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不凡的文学才情
早在金陵大学时期，余光中就开始在南京《大华晚报》投稿，发表过两首旧体诗；转学厦大时期，短短几个月内，他在厦门当地的《星光》、《江声》两报，至少发表过六七首诗，七八篇文学评论。1995年，《联合文学》七月号有《青年余光中的文学发端》一文，作者朱双一叙述如下：
四十六年前的一九四九年春至夏，余先生因躲避战乱转学至厦门大学，短短数月内，在此地报纸副刊上至少发表了六七首诗作，其中包括稍早写于南京的处女作《沙浮投海》。更令人惊讶的，该年七至八月间，余先生密集地发表了七篇理论批评文章和二篇译文，其中涉及一场以他为一方主将，过招三数回合的文学争论，单就为文的频率和速度，就可一窥年方二十一的余先生不凡的文学才情。这些文章充分显示了余先生文学起步时的艺术观念、知识积累和某种文学传承，此后其理论和创作自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与这些早期的文学基因仍有割不断的联系。
1981年，《余光中诗选》出版时，诗人在自序中这样写着：
三十三年前一个秋晴的黄昏，一少年坐在敞向紫金山的窗口，写下他的第一首诗，题为《沙浮投海》。那时候他没料到，这一生他注定要写很多作品，很多和《沙浮投海》不同的诗……紫金山上的枫叶红了几十次，却没有一片能飘到他的肩头。他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他的诗，要在亚热带的风雨里成长。
少年余光中，因为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颠沛流离经验，所以倾向杜甫、孟郊、贾岛而至新月派的臧克家。
在厦大半年，外文系主任李庆云教余光中英文作文，李教授批改作业非常认真，对他启迪很大。有一次，李教授和学生们座谈，仿效孔子命学生各言其志。轮到余光中发言时，他不假思索就说：“我将来要当作家。”
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余光中随父母来到台湾。在这座岛上，他将右手写诗，左手为文，合创“蓝星诗社”、翻译《凡高传》、编辑《蓝星》周刊……一砖一瓦建造他的“文学王国”。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浪子回头
到高雄后，余光中一共出版了四本纯散文集，依序是《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凭一张地图》、《隔水呼渡》、《日不落家》，其中游记占很大篇幅。
余光中和范我存是一对放眼世界的夫妻，从早年开车横越美国以来，对旅行一直热爱。余光中外出的机会相当多，应邀讲学、演讲、评审、开会，已经是家常便饭，而自从1976年去伦敦出席国际笔会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去不同国家参加年会。1990年他获选为中国台湾笔会会长，更不能缺席了。早年，四个女儿排队出生，范我存牺牲了许多外出旅游的机会。到了香港时代的后期，孩子大了，她乃终得自由。佩珊说：“我在香港念高中时，就常站在门口对着要出远门的妈妈说，‘早点回来啊！’”
愈到晚年，余光中文学活动愈多，尤其是两岸交流之后，来自大陆的邀请激增。难得的是伉俪老而弥坚，体力充沛，脚力惊人，年轻人都望尘莫及。范我存对新鲜事物都有浓厚的兴趣，她的摄影器材配备齐全，袖珍的傻瓜相机，复杂的专业相机，摄录影机不一而足，可说是余光中的专用摄影师。她沿途所摄，正好补余光中笔记之不足，而成他写游记之“信史”。
他们在国外尽可能自助旅行，尤好租车作逍遥之游。“带点冒险，不知道下一站吃些什么，住在哪里，这才有趣！”余光中潇洒地说。
到任何国家，他们都是凭一张地图，余光中开车，决定了行程，研判了沿途的城镇，由范我存掌看地图。不会开车的范我存方向感却是绝佳，能充分配合丈夫。于是一人转运方向盘，一人核对地图，无远不至。
余光中是个认真的人，即使是旅行，也不稍轻忽，行前不但详阅相关书籍，甚至尽量去学该国语文。有一年他们去西班牙，余光中早早就把西班牙语学入了门，并且笑对妻子说：“想跟我去，就得先学一点Espaol哦！”
对于观光团，余光中向来不羡慕：“观光客不足以言游记，要谈游记，先得做个认真的旅人。”因此，他非常推崇徐霞客的才学和毅力。1982年，他就写了四篇长文畅论中国的游记，依次是《杖底烟霞——山水游记的艺术》、《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论民初的游记》。
从1958年初次赴美开始，余光中这40年来，出境旅行已多逾百次，近20年来，更为频繁，最高的纪录是一年六次。他的足迹遍及五大洲，要知道他去过哪些地方，不如问他还有哪些地方尚未去过。
余光中对旅行绝不轻忽，他的人生基调原就认真，所以旅行也抱着学习的态度，去探访作家、艺术家的故居、文学作品的背景、博物馆、美术馆、城堡、大教堂，尽量开拓视野，汲取文化，想司马迁见了，也会首肯。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参与舞台剧
1990年8月，台北某剧院首演王尔德名剧《不可儿戏》。余光中伉俪坐在第一排贵宾席上，这出戏正是根据余光中的译本演出。
译者是个王尔德迷，一直欣赏王尔德式的幽默，决心把王尔德的四大喜剧都译成中文。《不可儿戏》早在1983年余光中居港时就已译成，1984年在香港由杨世彭指导香港话剧团盛大演出，结果连满13场；1985年该剧卷土重来，又在香港连演14场，也是场场满座；同年夏天移师广州，又公演了三场。
1990年8月17日至27日，由新象艺术中心制作的《不可儿戏》舞台剧，由杨世彭自香港远来导演，聂光炎负责舞台设计及灯光，主要演员有刘塞云、刘德凯、毛学维、周丹薇、赖佩霞等。
翌年5月，邵玉珍将这出戏搬到高雄演出三场，“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德堂2300个座位座无虚席，甚至连走道上都站了观众。导演换成了黄以功，演员也换成张冰玉、沈孟生、李烈、康殿宏等。
《不》戏演出成功，余光中很开心。于是邵玉珍乘胜追击，央求余光中再接再厉，翻译《温夫人的扇子》，计划1992年分别在台北、高雄演出。
余光中首肯了，并且表示最慢三个月就能完成。于是邵玉珍就欢天喜地去向文建会、高雄市当局申请经费。不料此时，96岁的余超英病了，余光中经常要去医院探视父亲，其间又要应邀出访，翻译的进度就落后了。邵玉珍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催余光中，换来的却是一连串的诉苦：“你看，我的事情这么多，又要出访，又要跑医院，任何单位发个公文给我，就叫我去开他的大头会，我怎么有空？”
其实，发牢骚已经成了大忙人余光中的习惯，他是典型的嘴硬心软，虽然口中埋怨，却又盛情难却地答应了人家，所以永远忙碌超载。邵玉珍到后来也看出余光中其实是个性情中人，只要能缠，总能磨出个好结果来。
《温夫人的扇子》终于在1992年完成，脚本顺利地交到演员手中，同年10月底及11月初，分别在台北、高雄各演三场。虽然起初余光中属意刘德凯饰演男主角，但是黄以功坚持用他的班底，余光中也不再坚持。
由于前两次演出都很成功，余光中在1995年又完成《理想丈夫》的中译，并且再度交给邵玉珍。不过这次是由邵执教的台湾艺术学院学生担纲，不论在制作、演出上，都逊色很多。而且当时的舞台剧已由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等接领风骚，传统舞台剧已经式微了。后来余光中每逢去女子高中演讲，总不忘送该校一本《理想丈夫》，另一方面也是有意炫耀女儿季珊设计的封面。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解构了乡愁
1987年11月，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与观光，融解了冰冻近40年的两岸关系。
其实，早在1980年，范我存就已难抑乡情，独自从香港回去大陆探亲。经过岁月的摧残，亲人大多飘零各省，只见到了少数。范我存不胜欷殻В馗酆蠖杂喙庵行鹗觯己苣压！ �
1992年9月，余光中应北京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之邀，前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纪念中西两位诗人诞生两百周年。这是他阔别大陆43年后的“破冰之旅”。
在此七年前，余光中曾在《联合文学》发表了长达五万字的论文《龚自珍与雪莱》，对这两位同年同月出生的大诗人，从遭遇、人格、风格等各方面抽丝剥茧，均有详细研究。因此，这次演讲自然是驾轻就熟。趁演讲之便，余光中当然不会错过故宫及长城，事后各写一诗以记。
小时候从没去过北方，因此他的乡愁里并没有北京。43年后，初次回到大陆，似乎不如想像中那么激动。但是，内心深处沧桑自多。从此以后，他就屡屡往来于两岸，从事文化交流，而他的乡愁题材也逐渐改调，甚至开始解构了！
离开北京后，余光中又转往珠海，参加“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1994年6月，他参加苏州大学召开的“当代华文散文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会后转赴上海，由当地作协接待，会晤了作家柯灵、辛笛、罗洛。这三人他在香港曾经初晤，并不陌生。柯灵对余光中的散文，十分推崇，辛笛对余诗也颇肯定。
1995年，余光中终于回到厦门，参加母校厦门大学74周年校庆，并在中、外文系各演讲一场。46年前，厦门曾经留下他年少的足迹，在逃难的过渡期，他在厦大借读了一学期。从市区到厦大，沿海要走好几里路，当年是母亲惜子，拿出微薄的积蓄，买了一辆英国兰苓牌脚踏车给他。唉，母亲，现在已和父亲一穴双墓，安葬在碧潭的永春祠堂。
重返母校，校园依稀如旧，只是人事全非，教过他的李庆云老师早已作古，没想到当时的校长汪德耀却仍健在。在校庆典礼上两人重逢，恍若隔世，两头银发忘情相拥，激动异常。诗人对厦门仍深具记忆，因为他的诗文最初是在厦门的报端发表，并非来台湾才开始。
回母校厦门大学参加校庆并演讲。摄于外文研究所前。１９９５年。
回台后，余光中发表了《浪子回头》：
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
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
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一百六十浬这海峡，为何
渡了近半个世纪才到家？
当年过海是三人同渡
今日着陆是一人独飞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一穴双墓，早已安息在台岛
只剩我，一把怀古的黑伞
撑着清明寒雨的霏霏
不能去坟头上香祭告
说，一道海峡像一刀海峡
四十六年成一割，而波分两岸
旗飘二色，字有繁简
书有横直，各有各的气节
不变的仍是廿四个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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