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时报》在第6版上开始连载《记胡也频》。很有意思的是，《时报》此时已经将巴金的名著《激流》连载至141次，沈从文的作品正好与巴金的作品同时与读者见面。从这一天开始，在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的名字或者同在一日，或者同在一版出现，也可谓一个佳话。
第二部分第13节 《记胡也频》
沈从文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时的题目为《诗人和小说家》，连载至第十一次（10月15日）时才改为《记胡也频》。
《记胡也频》分34次连载，前11次由编者加有小标题，后面部分则取消了标题，题图一直为一位女子头像。在开始连载时，编者加了按语。按语写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大家多已读过了罢，幽美的精致的描写能如诗一般含蓄着不少韵味使你可以耐久地咀嚼，我们认识了这层，所以特别请求他为《时报》作稿，现在承他一口允许，先就寄下这篇长凡二万字的写实文章来。他与胡也频的过去，胡也频和丁玲女士同居的情形，而且还加着他自己写作生活，有历史意味，亦有小说意味，比他平常发表的作品，我们相信这篇更为难得，在那里显示出现代文艺界生活是何等困难，不过我们也在那里可以看出因为许多困难便就产生了不少青年作家，我们是十分钦仰青年作家，我们更感谢沈从文先生在百忙里许为我们《时报》作稿。
《记胡也频》连载至11月29日结束。丁玲就在这一天给沈从文一信：《时报》上的文章我觉得你太主观了。尤其是关于《一幕悲剧的写实》那一段。
当日也频写时原本全是臆造，我不愿小气，不同他计罗。而你又忘却你自己，用这作材料，无乃冤枉丁玲之至！（《记丁玲女士》）丁玲所不同意的这一段，主要叙述丁玲、胡也频与一位房东太太发生的故事。在1932年出书时，沈从文将这一部分给删去了：两人搬去了不久，又到了有眼睛的就应该放肆的流泪，有口的就应当骂人赌咒了，这原因就是那个女房东太好了一点。
另一个人也到了把感情散布到习惯以外的趣味时节，相随而来的，就是多少青年人的孩气。这些眼泪同盟誓，若果两人不迁出这个房子，不是容易结束的。
这故事，在也频一个中篇小说上，似乎描写到过一点点。人心原来全是脆弱不过的东西，何况又正年轻的时节，温柔体贴的言语，都愉悦人的身体，摇动人的兴味，正如同一阵大风摇动小小芦苇，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这类事属于年青人应有的一份，所以任何任性处，皆能使人觉得青春的力的可爱。在他们两人之间，没有比“任时间过去”一种方法来处置这事还好的方法，因为时间将使糊涂的成为清醒，先一件事已经有了明白的证据，同一事情可以希望在同一情形下结束，这是我预先料得到的。
但在另外房东那一方面，似乎不久也就有了眼泪同口舌了，……胡也频的《一幕悲剧的写实》，以日记体形式，记述男主人公同一位房东太太的婚外恋。从刚刚接触时的感情微妙变化，一直发展到两人偷偷到杭州西湖同居，随后又大彻大悟，放弃了各自的幻想。小说甚至明确写明主人公和房东太太感情发生关键变化的那一天，是1928年10月30日。
这个日子，是《红与黑》副刊停刊的前一天，也是胡也频和丁玲即将同沈从文一起搬到萨坡赛路二百零四号的时候。胡也频的这部长约4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创作于这一时期，并在1929年2月出版的《人间》第2期上开始连载。在他的所有小说中，这部作品极为特殊，它最无政治色彩，只是描写狭窄的一己情感。
由徐志摩主编，《一幕悲剧的写实》1930年为中华书局出版。自那以后，这部作品极少为人提及，即使研究胡也频创作的文章，也未见论及。1949年后出版的所有胡也频作品集，包括由丁玲编选的集子，都没有将它收入。
《记胡也频》约4万字，沈从文以一个小说家的多彩笔调，生动地描述了他所认识、所理解的胡也频，而这种描写，始终贯穿着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友谊，可以把它看成两年后《记丁玲女士》的雏形。
对死去不久的朋友，沈从文怀着深厚的感情。虽然在生活中，他未必同意胡也频的政治见解，但在这篇作品里，他对胡也频却表现出敬意，活泼而生动的文字，流露出由衷的赞美。他把自己与胡也频进行比较，感叹自己性格的弱点，而胡也频在他看来，则是一个时时充满自信心的强者。他下面的一段叙述，正是从人的角度以他独特的理解而对胡也频所作的评价：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和“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去太远。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迹。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触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沈从文在文章中不提名地谈到了当年“鲁迅误会”的事情，这也许是他最早见诸文字的地方。他说：“同时丁玲女士，有继续了这一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
说是记述胡也频，其实关于丁玲的篇幅甚至还要多。这里对她的描写，同样充满着友好，更是把她作为一个亲密的朋友而毫无掩饰地来写。他认为，正是胡也频的影响，才使丁玲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这与他后来在《记丁玲女士》中所作的分析，可以互为补充：就是由于那个有男性的同伴三年来给她的影响，心灵的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由于凝静看到的百样人生，看到某一种生活里最微细的一部分，生活培养到这作者的灵魂，她不能再狐疑了。她除了运用她的最明澈的智慧，写出了作品，使荣誉伴同感谢，从一切读者方面获得，她不能再有更适宜她的事业了。
沈从文的这部作品，本来一直写到胡也频被捕、被害，但发表时却被当局删去，目前所见到的，只是写到胡也频被捕当天，到沈从文处请他写挽联的事情。文章正文留下的最后一句，正好是写丁玲：“那种镇定，在2月9日，我们从南京方面朋友左恭家里赶回来，10号得到一个消息时，还依然保留在孩子母亲的脸上。”
被删除的部分，显然是当时犯忌的内容。后来出书时沈从文没有补充，我们无法了解它们的面貌，无法知道他是以何种方式和语言，控诉对友人的杀害，表达对死者的悼念之情。但是，在写完全文后，沈从文曾补加了一个“附志”，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以深沉的哀痛和激愤，抒发了对胡也频的死的感慨。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能说出这类话，又一次显示出他的性格的另一面。他说：总而言之，到这个时节，他是用不着别人来想象他的如何存在，关心到他的本身了。但一个活人，他倘若愿意活下去，倘若还能活下去，他应当想到的，是这个人怎么样尽力来活，又为了些什么因缘而死去。他想到那些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镇定”是我们目下还要活着的人一种能力，这能力若缺少时，却必需学习得到的。一个人他生来若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损失，在那方面失去了，还适宜于在另一方面重新生长，儿女的感情不应当存于友朋之间，因为纪念死者并不是一点眼泪。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遇害，是当年震惊海外的大事件。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形下，极少有人能出来为他们公开控诉国民党的残暴。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自然没有后来人所认为应该有的明确政治态度和激烈言辞，但他仍能于艰难之中秉笔直书对友人的情意，字里行间也充溢着正义和对专制强权暴行的愤慨。《记胡也频》让人感受到一股侠气，这或许来自湘西人特有的性情，或许来自沈从文早年行伍经历的磨练。不管如何，它源于一种真诚的情感，和他的许多文字一样，也是他的艺术心灵的独特创造。
《记胡也频》1932年6月由光华书店出版，1984年在《沈从文文集》第9卷中再次与人们见面。最后一次出版时，由沈从文本人作了一些修改。
初版本中被删去的主要有两处。
第一处是涉及鲁迅：“用一个泼辣无赖精神，继承了革命文学的骂人兴味，有名为鲁迅负责的《萌芽》。这刊物事实上的编者为蓬子，同他们两人都熟习。”
第二处是写他1930年秋天到武汉后，在那里观看杀人场面的情况和感受。引文括号内即为被删除部分：或插在一堆肮脏群众里面去，看一件新发生的事体。（我为了证明我也是他们的同伴起见，既接受那些面生的笑容，还报之以一种和悦的笑脸。）那个为刀切下血淋淋的人头，同那些还安置在许多人的脖颈上的肮脏人头，总使人感到一种极其深刻的痛苦影响。在那种情形下，我的忧郁就是我的娱乐，（我欣赏那个世界的一切，享受那个世界的一切，那个世界的现象，营养到我的感情，我因此也年青了许多。）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也是数处。其
中两处如下：第一处是在谈到他们三人办《红黑》时，从不打算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不作理会。”
第二处是谈到他对胡也频的性格变到强悍的看法时补充了一句：“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的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枝笔。”
《记胡也频》当年在光华书店的初版，沈从文说是由丁玲一手经办的，虽然她对某些细节曾提出过异议，但最终她没有作任何修改。尽管这部作品是沈从文创作的，但同样可以将它看作他与丁玲共同的成果，上面凝聚着他们各自对胡也频的情感。
这是他们的友谊的一块碑石。
没有痛苦，没有绝望，也没有丝毫的凄婉和柔弱，这些，都不属于丁玲。她需要的是胆量和勇气，需要的是斗争的激烈和兴奋。
第二部分第14节 恳切的求援信
从湖南重返上海后，丁玲找到了冯雪峰，她需要马上改变生活，希望投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继续走胡也频的道路，1980年她回忆说：胡也频牺牲后，潘汉年、冯乃超、钱杏、冯雪峰，都来看过我。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便要求到苏区。为此冯雪峰介绍我去见党中央的张闻天同志，我在兆丰公园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