他家世代务农，父亲是一个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的富农，家教很严，一心想让儿子懂点文墨，会打算盘，好继承家业。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坚决要求，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一生经历。他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①。他进私塾是在1902年。 根据韶山纪念馆在本地多年调查搜集的可靠材料｛1｝，毛泽东8岁以前，寄居在湘乡外祖父家，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有家塾，他常去“旁听”，能随口背诵几句课文，还能脱手写字。这种自幼聪慧的资质，深得舅家的欢心。8岁回到韶山读书。从1902年到1906年之间，毛一共在韶山附近四个私塾上过学。1902年在韶山南岸，启蒙老师邹春培；1904年在韶山关公桥，塾师毛咏生；1905年至1906年夏，在韶山桥头湾、钟家湾，塾师周少希；1906年秋，在井湾里，塾师毛宇居，因离家较远，读寄宿。1906年末至1909年夏，停学在家，白天同长工一起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自己仍坚持自学。1909年秋至1910年夏，说服父亲后，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复学，塾师毛简臣、毛麓钟。 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 根据所有这些回忆材料，毛泽东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值得记述的情况： ——毛氏家族认为《百家姓》、《增广贤文》等是俗书，发蒙从《三字经》开始，读过《幼学》；继而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后来读过《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等；在最后一个塾师处，还读过《纲鉴易知录》和古文等。 ——天分高，记性好，会背书。读书不出声，只见嘴巴动。老师点多少，就能背多少，还能默写出来，并学会了查《康熙字典》。读书很认真，不乱走动。回到家里，除帮杂活外，总是看书。夏天晚上蚊子多，就在床头放盏灯，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从小就有“格”，文质彬彬，“十来岁就有大人格”（同学们有这种印象，大概同毛自幼长得较高大有关）。 ——写字要自己写，不描红字，学过欧体。根据他后来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手迹看来，他还学过二王字帖（王羲之、王献之）。 ——自幼喜欢游泳，老师外出时，小伙伴们就下池塘玩水。有次老师回馆看见了，让他们作对子代处罚，对不出来再打手板。出边是“濯足”，毛应声即对以“修身”。对对子，是作律诗作骈文的基本功。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诗人毛泽东最早表现出来的才气。 ——他并不喜欢读这些经书。旧时私塾，老师只点书，并不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他最喜欢看的是《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说唐》、《说岳》这些杂书。私塾的规矩，认为这都不是正经书，不许学生看。他总是偷着看，甚至在课堂上将正书放在上面。毛宇居发觉后，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都背得出来。《水浒》、《三国》中的故事，英雄好汉的行为，他同样记得很熟，常同小伙伴们讲这些故事。 ——开始学作“破题”文章，作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帮助同学作文。当时已废科举，塾师大概也只会先教学生如何“破题”。“破题”是八股文的首段，要用几句话讲明题旨大意。这时文章的水平如何，现在找不到可资证明的资料，但从1912年作的一篇“史论”来看，前此三四年作的文章，跟这篇非常出色的文章，想必相去不远。因为1910年在湘乡东山高小读书时，他写的文章也是得到老师和校长称赞的。自幼聪颖，很会写文章，这样的评价对这个将来的文章家、大手笔，看来是恰当的。 ——有的塾师喜欢体罚，打学生； 父亲也因不服管教，打过儿子。毛泽东的个性自幼特别倔强，为此作过英勇反抗。有一次逃到山中，转了3天3夜才找回来；有一次以跳塘威胁父亲，从而赢得胜利。这样，使老师和父亲以后不再使用这种教育手段了。 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分士农工商四民，“学以居位（做官）曰士”。要做官，非通经籍、应科举考试不可。朱熹注的四书，从元朝以后即定为科举用书，成了法定的教科书。农工商子弟读书，一般不是为了应科举，而是为了略识之无，便于记账之类。于是，他们另求简便之路，便有蒙学——儿童的启蒙用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