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先还以为他们防匪防共那么办事认真，后来知道他们注意的，还只是烟土同吗啡，以及私行贩运的军械。（《记丁玲女士》）回到丁玲家中，他们编造的谎言果然使丁母相信了。他们在常德住了三天。为了让母亲高兴，丁玲强忍痛苦，极力装着快乐的样子，做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
她像一个中学生一样把头发分开，穿上母亲喜欢的衣服。她还要沈从文吃饭时，尽量和母亲喝酒，有时甚至还故意发发小脾气，引得母亲的欢心。
三天间，沈从文一直担心丁玲会当着母亲的面，失去感情的控制，而暴露实情。
但丁玲自始至终表现得如在上海朋友面前一样镇静。当离开家乡后，她才告诉沈从文，
她一直想哭，但不敢哭出声，每天晚上都是用齿咬着被角哭。
按照他们事先的计划，提前写好的信和电报相继到了常德，这些信以胡也频的口气说，“姆妈，莫太自私，把女儿留下！快放冰之来上海，同我见见面，我们一别必需三两年方能见面，我走后，她回来陪姆妈的日子长！你再不放她出来，我真的不高兴了！”
丁玲的母亲相信了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只在常德住了三天就启程回沪，把孩子留在丁母处。对于沈从文或丁玲，都可以把这次称作既短暂又漫长的旅行。两人都以各自的举动，闪现出他们灵魂或感情的光彩处。
“我们一切的安排，就正是不让那老年人知道那一家人所遭遇的真实的不幸！”
沈从文的这句话，可以说包含了他对胡也频遇害的态度，也包含着他对丁玲的友情。在晚年，如果他回忆起这次特殊的旅行，应该还会有苦涩和温馨混合一起的滋味。
回沪途中，他们在武昌停留了数日。由沈从文带着丁玲去武汉大学探访了在那里任教的陈西滢、凌叔华夫妇。
凌叔华回忆，他们来去匆匆，只在她家住了一天。她和丈夫曾陪他们在东湖浏览一番，第二天他们就上船了。她的印象中，丁玲的样子很憔悴，情绪也不高。在谈话中，大家都避免谈论令她不畅快的事情。沈从文则顺便打听了继续任教的可能性，结果自然失望。（1989年12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回到上海，本来沈从文曾答应去南京办一个刊物，想把它办成一个在精神方面具有独立性的刊物。但丁玲反对他这么做，认为他去南京不啻“与虎谋皮”。沈从文听从了丁玲的意见，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正在经济上开始遇到困难时，沈从文收到徐志摩来自北京的信。
自1925年以来，徐志摩成了沈从文的文学知音和支持者，是他最早在报刊上撰文高度评价沈从文的才气。随后几年间，除了《小说月报》外，《新月》以及新月书店，是沈从文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同时，因为沈从文的缘故，胡也频和丁玲的作品，也在《新月》或新月书店发表、出版。
徐志摩这次来信是邀请沈从文到北京。他在信中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虽仿佛皆填满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到你一来北京米就会涨价？（《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听从了徐志摩的建议，于5月中旬离开生活三年的上海，又回到了北京，丁玲则留在上海，仍和沈从文的妹妹住在一起。她以一种崭新的精神状态投入了胡也频未竟的事业。
沈从文走了。上海留在他的身后，他和胡也频、丁玲最美好的友情也留在他的身后。
沈从文到北京后，仍然关心着丁玲的现状。他走后，丁玲仍然和她的九妹住在一起。从丁玲和九妹的信中，从报刊上，他知道一些关于她参加政治活动的消息。
这时，沈从文正继续着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时开始的对张兆和的追求。在一封情书中，沈从文提到了丁玲最近在中国公学的一次演讲：听说到过你们学校演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我是同她顶熟的一个人，我想她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除了红脸不会有更好的印象留给学生。（《新费邮存底》）丁玲的这次演讲，是在1931年5月28日，她和当时左联另一位作家韩侍桁，应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邀请前来，6月8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13期，发表了记者罗菲关于丁玲演讲的记录稿，沈从文可能就是从这里得知的。
丁玲演讲的题目是《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她谈到了胡也频的死，谈到她对他的死、对小报关于她的谣言的态度。
死的原不只是一个好朋友；不过一个人与丁玲生活很接近，而大家只为是这一个人，而发生趣味；同时也以为一个人的死，只关系一个人，小报的造谣，说是无别人来追随死者的志趣；假如是同情这一个或许宝贵！但他们的态度可以找一点证据；大概他们以为哭，或比哭更无聊些。有人说：死去了一个朋友，仿佛丁玲应该努力；也有人对我有善意的勉励。但死人的意志，只在一个人身上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
丁玲四处演讲，曾使沈从文为之担忧。他不主张她这样做，甚至认为，她的演讲的激烈，将来有可能累及邀请她的学生们。同时，他觉得丁玲的习惯并不适宜演讲，“她喜欢的是二三知己毫无拘束的谈天。一切应对皆浸透了亲昵与坦白，且许可随随便便的，继续不一的谈下去。”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人们可以越过她所不擅长的演讲形式的樊篱，从中看到丁玲富于感情的气质，从那些表达得并不流畅并不动人的话语里，体会到她所蕴藏的一颗“对于人类博宽容忍与爱好的心”。
沈从文是在1931年5月中旬来到北京的，月底便收到了丁玲的来信。她谈到自己对创作困惑，谈到在上海的活动以及下一步的打算。这封信，沈从文引录在《记丁玲女士》一文中。不能断定这信，包括其他引录的丁玲的信，都是原件，但至少在内容上是可信的。
丁玲在5月底的这封信中写到：……都说我可以同白薇一样，不妨教一点书。我明白这种事情在某种人来说算不得坏打算，但我却太不行了。我不教书！倘若我当真还应当放下这枝笔，转到一分新的生活里面去，对于我相宜的，恐怕不是过大学去教人，还是到下层社会里去得点教训。
我这些日子东奔西走，忙于演讲，来听讲的照例总那么多人，话说完时还得被年轻大学生围着，询问这样那样。他们皆那么年青诚实，和谦虚。可是人却非常感到疲倦了，尤其是当我从台上走下来，离开那些大学生时，说不出的一种空虚压在心上。“这样年青人能从我这方面得到些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们些什么呢？”
我不高兴！我觉得演讲已够无聊了。
“想象我这样的性格，真是使自己难过的性格。从明天起打算多写些文章，没有人印，没有人看，也得写，我最相宜的工作，还是不放松这枝笔！社会是那么宽泛的，需要各样的人在各样各式的工作中，极诚实的干下去。勇敢的死需要人，坚忍的活下去更要人，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报酬再少，环境再坏，也必需支持下去！
…………不管环境如何艰难，沈从文和丁玲，都以各自的方式，开始新的生活。
刚到北京，沈从文住在燕京大学的达园。在这里，他结识了年轻的萧乾，正是萧乾使他写出了《记胡也频》，由他第一次把他和胡、丁的友谊见诸文字，并成为他的众多作品中独具特色的一部人物素描。
他是在杨振声的家中认识萧乾的。年轻的萧乾此时正在辅仁大学英文系本科学习，在此之前，他曾在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读书时认识了老师杨振声，从这位老师这里，他得到了对一些当代作家的理解。在通过杨振声介绍认识的作家中，也许可以说沈从文是对萧乾后来的人生道路最有影响的一个。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晚年的矛盾，同样是既充满美好最终又令人遗憾的事情。
他们的结识，应该是在1931年六七月间。这时萧乾刚刚与一位美国青年安澜合作，创办英文周刊《中国简报》。这个刊物由安澜出资创办，主要是将中国发生的政治文化动态，介绍给在中国的外国人，萧乾主要负责文学部分。在发表关于沈从文的介绍之前，他已陆续介绍了郭沫若、鲁迅、闻一多、郁达夫。
在7月29日出版的第8期《中国简报》上，发表了萧乾写的沈从文的专访，同时刊有由萧乾翻译的沈从文的作品《一个蠢人的日记》、《阿丽丝中国游记》片段。
通栏标题是《今日中国一个伟大的幽默家》。
与这一期同时，编者发行了一份单页中文宣传广告，谈到以后的设想。在以后的刊物上，将继续介绍一批中国作家，其中就有丁玲和胡也频。萧乾写到：每期介绍作家一人，述其身世、性格、风格，并选其短篇代表作。……待介绍者有志摩、沫若、光慈、叶绍钧、张资平、周作人、冰心、丁玲、胡适、冰莹、苏曼殊、胡也频诸作家。
萧乾的这一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中国简报》在第8期之后，因为亏本而停刊。
尽管如此，他的设想却促使沈从文写出了《记胡也频》。沈从文在《记胡也频》和《记丁玲》中，都提到了萧乾约他写文章纪念和介绍胡也频的事情：我还在北京住下时，有个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小朋友，同一个很爱重中国的年青美国人，为了他们所办的英文简报，平时即专以介绍点中国文学作品以及关于文学消息为目的。海军学生等失踪，中国人在麻木中忽
视过去了，他们却觉得是一件不能过分忽视的事情，想为几个在中国混乱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别出一期专号，要我为他们用中文写点关于海军学生的一切，以便翻译成为英文。我答应了他们这种委托，因此写成了《记胡也频》那篇文章。（《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在答应萧乾的请求之后，曾写信给丁玲，征求她对写作的意见，还建议由她自己来写。丁玲回信说：我目前不能写这种文章，我希望你写。可以少写些，这个人你明白的，三句话就可以说完。还有写时得小心一点，因为家乡那一个，我们还不适宜于把这个人的真实消息送回去！她还以为他在俄国，寄了一张小孩子的相片，要我转寄过俄国！
8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青岛大学任教，《记胡也频》就在这个海滨城市开始写作。在快写完时，他又给丁玲去信，把文章的内容和字数告诉她。丁玲于9月29日写来第二封信：……记也频能准我看一看吗？我也常常想为他一生做一长传，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觉得太费力了。我这人真是个不合理的人，讲实利讲到这样子！不过我想我可以写一点出来，在我个人对于他的纪念。但这是以后的事。所以如今你能写，我非常高兴。
沈从文的文章于9月初结稿，这时《中国简报》已经停办，他便把文章寄到上海，在《时报》上连载。
10月4日，《时报》在第6版上开始连载《记胡也频》。很有意思的是，《时报》此时已经将巴金的名著《激流》连载至141次，沈从文的作品正好与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