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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顾客中心的立场上来看，我们来想，我们每一个政府都是一个公共服务机关。那么我们就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比如讲，谁是我的顾客？谁是我的服务对象？我们的顾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怎么来做才能满足顾客的基本需要？我想消费者主权的原则运用到政府的治理当中，就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基本体现。
王鲁湘：人民主权有点抽象，距离挺远，但是消费主权我们每天都在实现它和运用它，就是不等同但可以类比。
张成福：可以类比，是、是、是，因为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把一个很虚幻的概念化为一个很切实的一个感受。这是我讲的政府制度创新的第一方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很开放和透明的一个政府。民主社会的治理，是以透明和开放为它的重要特点的。马克思当年对官僚政府曾经作出了一个批判，他讲，官僚政府最大的特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的秘密性，在于它的公会性质。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去年大家感受最深的一点，SARS的时候，大家经常会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公民的知情权、政府的开放性、政府的透明度。我们讲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开放的政府呢？道理很简单。
我讲一，开放的政府，这是公民知情权的需要。知情权，我们经常讲的，The right to now这个权利，是我们公民的一个基本的权利。而且知情权，我讲也是公民其它权利的一个保障。你如果没有知情权，你很难谈得上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所以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的政府掌握着社会当中最大的信息。所以说我讲政府，实际上是这个社会当中最大的信息中心。公共部门和政府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能被社会充分的利用的话，那无疑会创造更高的价值。所以说这是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我讲信息公开还是有意义的。
另外，我讲政府的开放和透明，也是保证政府权力不被滥用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因为经验证明，阳光是世界上最好的消毒剂。
最近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各个部委基本上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你比如像公安机关，现在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我们一再强调政府的信息公开，实际上最近好多省份，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广州市，是中国第一个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这个规定的一个城市。实际上最近北京市、上海市都在做这样的实践。我们中国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在制定当中，我相信马上也可以公布。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也是中国政府制度创新要始终坚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当然政府信息的公开，我讲它是以保障公民的隐私权、保障信息的安全和公共的利益为前提的，也不是说一切东西我们都是应该完全公开的。这是我讲“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讲“中国政府制度创新”，我们实际上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回应力和负责任的一个政府。我经常讲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信托者，是护国的卫士，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官员都要及时地回应公民的要求，所以这个回应性是很重要的。
所谓的回应性指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当公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诉求提给你的时候，你不要先说能不能解决，就是能不能回应，能不能回应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从责任性的方面来讲，我们讲政府和政府官员，你要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要捍卫和实现公共的利益，这都是你的政治的责任。作为公共官员，你要尊重宪法和法律，真实地执行法律，你要承担法律的责任。我说“在中国当领导，恐怕是风险比较小的职业。”我这是前几年讲的观点，可能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鲁湘：不会有太本质的变化，否则的话你不能理解，这么多人为什么要投资去做领导。
张成福：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王鲁湘：可见这个投资还是风险最小的投资。
张成福：我就讲，主要是政府官员、政府部门、政府官员所掌握的权力和他们承担的责任之间的失衡。因为在世界上，我经常讲你拥有多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再也没有一个比只享受权力，不承担责任更舒服的事情。所以说，我讲我们的公共部门、我们的政府，要勇于承担法律的责任。实际上，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也是中国几千年，老百姓的一个理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这种理想很快地来转化为现实。当然政府要切实地履行职责，你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行使、追求专业的卓越，这就是你政府管理的责任。你比如说，我讲衡量政府责任的一个很重要的程度，就是你在你所管辖内的事务的公共问题，是不是得到了很有效的解决。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你作为一个官员的行政责任。
另外我讲，作为政府官员，我们要在个人的生活当中，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在社会的生活当中，要展现正直、诚实、仁爱、简朴、廉洁等高尚的美德，这就是伦理的责任。
另外一点我说，最终，这个责任政府的实现，它既取决于公共管理者的伦理自觉性，也更有赖于我们社会一个监督机制的建立。所以说，从中国的目前情况来看，完善立法、司法、行政、社会、新闻、政党、公民的监督，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建立责任政府不可缺少的环节。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方面。
我讲的第四个方面，政府制度创新，我讲实际上我们要致力于创造一个，建立一个公平的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这么一种政府的制度或者政府的管理体制。
我们经常讲政府是一个公共服务机关，政府给社会提供的是一种公共服务。那么公共服务，它最大的特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公共服务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普遍性和非排他性。我们不能把一部分人排除在享受到社会的公共服务之外。我们中国的社会在这方面，我们的确有待很多要加强的地方。我们来仔细地想一想，我们在中国有多少人享受到了社会的保障。
你比如讲，我们中国的高考政策，城市孩子的录取分数线和农村孩子录取线是不一样的。农村孩子，你即使考很高的分数也不能上重点。那么从社会的公正性的角度来讲，我就经常质疑这一点政策的公平性。因为政策本身是不公平的，你无论怎么去执行都不可能保证公平的结果，对不对。大家经常讲治愚先治贫，中国社会要发展，走向小康社会，那么从政策取向上来讲，应该更多的要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平等权利，这一点恐怕要更重要。
建立一个公平的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这么一个政府，它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意味着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是要受到平等的保护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有一部分人享受到了社会的某些权利，另外一部分人不能享受这样的平等权利。政府要尽可能的为公民平等权利的实现创造机会。也意味着政府，在它的行政的行为当中要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对不对。也味着什么东西呢？也意味着政府要更加关注这个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更佳、更好的服务。也意味着政府要扩大公共服务的受益面，意味着我们的政府，在政府的决策过程当中，要超越特殊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大家知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讲的一个，创造一个，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平的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政府。
另外，我下面要讲的是，关于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效率和高绩效的政府。我讲政府是不是高效运作，一直是一个判断我们政府治理是不是良好的一个标准，也是判断政府是不是负责任的一个标准。那么高效的一个政府，它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意味着我们政府能够充分地利用各种的资源去实现目标，意味着公共部门、政府要重视公民的金钱的价值，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很多同志讲，说中国政府的管理成本是世界上比较高的，这一点的确也是事实。
因为政府的管理成本高，就意味着公民的利益的丧失。为什么呢？因为支撑政府运作的一切经费，都是从公民的口袋里面拿出来的。税收，对不对。过去毛泽东讲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的确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对人民的犯罪。它也意味着我们的政府要重视时间的价值，符合简单的效率原则。我们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大家、老百姓经常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政府，叫做事难办。在中国办一件事情要盖几十个公章，最多的在中国，我在研究公共管理发现，在中国最多的盖的公章，可以盖到三百多个公章，才能办成一件事情，所以这的确，恐怕是有问题的。
王鲁湘：当时他们说我们政府叫做，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然后人家就跟他们提意见，他们反过头来说，“小子，我不遛遛你，遛谁啊”。
张成福：所以说我们讲，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也意味着政府要重视结果的价值。为什么讲这个呢，效率这个东西，我经常讲，我们不能光看鸟的翅膀扇得有多快，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判断鸟飞得有多高，对不对。政府管理容易把自己的投入当成自己的产出。我们经常会听到领导做报告的时候，会发现说，我们今年开了多少次会，发了多少次文件，花了多少钱，成立了什么样的机构，所以说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政府往往是很喜欢用投入来换取自己的产出，但是问题恰恰在这里，我这里面提出说，正视结果的价值，就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最终判断政府是不是有效能的，就看社会问题的解决程度而言。
另外我讲，有效率的政府也意味着我们正视服务的价值。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最终要衡量的是以公民是不是满意，作为衡量你政府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方面我们的确要做很多的事情，促使我们的政府更加有效率和有效能。
“中国政府制度创新”下面一个问题，我就想简单谈一下关于参与和网络式的政府治理问题。也就是说，讲当代公共事务的复杂性使得政府的治理，我们讲存在着一个，我们说一句话叫做不可治理性。为什么叫做不可治理性呢？就是现实的社会事务太复杂了。大量的公共问题每天都在呈现，使得我们忙于应付。那么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单单政府一个部门，不足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当代的政府治理，我们是需要政府、公民社会、企业的共同参与，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所以说，在今天我们政府制度创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政府单独治理的一个强势国家的模式，而建立一个政府、社会、企业共同治理的这么一个模式。所以为此，我们就要重新认识和确定政府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