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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莎身上终于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电话铃忽然响了。沙莎破例让我接。拿起话筒，听到的却是汪总的声音。他要我赶紧将衣服送到楼顶上。
放下沙莎，我抱着汪总的衣服爬上楼顶。只见汪总披着一面床单蹲在角落里。他将短裤穿好后才告诉我，本来王婶心已软了，偏偏不知哪个女孩打手机找他，王婶听见女孩的声音后，扔了一张床单，让他裹上滚蛋。
我也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告诉他爱情可以追寻，婚姻则完全是命运安排的。汪总穿上衣服，让我将床单还给王婶，他什么也没说就下楼走了。
回到屋里，沙莎听了我最简短的叙述后，脸上毫无表情，隔了一阵才问我想不想继续。我说不想，她就跑到客厅里，将电视机抱进房里一个人看起来。后来她还伸长腿让我给她修修脚趾甲。
第二天上班后，老赵将电话打到办公室，让我去他那里一趟。我去了门卫室后，老赵问我昨晚是不是有个姓李的厂长上家里来过。见我点头承认了，老赵就提醒我小心点。这人从前同他做邻居，是个心狠手也狠的家伙，凡是他给了别人的好处，回收时没有十倍的效益，他就同人翻脸。
从老赵那里出来时，我看见那个在黄孝河路卖花的老太太在门口张望。她刚要往里走，又突然匆匆离去。一会儿钱主任出现了。看见钱主任，还要咳嗽的老赵连忙将嘴巴捂住。钱主任专门给老赵送热干面来。热干面是她亲手做的，她说老赵一辈子就喜欢吃她亲手做的热干面。
我径直到九楼找沙莎。一出电梯就听见她用软软的武汉话在向谁发嗲，进门后才发现是局长。局长的模样像是已不计较我们抢了他女儿的房子了。沙莎后来告诉我，局长是来告诉人事处，弄一个名单，然后安排这些人到鸡公山和九宫山去避暑疗养一阵。局长问了我杂志社的事，我知道他是礼节性的，所以就礼节性地回答几句。
趁着没人，我将老赵的话对沙莎说了。沙莎像六渡桥一带摆地摊的女人，见到巡警来也只是不慌不忙地一卷货物，走到旁边避一避。她眨一下眼，让我放心，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光明正大的。
她盯着我说了句：“我们现在是相依为命，对不对？”我说：“我怕你腐败了。”她说：“腐败要有资格，我还不够格。”离开沙莎，我在电梯里碰见师思。她眼圈有些红肿。电梯到站后，见她不动，我愣了愣，随后将电梯门关上，然后电梯爬上顶楼，在那儿我将电梯门用脚顶住，不让它运行。这时我问师思怎么啦，师思抱着一摞校样，偎在角落里不肯说话，也不见流泪。
我说：“你一定有事。发生什么了？”好半天后，师思才说：“我要坐牢了。”说完，她走出电梯，顺着安全梯往回走。
09
我还没从师思的话中清醒过来，就得到父母亲双双从黄州来武汉找我的消息。来不及通知沙莎，我赶到新华路长途车站接他们。父亲站在车站门口，一只手紧紧牵着他那从未来过武汉的妻子。看到我时，他惊喜一下，马上就沉下脸。只有我的母亲仍看着我像当年从她体内脱落出来时一样，笑得合不拢嘴。在出租车里，父亲迫不及待地训斥我，连结婚这大的事都不同家里说，弄得他们很被动。对此，我无话可说。幸亏他们对我和沙莎的房子比较满意。特别是母亲，她望着正在制冷的空调怔了一会后，告诉我，能在武汉安这样一个家不容易，要知足。她还摸着沙莎的照片说这是一个靠得住的姑娘，过好日子是没问题的。
沙莎知道消息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回来了。她对我的父母比对自己的父母客气多了，都能与我们交欢时的温柔相比。沙莎回来的路上，已顺带将菜买回来。武汉女孩就有这个本事，越忙越能显出她的思路清晰，想让她犯糊涂，除非有本事灌她三小瓶黄鹤楼酒。
我母亲也是个好婆婆，见到沙莎就夸个不停。甚至不惜说她讲的武汉话比黄州话好听。对于沙莎做的菜，母亲更不惜溢美之词，说自己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酸辣豆芽和豆瓣喜头鱼，就连一碗普通的蕃茄蛋汤也称赞了两次。母亲当然不忘顺带说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几样菜。沙莎极有耐心地听着我母亲的唠叨。不过，她还是不留情面地拒绝了母亲想去她家看看的要求，尽管当时母亲刚送给她一枚金戒指。
母亲和父亲在这儿的时候，钱主任带着老赵上家里坐过两次。邻居家串门，这在城市里已经是不多见了。钱主任这样做显得有些反常。钱主任第二次来串门时，还带上自己煨的一罐藕汤。母亲临回黄州时，特地嘱咐我，要关心一下邻居老赵，他和钱主任一起过得并不幸福。
沙莎待我父母应该说不错。她力主将装了空调的房间让给我父母睡。我们睡另一间房。刚享受过空调的舒适，回头再用电扇，号称不怕热的沙莎也受不了。父亲和母亲只在我们这里住了两晚上。第三天中午，沙莎回来吃饭时，发现自己的唇膏被人用过。本来好好的，她一下子就变了脸，毫不客气地说：“妈，你要用唇膏我可以另买一支给你，别用我的。唇膏是不能共用的。”母亲当即麻木了。沙莎说出来的这些文字是不要紧的，关键是串起这些字的语气。沙莎同师思都一样，急促起来，语气吓人不说，连眉眼都会竖起来。
下午四点，父亲在新华路长途车站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钥匙已放在茶几上，门已反锁好了，家里有事，他们得急着回去。我知道这些全是因为那唇膏。下班后，我当着沙莎的面将那支唇膏扔进锅里，恶狠狠地要熬一锅汤灌进沙莎肚子里。沙莎一点不含糊，舀了一碗汤便要喝，见这样子我又软了。
刚好这时，老赵不知为什么在门外独自说了句：“谁叫我是男人！”夜里汪总又来求情，沙莎让我将老赵叫上，在家里开了一桌麻将。沙莎说这是照我母亲的意思办的，让老赵幸福一点。沙莎的意思也对，无论在这个城市的哪儿，碰到有人叫痛苦之后，必定还要补上一句：三天没摸麻将了！从此老赵天天晚上上我家来，很少同钱主任一道出门去散步。这样玩了十几场。有天晚上，还没到十一点，老赵突然捂着嘴跑进卫生间。他在里面呆了十来分钟。汪总这时正抓着一副好牌，豪华硬七对已听和了，他急着催了几次，要老赵快点。老赵出来时，脸上挂着一副凄惨的微笑，他对我们说：“好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一坐下，他就将一只东风放出来，并说：“汪总，成全你了，也算我积一回德。”汪总愣了愣后，还是将牌推倒和了。他还是单吊东风。偶尔过来冷冷看几眼的王婶也忍不住笑了。钱主任则不高兴，她起身去上卫生间，刚一进门就惨叫起来。
卫生间地面上全是血。
老赵像是得意地说：“是我吐的！”我、汪总、还有钱主任，七手八脚地将老赵送到二医院。大夫当即就让老赵留下住院治疗。到第三天，诊断结果出来了，是肺癌晚期。医院没办法了，钱主任只好将老赵接回来，餐餐做好吃的给老赵吃。
由老赵的脸色自然想到师思。我几次叫她上医院去查一下，她都不理。从在电梯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后，她又像观音菩萨像一样对我。
星期五的早上，我和沙莎在办公楼前的小吃摊上吃热干面，晚来一步的师思出乎意料地抢着将我们的钱给付了。然后说：“我若是去坐牢，请你们常去看看。”师思先上楼去了。我问沙莎是怎么回事，沙莎告诉我，局里已查清了，师思同主编一起，利用给黄鹤山庄做广告的机会，接受了对方的一套住宅。主编将它偷偷给了师思。作为回报，师思当然献出了自己的秀色。
见我作不出反应，沙莎说：“这家的热干面做水了，以后我们不在这儿吃。”我突然责怪起沙莎来：“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别太将那破纪律当回事！”上午九点，局纪检组的人来杂志社开会，他们庄严宣布将那套房子收归局里，然后统一分配，对主编和师思只是给了个行政记过处分。宣布完后，他们问主编和师思有什么意见。主编说了一通让人肉麻的话。
轮到师思，她说：“我希望局里能将这套房子分给局长的女儿。”师思用从杂志上撕下来的纸，叠了一只小房子，再用拳头将它砸扁。
我跳出来说：“我支持师思的建议，现在到处都在流行这样的分房原则，希望我们局不要例外。”杂志社的人全都狡猾地笑起来。
我的话当天就在楼上楼下流传开了。下班回家，没想到沙莎表扬了我，说我终于有几分像武汉人，嘴巴上特别来劲。
嘴巴再厉害终归还是嘴巴，永远比不上屁股，屁股坐准了，那才是真厉害。被局里收去的房子，当天下午就被分给了上次分房的第二十一名，局长的女儿。看着那张光明磊落的告示，大家都无话可说。只有师思自己嘟哝一句：举贤不避亲。
星期六一早，沙莎就同老赵他们一道去鸡公山避暑。老赵自己坚决要求去，局里见他不像个晚期癌症病人，就同意他去。沙莎的名额是处长让给她的。临出门时，沙莎只叮嘱我一件事，有陌生人打电话找到家里，什么也不要多说，让对方一个星期后再联系。局里的车在楼下等着，我送沙莎上车时，钱主任在马路边对老赵一声声地嘱咐。车上的人都笑话，人到老了方知爱情甜蜜。
刚刚回到屋里，门铃就响了。我以为是缠绵的钱主任有话想跟我说，开门一看，外面站着的竟是师思。
师思进屋后，自己打开冰箱，将一大瓶可乐咕咕地灌进去大半，放在桌上的那碗我给自己准备的绿豆稀饭，也被她端起来就喝下去。我在一旁问她怎么了，她也顾不上回答。
放下碗，她就往卧室里钻，嘴里说：“我想睡觉！”卧室的地上还有昨晚我同沙莎用过的卫生纸。师思视而不见，她一下子趴在我用的枕头上，只来得及对我说一句“将空调打开”，就睡着了。我怔了一会后，开始收拾夫妻间不可示人的那些东西。并抽空打量着师思：师思的皮凉鞋很脏，不仅有干泥巴，还有湿泥巴。纯棉白色短裙的后面，有一大块被青草染成的绿渍。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比男孩子照顾得还差，眼窝肿肿的，还有泪痕。房子收拾整齐后，我站在床前，犹豫着思忖该不该将那双脏鞋脱下来。就在我下决心将那脏鞋脱下来时，呼机突然响了。我伸出去的手一哆嗦，响起来的呼机是师思的。我回到客厅，从那只红色拎包里取出呼机，将按键按了一下，显示屏上出现一排字：师小姐，有位女士骚扰你，按规定我们没有呼你，谢谢你对本台的信任。十分钟后，呼机又响了，这次是给语言信箱留言，那呼叫的电话号码是主编家里的。师思的呼机每隔十分钟就响一次。每次都是那个号码。我试着打过去问主编在不在家，一个女人凶恶地说他得艾滋病被隔离了。我明白那边东窗事发了。
我找出一只夹子夹住自己的鼻子，然后又拨通主编家的电话。我说：“是不是你在骚扰师思，告诉你，我是她的男朋友。你丈夫不是个好东西，老子要将他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