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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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丁玲- 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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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在80年代的今天说出如此激烈的言语;他更疑惑,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方面,引起了丁玲的气愤。    
    施蜇存也不相信丁玲过去从未看过《记丁玲》。他说:“不过,我不相信丁玲到80年代    
    才见到从文此书,她在南京时,肯定已见到了。早有人传言,丁玲对从文不满。”(1990年11月15日致本文作者信)陈明回忆丁玲看《记丁玲》的经过:“1979年丁玲回到北京,做过乳腺癌手术之后,住在友谊宾馆。那里的外国人很多,有些人来找丁玲,其中有一对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汉学家中岛夫妇。他们带着两本香港新出版的《记丁玲》,向丁玲提出一些他不解的问题。后来,他将这两本书送给了我们。这是丁玲第一次看到这本书。    
    “开始丁玲还没有心思翻阅,后来越看越生气,她认为有些东西是胡编乱造的。    
    有人建议她写文章辟谣,丁玲说,我在政治上背了许多黑锅也没有辟谣,沈从文说生活上的黑锅,我看就不必辟谣了。    
    “还有人建议丁玲写文章在海外发表,丁玲不同意。她还想到沈从文的年纪这么大了,怕他受不了,就算了。    
    “就在这段时间,丁玲陆陆续续在书上做眉批,她还曾对我说过:‘我最讨厌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还有他对左翼文艺的嘲笑。人家都死了,他还嘲笑。’“在写《也频与革命》前后,在山西大学任教的一个美国学者来访问丁玲,随同的还有翻译彭阜明和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他们谈到了沈从文和斯诺夫人关于丁玲的叙述。丁玲说,斯诺夫人是好心,但她是外国人的趣味,而且当时她们的谈话是通过翻译,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不过在革命这一点上,斯诺夫人和自己是一致的。”    
    正在这时,《诗刊》的编辑前来约稿。    
    当事人之一周良沛回忆:1980年,《诗刊》由大32开改为16开本。内容、版面都要有新貌。当时值班的负责人荻帆来约稿,我正在编《胡也频诗稿》,久未写诗,他就托我从编稿中选出几首诗来,再请丁玲同志写篇文章一起发。……不想,丁玲同志没有答应这件事,理由是,她不懂诗,写不了谈诗的文章。因为《诗刊》只是要篇纪念性的短文,既可以谈诗,也可以由作者选择任何角度写胡也频。这样商量了一阵,她也总算答应了下来。因为胡也频的忌辰是2月7日,《诗刊》就确定这组稿3月头见刊。    
    可是,该期的稿子有一半下厂了,而她的稿子还没动笔。于是,荻帆同志电话上催,也要我当面催一下。可是,她几次问我:“写什么呢?”看来,她还确实把这当件事在考虑。(《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另一个当事人邵燕祥说:向丁玲约稿时,我是随同三位主编即《诗刊》主编严辰、副主编邹荻帆、柯岩一起去的(当时我是编辑部主任),约丁玲写一篇谈胡也频的文章,她答应了。当时在场的还有陈明和张凤珠。那是我惟一一次到木樨地丁家去。后来丁写成后可能是寄交严辰(因严辰、逯斐夫妇与丁玲关系较深,延安时同在“文抗”,胜利后在张家口逯斐与丁、陈明同写剧本《望乡台畔》,五五年逯又因丁案牵连受处分)。    
    稿子转到我手,由我编发。记得我和严辰、荻帆之间谈过此稿涉及沈从文,颇与我们介绍胡也频初衷相悖,但都无可奈何。(1990年3月4日致本文作者信)除了《也频与革命》之外,丁玲还在其他文章里和一些场合或多或少地对沈从文也作了批评。    
    在另一篇关于胡也频的文章中她写到:“他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偏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他不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涌上浪头,但却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提着脑袋迎上去的,决不后退。难道这是盲目的吗?难道这应该被讽刺为简单无知吗?”(《胡也频》1980年10月)1983年4月18日,丁玲和刘宾雁访问巴黎,在接受采访时,丁玲谈到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不错,他曾陪我把孩子送回湖南,因为那时没别的人选,只有他陪着最安全。(转引自姜穆《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面对丁玲尖锐批评、指责,沈从文感到惊讶。他不解,他困惑,继而气愤。熟悉他的朋友知道,他在许多时候是一个极为忠厚宽容的人,可是此刻,在丁玲的这件事情上,他却表现出很少有过的激烈。    
    他不解,这些年来,对丁玲的身心打击最厉害的并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些仍然活着的人。自己即使与她有过什么不快,但与政治折磨和冤屈相比,个人纠葛如何也是不值一提的,更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这种烦恼和困惑折磨着沈从文本来平静如水的心境。    
    自从得知这篇文章的那个日子之后,尽管在许多人的面前,沈从文依然显得平静和从容,可是,在熟悉的亲友面前,他却无法掩饰他由此事引起的怨气。在当年7月写给老友、作家徐迟的信中,沈从文毫无保留地宣泄出他的怨气。他写到: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篇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自以为这一着够得上“聪明绝顶”,事实上,卅年代活着的熟人还多着,(即或过去和我不熟,也骂过我,但从近卅年种种印象,都会明白这文章用意的。)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几乎所有老同行,旧同事,都在新社会日子过得十分热闹时,我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说明员”。所有书全烧尽了,也认为十分平常,并不妨碍我对新工作的信心,更不曾影响我对国家的热爱。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时,还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除了此信之外,沈从文在给其他人的信中,以及相应的场合,他都私下表现出对丁玲的这篇文章的强烈不满。但是,他没有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发表,像过去许多时候一样,对他人的批评或指责,他很少出面论争。聂绀弩回忆过一件往事。40年代,他看到一篇文章的观点和沈从文的差不多,就以为是沈从文所写,便写文章骂沈从文,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沈从文的文章,聂绀弩这样说:“他这个人也有意思,你骂你的,他干他的,骂对了不做声,骂错了也不做声。”    
    这次同样如此,除了在极小范围里宣泄他的不满之外,沈从文默默地忍受指责,明知许多读者会相信那篇文章而对《记丁玲》的作者产生误会。吴泰昌记述过当时经历的一件往事:1980年,一天上午,当时的《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来电话给我,我顺便谈起马上要去看沈老。燕祥说,正好,请你转告沈老,《诗刊》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她谈到沈老解放前写的《记丁玲》一书,不真实等等(至今我还不曾拜读过这篇文章),他说,他们已听到一些反映,请我代他们作点解释。沈老有不同意见请写文章给《诗刊》。我见到沈老,就转告了燕祥的口信。我估计沈老和兆和已看过这篇文章了。沈老沉默不语神情严肃,严肃中带有几分压抑。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兆和在一旁连忙激动地说:“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在这压抑的氛围里,我坐了十分钟。到我自己也感到压抑时,我忘了礼貌,也忘了谈事先想请教的问题,突然起身开门离去。(吴泰昌:《紧含眼中的泪》)当时担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邵燕祥证实了此事。他说自己为发表了丁玲的《也频与革命》而感到对不起沈从文。他说:“丁文发出后,我觉得没法向沈先生交代,每月我亲自给沈先生寄赠《诗刊》,那一期竟犹疑推迟了一段时间。后来正巧一次路遇吴泰昌,他说要去沈先生处,我便托他转致口讯,请沈先生谅解,并冒着胆子说沈先生不妨写点什么(我不敢保证沈先生如来稿能否发出,但我想有丁文在前,沈来辩诬当可争取发表)。”(1990年3月4日致本文作者信)就这样,沈从文没有写出文章为自己辩护。一年,两年,八年,一直到他1988年去世,在这件事情上他和丁玲的尖锐矛盾,从未公之于世,尽管丁玲在他之前的1985年就已逝世。    
    黄永玉在沈从文死后这样说过他的表叔:“一辈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对他反啮,倒是从不想到报复。这原因并非强大的自信,也不是没有还击的力量,只不过把聪明才智和光阴浪费在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习惯。”(《这一些忧郁的碎屑》)彻底的破裂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他们之间。自沈从文看到丁玲的文章之后,他们的来往完全终止,只是偶尔在公众场合见上一面。到后来,沈从文说他是尽量回避丁玲,不同她出现在同一地方。    
    在一次接待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的宴会上,他们相遇了。沈从文说,丁玲在会上特地来找过他,邀请他和她同桌吃饭。但是,沈从文躲开了。只是在宴会结束时,沈从文才和丁玲握手告别。之所以如此,沈从文说:“人家已经在《诗刊》上骂过我是‘市侩’‘胆小鬼’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但是面子上我还是照顾她了。”(转引自周健强《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自这次宴会后,沈从文与丁玲不再相见了。有一次旅居海外的凌叔华来到北京,有关方面宴请招待。凌叔华提出请两位30年代的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就婉言谢绝。凌叔华后来只好单独前去拜访沈从文。


第三部分第26节 中国文坛两个重要的日子

    人们很遗憾,两位现代文学中的杰出人物,两位都来自湘西的作家和友人,在他们生命的暮年,却产生如此大的矛盾。他们各自的才华创作了辉煌的作品,他们把自己的人生脚印深深地留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都属于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人们会不断地研究他们,从他们的作品以及人生历程中领悟生命的内容和意义。同样,他们晚年的这一风波,也会引起人们的极大疑惑和兴趣。他们用丰富的作品,也用丰富的生活,在人们面前铺开了一片又一片新奇的天地。    
    中国文坛两个重要的日子:1985年3月4日,丁玲逝世。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    
    两个生命消失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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