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坐下来和我们闲聊起来。他问我在伦敦做什么。我说，看社会。他笑笑，不解地又问，有什么看的？我说，太有了。他没有再问。
派克喝着威士忌。我从正面直视他，那英俊宽阔的脸上神情很严肃。它让我想起德国波恩贝多芬博物馆前的贝多芬雕像，那是一座一看就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雕像，而且每当想起那尊雕像，都能与命运交响曲联系在一起。眼前的这位派克，蓝色的眸子里传递出的一种与音乐结缘才有的神秘感，迫使我去探究他。
“你为什么要作曲？”我主动发问。
“启发人们去思考。”他简洁地回答。
“我喜欢古典音乐，特别是那些不是太沉重的古典音乐，像肖邦、贝多芬、李斯特、勃拉姆斯、舒曼、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我一口气说了一大堆人名。
“你生活在一两百年前，我生活在现在，我的音乐表现的是现实。”派克说。
“和古典音乐相比，对现代音乐，我几乎一点不懂，有的现代音乐很难理解，很狂躁。你的音乐是后现代音乐，那么什么是后现代音乐呢？”我又问。
“你可以去看我的网页，那上面有介绍。”他拿出纸和笔写下了他的网址。
喝完了威士忌，派克站起身和我们道别。派克走后，爱丽丝告诉我，她认识派克很多年，他和一位法国女友，住在酒吧斜对面一幢昂贵的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晚上回来，我马上打开电脑，上网查看派克的网页。我仔细地浏览他的背景介绍。他毕业于伦敦大学，主修哲学。后来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单簧管。毕业后一直从事音乐创作、演出和钢琴家教。网页上，转载了大量报纸杂志对他音乐的评论文章。关上电脑，我似乎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单相思状态中。
第二天，我一个人到了酒吧，不为别的，就为能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再见到派克。我坐在一个朝向窗外的位子，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进入酒吧的人。8点多钟，派克来了。我主动和他打招呼。他从吧台买了一杯威士忌后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位子上。我心里有些激动，又想尽量掩饰心中迅速增长的对他的爱慕，但还是按捺不住先开口了，“昨夜我查看了你的网页，真没想到你是一位前卫的音乐家。”派克边喝酒边讲述起他的生活，似乎并不想谈音乐。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出生在伦敦，父亲、祖父都是律师，他没有兄弟姐妹，曾有过一位从事美术创作的女友，并有一个女儿。现在，女友和女儿都在美国，女儿已经结婚，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派克点起了一支烟抽起来，显得有些忧郁，像在思念女友和女儿。
“你应该到中国去举办音乐会，后现代派音乐对于中国听众来说，也许是很新的东西。”我对派克说。
“我需要钱，很多演出赚不了什么钱，销售音乐碟也不容易。做钢琴家教，有时赚钱不少，但要看人脸色。一次，我教一位贵妇的儿子弹琴，后来，她突然终止了合同，原因是她的婚姻出现问题，她甩给我1万镑。钱不少，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我不愿受人摆布。”派克讲着，我仿佛看到那些伟大的音乐家们都曾经历的艰难的画面。
音乐家似乎都肩负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看着派克那双大大的方型厚手，就知道那就是为钢琴而生的。看着他，我又一次陷入痛苦的单相思意境中。
一会儿，派克对我说，“你等一下，我去拿一盘碟给你。”然后走出酒吧，直奔街对面那老房子的家。十几分钟后他回来，递给我一张碟，“你回去听一下，里面是我的代表作品。”
晚上回来，打开音响，放入音碟，音乐响起……钢琴的演奏带来一片宁静，静得有些压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现代音乐就是要给人以强烈刺激，而派克的音乐却恰恰相反。由他自己作曲、自己演唱、自己配器的音乐，每一个音符都是他心底之声。音乐结束后，我不想再听，它产生的死一般的静，正好让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早上起来，我强迫自己再听一遍派克的音乐，以便晚上能与他谈听后的感受。这次我坐在音响旁，一动不动从头听到尾。突然我感到一种极度的来自音乐的失望情绪，这是昨晚听时没有感觉到的。许多不和谐音出现在过于缓慢低沉的旋律中，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也许他的音乐很棒，但我无法理解它。音乐结束，关掉音响，我好像是在受着压抑的煎熬，心情一下变得很不好。这种音乐我绝不想再去听它。
晚上又见到派克，我们坐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他还是喝着威士忌，我喝着爱尔兰的黑啤。我把碟还给他，“感谢你让我知道什么是后现代音乐。”我说。
“你的感觉怎样？”他看着我，用浑厚纯正的男中音问我。
“钢琴的音质是一流的，音色极其优美，那一定是一架很好的琴。音乐太静，太悲了，像葬礼曲，或失败之歌，这样的音乐听多了会影响情绪，产生负面影响。”我直截了当地说。
“你说对了，那是架古钢琴，祖父留给我的。”他低声讲完，没有再说话。那一晚，我俩静静地喝着酒，没有情绪再谈音乐，我被他的音乐彻底打倒。三天里我对他产生的那种“单相思”骤然降温。音乐让我从他那强壮的身躯、英俊的脸庞和为钢琴而生的大手这些优越的外表中，探测到了一颗深藏的悲凉的心。
我要逃脱他，就像逃脱他的音乐一样。我不愿与阴郁为伍，我喜欢快乐和阳光的性格。
第四章在马球俱乐部
在马球俱乐部
At a polo club
在英国，马球是一项贵族体育运动，参加赛马或马球赛的人，都需要有很高的骑马技术。而高超的骑术，需要经过长久的训练，当然也需要花费大量金钱。马球用的是良种马，喂养、训练也不是少量资金能做到的。
夏季雨后的一个下午，我到汉姆马球俱乐部（Ham Polo Club），观看那里举行的一场马球表演。俱乐部位于伦敦西南，距海德公园仅8英里，建于1926年，是英格兰最老的俱乐部之一，也是目前伦敦市内仅存的马球俱乐部。
这天，马球场外的草坪上停满了车，场内湿漉漉的，球场边有一排白色厚帆布搭建的帐篷，面对球场的一侧是透明塑料窗，另一侧是一排有白色遮阳伞的长长看台。从帐篷一侧的大门走进，里面是白色的世界：白色的帐篷，白色的地砖。吧台边几位小姐正在为来宾递上香槟。20张铺着淡黄色桌布的圆桌上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杯、套盘和闪光的刀叉。每张桌子上有大盆的鲜花和粗大的蜡烛，显然比赛后是烛光晚餐。
人们站在窗前，举起酒杯望着窗外，等待比赛开始。这时，主办人突然向大家宣布，由于雨后赛场潮湿，草场泥泞容易造成赛马受伤，比赛取消。整个帐篷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嘘声。显然，大家对这个决定表示不满。人们付了昂贵的门票费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马球赛。但没有办法，保护赛马很重要，一匹赛马价格昂贵，如果受伤，将给俱乐部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天公不作美，只好认倒霉。这时，服务小姐殷勤地斟满每一位客人的酒杯，并端茶、咖啡和小点心，让大家先享用。马球赛变成了下午茶。
7点钟晚宴开始，客人就坐。菜开始上桌，尽管菜做得十分精美，可望着窗外那空空的绿色赛马场，还是让人失望。还好坐在我旁边的一对夫妇很健谈，让我有些郁闷的心情变得明快起来。那对夫妇，先生是英国人，夫人是东方人，开始我以为她是中国香港人，后来她告诉我，她是马来西亚人，叫苏姗。她不会讲广东话，也不会讲普通语，我们只好用英语交谈。苏姗50多岁，瘦瘦的，梳着齐耳短发。她是护士，在一家私立医院工作。她的先生做房地产生意，是马球俱乐部的会员。苏姗常常跟先生一起到俱乐部，参加这里的一些社交活动。没有马球赛的晚餐，有苏姗坐在我旁边，是不会寂寞了。她说她喜欢厨艺，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评价菜肴是她的嗜好，但不太会做饭。
闲聊中，我悄悄地问苏姗，你是怎样认识你的先生的？她神秘地看着我说，在医院。我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惊奇。她继续说，我当时在一家私立医院做护士。我的一个病人，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住在我看护的一间病房里，当时病得很重，她的三个儿子常常轮流来看望她。不久老人去世了，我帮他们处理了老人的后事，三个儿子很感谢我。老人的小儿子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们成了亲密朋友，不久结了婚。他后来告诉我，老人临终前对他说，这位护士人很好，你一定会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30年过去了，我一直和先生相处得很好。苏姗讲述她的故事时，我不时侧过头望着她的脸，那种对于生活的满足感是发自内心的。
苏姗的先生一直静静地听着夫人的讲话，没有插话。我问他，你与夫人之间是否存在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难以沟通的问题？他笑笑说，几乎没有，我夫人的英国文学功底比我还深，她在马来西亚读的是英文教会学校，那时，她已经读了不少莎士比亚的著作，有些我都没读过。我的母亲是私立学校的校长，她就喜欢苏姗这一点。母亲对我说过，没有几个东方女孩子像苏姗那样，读过那么多莎士比亚的书。
我又问苏姗，在伦敦你是否有许多马来西亚朋友？她说，几乎没有。我有点不解。她继续说，开始有几位马来西亚朋友，和她们在一起就是谈论吃。休息日到中国超市买菜，回来后花几个小时做饭，时间都花在吃上了。而先生的朋友们都有许多不同的爱好，这些爱好让生活变得精彩。比如，我先生就喜欢鸟，听见鸟鸣，就能知道是什么鸟在叫。他还喜欢骑自行车旅行、划船、品酒、养鱼。我家花园的鱼池中养了20几条一米长的日本种鲤鱼，颜色鲜艳，都是稀有品种。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我们有一幢别墅。每年冬夏季，我们就要到那里去住一段时间，我们和村里的人相处得很好。有一次，我们已经卖了那幢房子，搬到海边去了。可后来我们又搬回了那里，我们的感情已无法离开那个村庄，每次去那里，都是为了去享受十几年来与村民建立起来的友谊。
苏姗慢慢地讲着，她的丰富阅历全部写在她那曾经很漂亮、现在仍然风韵犹存的脸上。她说，为了让生活更有意义，她现在虽然生活优越，但每周还要到私立医院去做三天护士。她的两个女儿都在读大学，一个在牛津，一个在诺丁汉，都住在学校里。家里现在很冷清，先生时常邀朋友到家里一聚。她邀我下个周末到她家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并参观她和先生一起收集的稀有蝴蝶标本。
马球赛虽没看上，倒在这里结识了一对有意思的夫妇。他们让我感受到中西文化结合所产生出的一种独特魅力。
第四章谈判桌上的恋情
谈判桌上的恋情
Love over the negotiation table
在湖畔公园的咖啡馆喝咖啡时，认识了萨顿女士。她60多岁，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